江青在延安的幸福生活
朱鸿召
江青一九三七年八月奔赴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随中共中央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在延安十年间，她经历着堪称甜蜜的爱情，美满的婚姻，幸福的革命家庭生活。相夫教女，淡泊宁静，此前的风言蜚语逐渐消退，此后的风生水起、恶谥骂名尚未登场，她享受着人生春夏之际的芬芳岁月。
情投意合的恋爱一九三七年八月，洛川会议期间，江青与毛泽东第一次会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讨论决定抗日军事策略等问题，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城北约十公里的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报告，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肖劲光参加会议。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最后一天，肖劲光夫人朱仲芷搭乘一辆红军运粮卡车从西安途经洛川，稍事停息。随车同行的还有从上海奔赴延安的青年演员蓝苹，即尚未改名的江青。
据江青后来对美国学者维特克介绍，“我到洛川时，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正在开会。我很震惊，深恐在他们面前晕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他们全体都出来问候我（通常对文化名人都是这样大张旗鼓地欢迎？），我心里给自己打气，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失去自我控制，而且一定要挺直腰板。然后，我和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握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尽管江青的叙述中夹杂着故作矫情、政治夸张的水分，但是，中共中央初到陕北，迫切需要革命的拥护者和支持者，曾先后给予埃德加·斯诺、丁玲、史沫特莱等知名文化人士热烈欢迎。蓝苹属于比较知名的左翼文化人，尤其是奔赴延安的第一位比较着名的明星人物，受到如此欢迎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据当时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洛川会议结束的当天傍晚，他到院子外散步时遇见肖劲光、朱仲芷夫妇和一个青年女子在一起交谈。肖劲光和叶子龙都是湖南老乡，早在江西苏区就很熟悉。肖劲光为叶子龙介绍说：“她叫李云鹤，艺名蓝苹，是从上海来的进步青年，可是个电影明星哩，今天到的，准备去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蓝苹很大方很主动地与叶子龙握手问候。第二天，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江青穿一件浅蓝色旗袍，很显眼地坐在车厢里，搭便车同行。朴素大方的装束，窈窕的身材，俊美的容貌，灵动的眼神，蓝苹给予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应该是美好的。而毛泽东颀长的身材，儒雅的风度，幽默的谈吐，对于向往革命改变人生的蓝苹来说，也是具有心灵震撼力的。
大约在此路途颠簸中，蓝苹为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叫江青，希望此后人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于此前是是非非，“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城里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姓名时不再是“蓝苹”，而是“江青”。随后，按照组织要求，新到延安的革命青年需要填写个人自传材料，她也署名“江青”。
江青住进西北旅社（又称“第三招待所”），一时间比较清闲，人也很活跃。朱仲芷、朱仲丽姐妹之父朱剑凡是湖南长沙人，曾经资助进步青年创办文化书社，与毛泽东有深厚交谊。来延安之前，朱家做好了湖南腊肉，让女儿捎给毛泽东。到延安第二天，朱仲芷给毛泽东送腊肉，蓝苹要求一起去。据朱仲丽转述的朱仲芷回忆：“江青跟我一块儿去的，也真见到了毛主席。可那天毛主席正好谈完话，在院子里踱步想问题，只和我们谈了几句话，没有请我和江青进窑洞里坐。我不敢多打扰，就把江青带回来了。”这次拜访很短暂，也很匆忙，在江青与毛泽东的情感进程中有何影响不得而知。但是，几天同行交往，江青给朱仲芷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二十五岁，好精干的人。”①朱仲芷对江青的这个印象评价，应该是正面意义的。
江青离开上海经过济南、西安来到延安，没有携带党组织关系证明材料，只有一本影集。她要求恢复党籍，必须接受党组织审查取证，这样在西北旅社借住两个多月。党组织为了考验她，曾安排她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巡视团，对延安县各学校教育情况考察调研。当时农村卫生条件很差，走村串乡，工作艰苦，江青能够吃苦耐劳，深入细致，受到主持工作的副厅长陈正人的表扬。“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蚊子虱子成了王。”她对陕北农村的贫苦生活有了初步认识，没有抱怨和退怯。
根据江青本人提供的自传材料线索，党组织先后派人向李丽莲、徐明清等人了解情况，她们都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事实，不能证明其入党情况。
