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现代女性，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现代女性人生命运的缩影。她们所追求的妇女解放道路，隐藏着一种内在的矛盾悖论：走出家庭，参加革命，恋爱结婚，组成新的家庭。虽然从理论上说，可以把走出的那个家庭定性为“封建的”，把重新组建的这个家庭定性为“革命的”，但是作为一个生活实体的家庭，日常人伦，生儿育女，都是基本相同的，既是温馨的港湾，又是繁杂的家务和难舍的责任。与之相关联的是现代女性的人生追求，从事社会职业与相夫教子是矛盾悖论的。江青到延安之前的复杂婚恋经历，被视为不守妇道，也可理解为一种现代女性人生社会价值实现的极端方式。到延安后，她与毛泽东恋爱婚姻关系，宁静幸福生活的基础，是建立在几乎放弃个人社会职业，隐身在毛泽东日渐伟大的政治形象背后。这是暂时的，她不可能因此改写自己作为一个现代女性的社会人生轨迹。性格决定命运，身世经历养成性格，世道风尚强化性格。
一九一四年三月，江青出生在山东诸城一个小业主家庭。父亲李德文由木工发展成为从事大车制作和修理的手工作坊主，勤奋，强悍，精明，粗暴。母亲栾氏为妾，个性极强。江青出生时，父亲五十几岁，母亲三十岁不到，家庭关系复杂，纷争不断，暴力频繁。在母亲的呵护宠爱下，江青逐渐养成察言观色，逢源借势，桀骜不顺，为所欲为的性格特征。“李进孩（江青乳名，引者注）在家中实际上和如今的独生子女一样。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比她大好多，又不住在一起，她实际上是一个人在妈妈身边长大的，没人和她争吃争喝。
李栾氏一向把她视为自己的命根子，娇宠有加，管教不严；李德文对她多是不闻不问，任其发展。她自由惯了，脾气倔强，自私自利，个性中既有母亲的刚强好胜，也有父亲的暴烈贪婪。”⑨六岁抗拒缠脚，母亲慈悲放行，略带畸形；七岁争取读书，父亲毒打不屈，走进女子学堂；五年级时被修身课老师惩罚，竟然朝老师脸上啐吐沫，被学校开除；借住天津同父异母的姐姐家，无所事事，沾染上小市民刁钻势利习气；在济南从监护人叔叔家私自出走，随民间戏班子学艺，浪荡周游四方……每一次冒险都增长了她不走寻常路的胆量和野心，每一次成功更增添了她追求无限风光的人生企图和欲望，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促使她在中国现代女性解放道路上走上一条只有起点、没有归途的风光险境。
维特克采访江青后认为：“回过头来看延安时期，作为一个年轻的妻子，一个不出名的同志，江青认识到：性关系只能进入第一回合，维持长期利益的是权力。”
“也许江青没有意识到，这个判断概括了她不寻常的生活：少女时代的坎坷曲折导致她跟最高领导者的婚姻，而这个婚姻纽带又因为她对个人权力的追求而松弛。”
一九三七年八月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一年后，江青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照顾毛泽东生活，就淡出了延安公众视线。屈指可数的例外活动是：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江青参加会议并当选为该会三十五位理事之一；同年十月二十一日，该会组织成立“工余剧人协会”，江青被推举为九位常委之一。
一九四〇年一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女子大学礼堂召开，江青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会九十七位成员之一，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论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演讲，即《新民主主义论》。
一九四六年七月，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隶属于西北局宣传部，江青当选为该厂董事会成员之一。
另据江青自己回忆，一九三九年一月，她被毛泽东安排到南泥湾三五九旅参加为期六个月的生产劳动，由于身体不佳，患肺结核，她没有参加农田劳动，而是编织十件毛衣完成任务。一九四〇年初，她担任鲁艺戏剧系教员。一九四二年五月，她以毛泽东秘书身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些回忆明显带有某种政治意图，多有矛盾之处，无法取得相应的史料应证。
可以肯定的是，江青在生养孩子后，开始恢复吸烟了。平时寂寞的生活中，唯一可以畅快心意的事情是骑马。在延安革命队伍里，骑马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也是一种时髦和奢华的标志，尤其是年轻美貌的女干部骑马。江青原来不会骑马，从西安到延安途中，由于汽车抛锚，安排她临时骑在马背上走过一段泥泞的道路，她惊恐万状。到延安与毛泽东交往频繁后，从凤凰山窑洞到北门外鲁艺宿舍，江青经常来往，有时还匆匆忙忙，开始自己行动，逐渐有警卫员护送，后来她自己要求学习骑马，延河边就多了一道英姿飒爽的风景。
据路易·艾黎回忆，一九三九年三月到延安不久，有一次在延安城外，“一个女孩骑着白马过来了，有点快，使人感到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她是谁，回去一形容，人们齐声说，嗨！那就是主席的新夫人。”
