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一条路就是曲线做官。当某个人科举久久不中，心若死灰，愿还从灰里冒出火花来，他便放弃读书去经商，经商赚了钱以后，再培养儿子、孙子去读书、做官，让第二代、第三代人去解决官位的问题。
天朝体制（二）
明永乐初年人内阁、日后当了首辅的大学士杨士奇曾说道：“天下之大，士之出于学校者，莫盛于江西、两浙，吉安又江西之盛者。”
今天，若再去这片明丽的山水间怀抱有大量的明清两代民居、书院、藏书楼的江浙与赣大地上走走，人们仍会为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的深长投影而惊叹——真是琅琅书声隐隐可闻，文藻辞海处处涌动；蕞尔小县不乏簪缨世族，功名牌坊密如修林……其二，中国从未引导自己最杰出的人才去搞科学技术，去办产业，去钻研学术，而最终引导他们走向政界，涉人了专制时代不可能不危险与肮脏的政治泥淖。
在以理制欲的文化密码的编程下，中国的文人们几乎都是正统的儒者，他们都颇富使命感，长着一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脸，白视甚高，“治大国如烹小鲜”，却又远离实践与生产。倘若他们和匠人在作坊里十活，或者与需要新技术的工人在一起切磋，他们便失去了其文人的身份。“这种手脑分离，同达·芬奇以下早期欧洲科学界的先驱人物恰成鲜明的对比。欧洲科学界的先驱往往出身于操手工艺的家庭，即使他们成了学者，仍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不受社会上习俗的阻拦。”（费正清着《美国与中国》）
一般来说，他们都活得很规矩，乃至很刻板。其中，不乏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忠臣烈士，也不无贾宝玉所痛骂的“禄蠹”道学。更多的则是随波逐流的人物，他们的诗、文、字以及锐气渐渐都被官场磨灭了，他们的人生价值，无论是政治价值还是自身的文化价值都没有实现，最后变成一个除了做官什么都不会的庸庸碌碌的官僚。像汤显祖这样被余秋雨称之为“挚情吟唱”的浪漫主义者，已是不谐之音；而宋应星更是凤毛麟角——他进入不了官场，走上了一条没有进入官场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最好道路。他生活在赣西北一个荒寒的乡村里，终身忍受着清贫与寂寞，却总结了前人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力创造性的成果，写下了一部中国17世纪的百科全书。其中《天工开物》一书不知怎的竞流传去了国外，在日本德川时代以后的学术界有着重大影响，当时就有日本学者高度评价道：“作为展望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是没有比它再合适的了。”
这样便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近代中国日愈闭塞保守，官场谄谀成风，民间坐井观天，天下读书人紧跟朝廷不落后。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稍稍活跃起来的思想文化界，到了清朝顿成刀下之羊，龚白珍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并不仅仅是为着“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是祈求“天公”改变那种“避席畏谈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的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中国官场历来等级森严，“下官”、“卑职”之声不绝于耳。人清代尤甚，白王公大臣起，个个在皇帝面前口口声声自称“奴才”，谄肩胁笑、唾面白干的奴性弥漫于朝野上下。
在1662-1796年的康雍乾之世，同在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开始全面冲击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及其意识形态。各种思想不断翻陈出新，各种学说竞相蚁走蜂忙，欧洲的商船与传教士不断叩击古老的东方帝国的大门。国外发生了许多改变世界面貌、大大推动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发明；在遥远的古代有如许重大科学技术发明的中国人，在清一代长达268年中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不仅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重要成果，使得中国近代化可谓进退维谷，而且全社会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几乎无知到了零的地步，对洋人的惕惧之心，则可用杯弓蛇影来形容——