江青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入党，其时与徐明清尚不认识。后来，党组织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时任中共冀中区委书记的黄敬调查取证，得到肯定的回答。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江青党员身份得到确认后，获准进入中央党校第十二班学习。当时党校征用桥儿沟天主教堂为校址，共有学员四五百人，分为十五个班级，其中第十二、十三班属于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在此后六个月的时间里，江青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参加半个月的野营军事训练，整理农村教育调查报告，积极参加党校俱乐部文娱活动，是晚会上的活跃分子。但在学习讨论会上，很少发言，偶尔开口，态度诚恳谦虚：“我不大明白，请诸位指教。”
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康生、陈云乘坐苏联运输机，从莫斯科经迪化（乌鲁木齐）、兰州降落延安。一九三八年三月，与江青有同乡之谊的康生接替罗迈（李维汉）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他们都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处于战争环境下的中央党校学习没有严格的毕业时间，主要根据工作需要，随时都有被调动参加工作的可能。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鲁迅艺术学院经过几个月筹备后正式成立，急需教学管理人员。江青不希望继续从事演艺生涯，但还是服从组织分配到那里去工作。她的行政职务是鲁艺戏剧系导演兼女生生活指导员，学校教务会议和训育会议参加人员。当时延安文艺演出活动非常频繁，鲁艺戏剧系承担着主要任务，演员紧缺时，老师学生一起上，演员剧务大家做。江青又一度活跃在延安文艺舞台上。
一九三八年七月，建党纪念日和抗战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延安组织“抗战戏剧节”。鲁艺一连排练了三个现代戏：京剧《松花江》、话剧《流寇队长》、歌剧《农村曲》。据鲁艺戏剧系第一期学员张颖回忆，排练《流寇队长》时，江青主动挑选一个绰号“大红鞋”的农村暗娼角色。《松花江》是根据传统京剧《打渔杀家》唱腔，填写现代生活内容的旧戏新唱，称得上是现代革命京剧的滥觞。江青扮演女主角桂英，阿甲扮演配角老父亲萧恩。彩排那天，康生来看戏，大加赞扬，并表示正式演出时，他要请毛泽东来看，江青十分高兴。七月七日，延安举行纪念抗战周年大会，上午各界群众冒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毛泽东作报告，下午在延安老城府衙门旧址进行文艺演出，压轴戏为《松花江》。正式演出时，康生果然请了毛泽东一起来看戏。坐在前排，康生频频鼓掌叫好。演出完毕时毛泽东和康生到后台接见演员，当然特别接见了江青。嗣后，毛泽东还在延安机关合作社宴请参加演出的鲁艺师生。
值得一提的是，新编京剧《松花江》这出戏，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主要是其成功地将抗战的时代内容与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穿着渔民、农民当时通常的服装来表现抗战生活，故事的结构和唱腔板式则套用《打渔杀家》的，内容和人物塑造及其身段动作尽可能求其比较合乎现实生活，而又保持京剧的特点。演出时，戏中所表现的群众遭受惨祸的情景以及人民的抗日情绪，把旧形式和新内容的矛盾冲淡了，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参加演出的阿甲由此感叹，“想不到在‘五四’
时期被否定了的京戏，竟在抗战的革命圣地延安复兴起来。”这次成功的艺术尝试，正暗合了毛泽东随后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主张“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爱戏及人，爱江山也爱美人，当革命理想与浪漫爱情可以互为因果，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毛泽东更加关注江青其人。
“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在钓鱼台宾馆看电影时，颇为得意地对其秘书如是说。
江青与毛泽东恋爱的具体经过，也许会成为永远的个人隐私与历史秘密。三十多年后，当采访者面对面地询问他们恋爱的具体情景时，江青总是转移话题，但在她那张习惯于公众场合做样的脸上，显然闪现出浪漫思绪的光彩。这应该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并且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回避态度。“她努力保守个人隐私，因为无论是传统观念还是革命纪律都不允许她公开这场爱情与婚姻的具体细节。”作为女性，为了表示自己的矜持和尊严，江青愿意透露的是毛泽东主动找到她。据她向维特克介绍，到延安不久，毛泽东曾亲自找她出来，送给她一张他将在马列学院做报告的入场券。她感觉震惊又敬畏，始而谢绝，继而很快克服了自己的羞怯，接受了这张票子，并且届时去聆听他的演讲。无论这里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是首先认可作为一个女演员的江青，然后寻求可以合拍的共同革命的思想基础。
此间，一直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叶子龙回忆，从洛川到延安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那时，延安的文化活动很多，经常由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团体演节目，无论官兵一律购票入场，每张票五分钱。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这个《打渔杀家》，就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为纪念抗战一周年，鲁艺演出的新编京剧《松花江》，部分回忆文章中又称《松花江上》。
“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过江青，他们于一九三八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