两个月后，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奉斯大林之命，到延安拍摄一部反映中国革命和抗战的电影。他们一行在去杨家岭的路上，正要过河时，“我们被一位女骑手风驰电掣般地追了上来。快要追上我们时，她一下停住了，勒紧缰绳，用一种带有野性的姿态快活地欢迎我们。她就是毛泽东夫人……在此之前她是上海的一位着名女演员，现在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她为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作毛泽东的个人秘书。她为他安排活动日程、记录演讲内容、抄写文稿，并照顾其他各种各样的杂务。这会儿，她是刚刚从毛派她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回来，意气风发地坐在她那矫健小巧、神气十足、不停腾跃嘶咬的马上，两条辫子用缎带绑住盘在脑后。她穿一件缴获的日军军官大衣，光脚穿着一双木底草鞋。‘我去告诉毛主席你们来了。’她说着猛地掉转马头，向后挥了挥右手，身体微微前倾，即刻消失在一阵灰尘之后。”这个美好的形象，被卡尔曼用手中的照相机抓拍下来，定格在延安生活的记忆里。
江青骑马也带来了是非，那就是周恩来坠马，摔断手臂，并造成轻度残疾。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晚，周恩来应邀为华北联合大学师生送行，并作《中国抗战形势》报告。该校七月七日宣布成立，择日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办学，临时借住在位于延安城西北郊外的小沟坪中央党校。从杨家岭到小沟坪，路程不远，中间隔着延河。那天延河涨水，周恩来骑马在前，江青骑马随行去旁听。过延河后，遇到一条小沟壑，江青的马一个蹦跶，撞上了前马的屁股。马受惊，把周恩来摔下来，右臂碰到石岩，造成粉碎性骨折。警卫员迅速赶往中央党校，一边派人救护周恩来，一边电话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对江青大为恼怒，责怪江青不慎使得周恩来受了伤害。受延安当时医疗条件限制和工作迫切需要，周恩来贻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八月二十七日才转赴苏联医治，痊愈后右臂只能弯曲六十度。这次事故与江青骑马有关联，但不是故意的。江青后来在维特克面前回忆延安不提此事，与江青被列入“四人帮”抓捕审判后将此事说成是故意的，都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骑马是江青寂寞生活中难得的快意驰骋，是她自强坚韧、争强好胜性格的峥嵘闪现。掌握骑马技巧后，她喜欢骑烈马，越凶越爱骑。毛泽东欣赏现代女性风采和革命精神，但是接受现代女性革命峥嵘作为生活伴侣的程度是有限的。据现场观察并冷静旁观过“吴光伟事件”的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分析，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四十四岁，正当壮年，“是那种特别喜欢女人，而且是不寻常的女人的男人。他喜欢一个富有女人味的女性能为他营造出一种家庭氛围，他喜欢漂亮、有知识、聪颖智慧，不但忠诚于他本人，还忠诚于他思想的女人。他不怕有独立见解的人，也不反对口红与烫发”。一九四一年十月，毛泽东参观“文抗”俱乐部举办的“郑景康摄影展”，明确表示自己喜欢像黎灼灼这样的摩登女性。当初井冈山时期，贺子珍曾经扮演过这样的角色，到延安时期变化了。
吴光伟似乎可以胜任，但姻缘不够。延安时期的江青是符合这种女性理想标准，比较胜任这个婚姻角色的，尤其是她与毛泽东恋爱婚姻的早期阶段。
毛泽东对江青产生不满情绪，是与江青逐渐不甘心埋头家庭，喜欢出风头，争强好胜，尖厉刻薄，不善宽恕的性格特征相关联的。
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江青顺利地通过组织审查。一九四七年秋冬时节，江青随中央机关转移到陕北杨家沟，在中央军委机关开展“三查、三整”运动中，她的过去历史又被人提起，需要接受组织审查，她大为光火。为此，她希望在夫妻生活空间里跟丈夫说说，能够幸免于难。毛泽东不同意，他们由嘀咕变成争论，由争论变成争吵。一个说：“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特殊！”“你在上海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心里没鬼还怕审查吗？”另一个说：“国民反动派造谣还少吗？他们多次登报说你和朱德被击毙了，有照片，不止一张照片，能相信吗？”“这些人跟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他们想干什么？”
“我不过一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是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最后，毛泽东吼起来，像打雷一般：“滚！你给我滚！”江青哭哭啼啼，暂时离开窑洞。
稍事平息后，毛泽东跟卫士长李银桥说：“唉，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身边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走了。”抽着浓烟，紧锁着眉头，毛泽东自我解嘲道：“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我现在有些事很难办，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唉，草率了。”
生活中的夫妻争吵，应当是属于很正常的生活范畴。争吵过程中暴露出的矛盾需要及时修复，妥善化解，才能维护婚姻健康。显然，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在自我修复功能方面是比较欠缺的。