过去清朝的大臣们，包括警醒者如林则徐，都认为洋人只是在海上打仗厉害，在陆地上打仗根本不行——当年英国女皇派马尔戛尼来中国觐见乾隆皇帝，清宫的礼节要求他下跪给皇帝磕头，但他坚不下跪，据此大臣们都认为洋人的腿是不能弯曲的。结果双方一开战，发现洋人不仅在海上有坚船利炮，陆地作战也很有一套。仗打败了，清王朝不得不与洋人谈判，坐下来却发现整个北京城找不到一个会讲英语的人，只能请外国人翻译。外国人怎么说，大清官员就怎么听。洋务运动一起，恭亲王、李鸿章等诸公亡羊补牢，赶紧先办了同文馆，算是外国语学院的雏形。最早只开设英文，后来又相继开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到慈禧听政时，同文馆因为要增加天文学和算学两门学科，在朝廷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史称“同文馆之争”。当朝大学士、一个蒙古王爷倭仁，认为学语言还可以，但算学和天文学也要学洋人的，岂不是完全西化了？他坚决反对增设这两门课。最后，恭亲王用茁壮的嘴力总算是说服了慈禧，但因保守派的阻拦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报名的学生很少，哪像现在学外语的人比比皆是，以会外语为荣。
过去中国从来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涉外活动主要限于接待贡使和商贸往来，分别由中央的礼部、理藩院，以及地方的督抚大员等兼管。到了清朝亦迟迟没有近代外交关系的观念，外国在中国虽设有公使，但一不在北京，二只是在代表、管理洋商利益与贸易上起点作用。咸丰皇帝一辈子怕和洋人见面，在他的旨意下，中央政府不与番邦打交道，只让地方政府与洋人打交道，甚至做生意也只让洋人在广州城外交易，完了以后又回澳门待着，不允许洋人进城……1858年，清政府在大炮的威逼下签定《天津条约》，咸丰皇帝提出，只要外国公使不进北京，每年的海关税收朝廷可以不要，只要求外国公使待在广州。但外国人却非要派公使进驻北京，这便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到了1867年，清廷用了“以夷制夷”这一招，竞聘请即将卸任归国的美国公使蒲安臣担任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又加聘英使馆员与海关法籍职员为其助理。此后，又派出如此荒古今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的“使团”，到美国去“代”中国签约。比起一句中国俗话：让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似乎要好点——清朝是被别人卖了，又闭着眼睛让别人数钱。1876年，在中华巨蛋之壳眼看就要被外力挤破的情形下，清廷终于第一次派遣本国人做驻英法公使。满清官员里几乎没有人愿意走出国门，郭嵩焘半推半就去了，他因此而有了“下地狱”的经验。这“地狱”不在大洋彼岸，而在他的老家湖南，那里关于他的诋毁闹得沸反盈天，其中有一幅对子这样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苹，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从皇帝到重臣，却仍死死抱住“天朝体制”不放，诚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占几乎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白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青春往事（一）
在海的这边，日本人很早就引进儒家学说。
7世纪初期，圣德太子悉心学习儒家经典，并将儒家思想运用到他的政治活动中，相传由他制定的着名的《宪法十七条》，就是依据《诗》、《书》、《论语》、《孟子》等书的精神写成的。镰仓时代中期，即13世纪中叶，随着两国贸易和文化交流发展，两国僧人往返日本颇为频繁，他们不仅带回了禅宗经典，还引进了因与禅宗的“心性论”结合而在宋代声名大噪的程朱理学文本。到了德川幕府时代，朱子学说被推尊为“国家学术”、“官方哲学”。整个政府都秉承儒家教义，并要求人民遵守儒家的道德礼义，爱国、忠诚、子女孝顺，在天皇与臣民、上下、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问，建立一种恰当的人伦关系。
儒家学说却未能在日本形成沿袭中国皇权社会1000余年的科举制度。
日本实行的则是以武士世袭制来管理全国。
在长期的幕府时代里，幕府将军名义上统治全国，但其实不过是相对强大的一个大名，只能直接控制1／4的土地，此外还有被称作“三都”的江户、大阪、京都的税收，以及部分的矿山作为财源。列岛上近300个各藩大名们依然是独立的，对所辖领地有独立的行政、军事、司法权，甚至可以发行自己的纸币。在军事强人丰村秀吉之前，任何试图在政治上统一日本的尝试，都遭到了大名们的强烈反抗。大名拥有家臣，他们都是武士。大名和武士占据着四个封建等级中的最高层，他们下面是农民，然后是工匠，处于最低层的是商人。在大名骑马经过的时候，下层民众必须下跪并以额头触地。对任何无礼的下属，武士有权将其当场格杀。武士有大名分配的土地——知行地，作为低层贵族，他们集中居住在城镇，并不实际占有土地，而是领取由领地面积折算的实物俸禄。武士的职责是保卫领地，领衔并管理好“士农工商”，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军官和管理人员。
各藩为了经济自立，推进国（藩）产化，以保证政治自立，一直由藩府派武士创办和经营产业，他们逐渐积累了经营和管理企业的经验。明治初年的日本，总人口约3310万人，国家机器其他的部分不算，仅作为管理者的武士就有近190万之众，与当时的晚清相比，堪称是“大政府小社会”。