一九三八年八月，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实际上就是正式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惊天动地的婚姻
延安整风运动前，毛泽东不是党的最高领导者，却是延安最有个性、最有思想、最有魅力的领导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他信奉绝对的恋爱中心主义，特立独行，敢作敢当。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从现代社会独立人格的角度，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反对媒妁之言，反对婚姻上的迷信观点和物质经济条件，积极倡言“恋爱中心主义”，认为“性欲的表现，大体言之，就是恋爱。恋爱这个问题，少年人看得很重，在老头子则视其无足介意。原来夫妇关系，完全是要以恋爱为中心，余事种种都系附属”。②这种恋爱是神圣的，不受任何制约、威迫、利诱，以及任何人包办、代办。只有这种恋爱结合的婚姻，才是幸福的。“婚姻的中心在恋爱，人生恋爱的要求，其势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别势力，决不是能挡得住的。恋爱既是人生极重大的要求，他的势力又非常之大，那么人人便应该各如所求，婚姻成立之后，夫妇之间便应该充满了恋爱。”③这是一种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激情的恋爱婚姻观念，是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破旧立新的具体表现。具有独立人格的男女双方，出于神圣的爱情走到一起，无须其他任何附着的结婚仪式。
“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倘要明白表示，令亲友皆知，最好在报上登一启事，说明我们俩愿做夫妻，婚姻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厅注册，乡间则在自治局里报名，亦尽够了。”④综观毛泽东的几次婚姻，除了少年时期父母包办的一场有名无实的婚姻之外，他始终不渝地实践着自己的恋爱婚姻主张。他与杨开慧的结合是这样，与贺子珍的结合是这样，与江青的结合也是这样。
在江青进入延安之前，一九三七年七月，因为“吴光伟事件”，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破裂。贺子珍负气出走，吴光伟被礼送出境，毛泽东的婚姻生活出现一个空档期。八月底，从洛川回到延安，毛泽东对江青有较好的印象，尚未发生爱恋之情。江青在进入中央党校前后，一度交往密切的是有“红军才子”之称的朱光。
党校结业分配到鲁艺初期，江青钟情的是鲁艺训导处主任徐以新。同年十月，延安又发生“刘茜事件”。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红军干部黄克功，与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恋爱不成，恼羞成怒，枪杀对方。陕甘宁边区政府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一时震惊延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洛甫（张闻天）亲自到会，发表公开讲话，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阐释革命队伍里处理恋爱婚姻关系的准则是，“革命队伍里的终身伴侣，首先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共同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才是夫妻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随即，毛泽东为抗大学员做关于“革命与恋爱问题”的专题报告，阐述革命队伍里恋爱问题必须遵循三项原则：政治一致，双方自愿，不妨碍工作。要提倡工作第一，绝不能恋爱第一，更不能“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这在“恋爱中心主义”
观念基础上，增加了革命与爱情并行不悖，情投意合的新内容。
文艺演出为江青在延安革命队伍里展示自己颀长的身材、娇美的容貌、绰约的风姿提供了自由的舞台。毛泽东对江青的关注，始于舞台上活跃的身影。毛泽东对江青的恋情，始于京剧新编艺术中萌动着共同革命理想的追求。出身卑微，禀赋甚高，性格刚强，敢想敢干，从诸城、天津、济南、北平、上海一路走来，江青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形成与毛泽东殊途同归的现代观念。
“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底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是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⑤这是江青一九三五年八月在成功扮演娜拉之后，接受上海《民报》
记者采访时的直言真语。
“做一个真正的人！”在成功扮演易卜生戏剧《娜拉》女主角娜拉过程中，更加明确了她自己特立独行的现代女性精神人格。“娜拉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的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人玩弄着的妇女变成娜拉。”但是，娜拉离开玩偶家庭来到现代社会，哪一种职业可以保证她逃出被玩弄的圈子？她认为，“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⑥由此，她倾向接受无产阶级革命观点，参加左翼革命文化活动，希望“我们的演剧应在我们这个苦难而伟大的时代中充分发挥出它的社会效能”，⑦唤醒民众，挽救危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