延安时期，江青私下里称呼毛泽东为“老板”，含义非常丰富：是野性的丈夫、体面的男人、阔绰的当家人、可以信赖的靠山……毛泽东接受这个称呼，乐意承担并享受一个年轻睿智女性的狡黠与多情。从情人到妻子，女人就是家。家有儿女，家有温暖。家需要营造，女人更需要呵护。人到中年，毛泽东在繁重的政治军事社会活动中，渴望有家，向往人间天伦。可惜，他不懂得呵护珍惜女人，特别是已经成为妻子的女人。所以，他慢慢地变得不能忍受江青的虚荣、装扮和奢华。
一九四〇年八月，江青生育孩子后，接连遭遇肺结核病、流产手术中纱布遗忘在腹中再次手术等一连串事故，身体不如从前。过敏性体质，心高气傲，每逢生理周期、患病虚弱、情绪低落状态，她很希望得到丈夫的抚慰温情，失望落寞的心情往往就转化为对物欲奢华的占有，借以获得一种补偿的满足感。据曾经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师哲回忆，“江青说她身体不好，要穿皮衣、皮裤，而且必须是宁夏出产的滩羊羔皮。当时，宁夏是马鸿逵统治的天下，如到宁夏买东西都动用了保安处的外勤。
她要吃阿胶，通过关系到山东买了，经过香港、重庆的办事处才运到延安。”兴师动众，劳马舟车，江青本人不一定知道购置这些名贵物品的路途艰难，毛泽东甚至不知道身边同志有过这些行为，但是当江青穿着这些衣物时，越来越拉大他们夫妻之间的心理距离。毛泽东最讨厌江青骂他“土气”、“土包子”，江青最不能忍受毛泽东怒斥她“滚出去”、“资产阶级作风”。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美国政府外交机构的斡旋下，毛泽东应邀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一日，谈判持续四十三天，进行得很艰难。江青深知毛泽东此行风险很大，自己有责任与丈夫患难与共，在征得毛泽东和中央有关方面同意下，以医治牙病为由，毅然携幼女飞往重庆。尽管她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与毛泽东分开下榻，但可以在危难时刻与丈夫靠得更近，于私于公都是体面光亮的。三个月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江青搭乘周恩来工作飞机，再次飞往重庆，并且花费颇巨。账务报销时，需要从中央特会科的特别经费中开支，师哲坚持要江青说清楚开支项目，钱是怎么花的，与江青发生激烈争执。江青表示愿意自己承担这笔开支，用边币兑换法币。师哲不同意，一怒之下掀翻了桌子，拂袖而去。毛泽东就坐在隔壁窑洞里，听到争吵后起身到窑洞外来回走动，始终没有作声。后来是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打了圆场。
毛岸英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孩子，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由斯大林安排，随两位苏联医学专家专程从莫斯科飞回延安。
江青待他如同己出，毛泽东非常欣慰。
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江青坚决要求与毛泽东在一起，同甘共苦，荣辱与共。行军路上，风餐露宿，道路泥泞，大部分时间借住老乡家里，江青身上染上了虱子和跳蚤，她没有怨言：“当时我身上有个搪瓷缸子，栓在皮带上，一个战士有个热水瓶，倒水给主席喝，给我喝，再给警卫战士喝，都在一个杯子里。”
在靖边县小河村，他们住在村民家里，江青与老乡们相处融洽，还认卜学忠家的小姑娘卜兰兰为干女儿，老乡们并不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在王家湾停留期间，中央军委会议就在毛泽东和江青居住的窑洞召开，江青作为中央直属大队的政治协理员，身为军委办公室秘书，却不得不回避。
会议开到通宵，江青只好另找住处。会后，毛泽东显得很疲乏，冲着江青发脾气。起先她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并没有做错事情。后来她才意识到，毛泽东发火是指桑骂槐，实际上是指向那些会议上与之争吵的人。在那种特殊的日子里，江青接受了丈夫这种情绪反应。江青后来回忆说，“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这是吹嘘和夸张。大敌当前，临危不惧，夫唱妻随，她是“坚持留下来的唯一女同志”，却是事实。
婚姻是从爱情中萌生出的一棵小树，幸福婚姻需要有平常心去培植，去承受。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水流最低处，融人大海，便失去了水之本色与本味。人走到最高处，位极君王，也就很容易丢失人之本性与本心。人生幸福的关键因素，是道德，而非智慧，也非事功。毛泽东晚年称自己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概括自己一生，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江青忠诚自己与毛泽东的婚姻，由生活而政治，由政治而权术，审判席上自称“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她在现代女性解放道路上追求事功，远离道德，失去了自我，异化了人生，丢弃了人性，最后众叛亲离，自缢身亡。
延安时期成为江青人生中最幸福的短暂时光。
①此处年龄为虚岁，江青1914年3月生，1937年8月实际年龄23岁。
②毛泽东：《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1919年11月），《毛泽东早期文稿》。
③毛泽东：《婚姻上的迷信问题》（1919年11月），《毛泽东早期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