世袭制绝对不是好的制度。如何要武士后代子孙保持上进心，且有武勇公正廉明之气呢？日本人极认真地奉行儒家“成仁”思想，“不成功便成仁”，任何事失败就应成仁，日本视“成仁”就是“成功”，做人做事如果因时运不济，不能克竞全功，但如果“成仁取义”，含恨以殁，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武士们并将“仁”推向极致，发展出最为严厉可怕的制度——切腹制度，武士家庭从小要教子女随时准备为主公及家族的光荣切腹。日本靠切腹制度使武士上进，武士们除了有这种“必死”的精神教育，也有学识上及武术上的要求，他们必须是武文并重，做任何事能够以性命相搏。
在幕府和大名们的总岁人的一多半来自土地税的年代，日本农民负担之沉重，生活之困苦，肯定远甚于同时代的中国农民，各藩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还不够的支出，大名和武士们向他们所鄙视的商人借债，这债务并不如中国人所常见的恃强凌弱，肉包子打狗，商人们尚能够带着镣铐跳舞。他们不但造就出了江户、大阪这样的商业中心，到18世纪时，江户的居民己达到了100万，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且还形成了他们自己笙歌弦舞、衣鬟鬓香的生活方式，包括像歌舞伎剧院以及更高雅的娱乐——早期的艺妓馆。20世纪的那些工商业巨头，如三井和住友，其实都是在大名和武士这块沉重的大石头下钻出来的。
丰臣秀吉在傀儡皇权幕后掌权者的地位被他的首席军事和政治助手德川家康所继承。日本人在德川幕府领导下度过了日本历史上罕见的长达260年的和平。这大约正是中国的清朝，在这前后，西方世界同样在叩响着日本的大门。先登陆的是一个来自葡萄牙的基督教传教团，团里有一支防身用的毛瑟枪。日本人对基督教的兴趣远不如对枪的兴趣大，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便仿造出600支，几十年之后纯熟地造仁了30万支，使装备一直处于冷兵器时代的武士们一跃走进了近代化。
德川幕府尽力将糖衣留下来，而将炮弹扔回去——镇压在国内开始萌芽的基督教；除了留下长崎给荷兰和中国商人进行贸易，但必须处于日本政府全天候的监视下，其他地方的外国人一概赶跑；对于一切企图离开列岛或从外国归来的日本人处以死刑。1638年，一个葡萄牙的官方代表团为说服日本放弃他们的孤立主义政策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他们不避艰辛与风险来到日本，其中的13个人被斩首示众，当时还没有阿拉伯半岛电视台，但这并未妨碍让世界听到德川幕府的声音，它放了幸存者回澳门，并要后者带话给西方世界：“让他们不要再打我们的主意了，就当做我们不存在这个世界吧！”
200余年后，1853年6月5日，4艘美国战舰出现在天水一色、海鸥点点的江户湾。
4艘船里，有两艘是不久前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蒸汽船，船身涂得漆黑，汽笛像一个怪兽一样不停地嗷嗷叫唤，住在海滨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从未见过这样的庞然大物，因此他们永远地记住了这一天，并称这一天为“黑船日”。
这支小舰队是由佩里准将率领的。由于难以揣摩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打开这个极力要隐蔽在太平洋风浪里的国度的大门，随船带来的礼物可谓五花八门：首先是酒，形形色色的酒，威士忌，香槟白葡萄酒，仿佛酒是各民族男人们的世界语。美国特产的珍禽异兽，其中有一只装在笼子里的白鹦鹉。一箱转轮手枪，一架银板照相机，一套电报设备，一辆蒸汽机火车模型……佩里还带了一封七个月前起航时还在任上的美国总统的亲笔信，在信里，总统阁下称日本天皇为美国的“伟大的好朋友”。
不能做主的天皇即使愿做美国的朋友，也只能是个影子朋友。德川幕府紧急动员了来自全国的两万多个武士，要赶走这些“浑身是毛的野蛮人”。长期的和平状态已经使武士们的作战技能大大退化，但和平状态下由于充满了酒肉的滋润，战争的叫嚣声却更加壮烈。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被召集起来，这使得江户一带新盔甲的价钱在一夜之间翻了4倍。武士们的防御，明显不敌那四艘船上在工业革命的炉火里锻造出的新式枪炮。日本人采取了以后在“二战”快结束时他们也用过的拖延策略，并祈祷再一场“神风”降临在江户湾。佩里也不急于在日本留下来，他多半是个从美国西部江湖走出来的牛仔，身上透着一股豪迈劲儿，他把前总统的信留给日本人，自己一行人还要到神秘的中国去玩一玩，但他留下话说：他会在第二年春天回来等候回音。
佩里准将的这4条船是去了正酝酿着鸦片战争硝烟的清朝道光年间，还是去了东南亚哪个岛国吃喝玩乐去了，我一时找不着有关的史料。
能够确定的是，1854年2月，这支小舰队回到了日本。3月5日，在一个名叫横滨的小村子的一棵樟树下，双方开始了谈判。到月底，正是樱花推锦铺霞般在列岛渐次展开的时候，德川幕府被迫与“浑身是毛的野蛮人”签下了日本门户开放的条约。对于日本来说，这一变化是天崩地坼的。长期以来，德川时代被称作太平盛世，这个盛世却一直是靠封锁与压制来维持列岛富士山般的安宁。现在佩里上岸之时，就是德川幕府即将下课之刻。
青春往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