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报告强调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最终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从报告这个提法可以看出，在总的方针政策上，报告延续并意图深化路线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确立了阶级斗争的核心领导地位。
报告还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因此，必须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以适应社会主义基础。这种论断极为不妥，实际上，许多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问题，是不能用压制、专政的办法而需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的。
政治报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报告认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陆”，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体现。这个主要矛盾，也必然会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来，使党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党内的走资派就是新老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
报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这些所谓根据和意义的阐发，理论上荒谬，实践上有害。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了，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时，资产阶级已基本失去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因此，阶级斗争已不是两个完整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只是阶级斗争的残余形态。在这种形势下，坚持阶级斗争中心论，号召开展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没有任何基础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社会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矛盾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会出现阴暗面，一些党员干部会蜕化变质。但是，党内斗争，包括克服阴暗面的斗争，大多数属于思想斗争的范畴，应该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原则地开展、进行，而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等同于阶级斗争，更不能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所谓“革命”来解决。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种所谓的“革命”，没有任何革命和进步意义，它只能是一场浩劫和内乱。在华国锋的这篇政治报告中，通篇不提“左”倾错误这个造成理论和实践混乱的症结，而是认定“四人帮”一伙执行的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右。而非反“左”。这实际上搞错了纠正错误的根本方向。
十分明显，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充斥着大量的“左”倾内容。这个政治报告不仅继续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左”倾错误，而且把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华国锋本人的“左”倾错误系列化、理论化了。这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了严重阻碍，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后两年徘徊前进的局面。
“新党章”的局限性
叶剑英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主要包括8个部分的内容：
1.关于高举和扞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2.关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
3.关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党的基本任务；
4.关于“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
5.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
6.关于党的干部路线；
7.关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
8.关于对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要求。
对于党章的修改，是当时全党普遍关心的问题。经过10年浩劫，党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已经被破坏殆尽，全党迫切地需要一部新的党章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推动党的事业的发展。
叶剑英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期的特点，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了新时期党的建设。
叶剑英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党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只有永远高举和坚决扞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才能保证我们党的事业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胜利前进。
报告还指出，新党章把“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写进总纲，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必须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针对“四人帮”蓄意践踏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大搞反党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的情况，报告指出，要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使之不断健全。关于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报告认为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充分发扬民主，真正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对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采取民主的方法，即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非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同时要维护党的民主生活，保护党员的民主权利。其次，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要注意集中，要加强党的纪律。报告指出，如果没有集中的指导，民主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走到邪路上去。放任的自由主义态度，满意就执行，不满意就不执行，阳奉阴违，打着红旗、另搞一套的行为是要坚决予以克服的。
叶剑英在报告中还特别指出，新党章要求全党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其主要内容是：全党必须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而在当前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要密切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加强调查研究，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谦虚谨慎，力戒任何虚夸和骄傲。
报告的上述内容表明，在许多具体原则问题上，新党章已经作了一系列积极的、适应新时期需要的修改。但是，由于当时依然浓烈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修改党章的报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错误的认识和观点。
报告在关于党的性质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上，仍然沿袭了九大、十大党章的一些错误观点。在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报告却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组织。”关于毛泽东思想，报告指出：“毛主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的斗争中，在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方面，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为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承革命的理论，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贡献。”报告还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报告的这些论断，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它只会阻碍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纠正和克服。
丧失拔乱反正的机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确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次代表大会，依然坚持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将大会置于错误的思想路线指导之下，严重阻碍了当时迫切需要进行的拨乱反正工作。同时，大会还继续坚持和贯彻了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指导思想，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高速度，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新冒进。此外，大会在总结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及阐述接班人的问题上，不适当地夸大了华国锋的个人作用，推动、发展和形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个人崇拜。因此，不论从指导思想看，还是从实际工作看，十一大都没有完成它应该完成的历史重任，致使“左”倾错误又向后延续了一段时间。
造成十一大未能完成拨乱反正任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看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主要在几个方面：
首先，“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等等问题还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特别是“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又大大助长了教条主义的风气，一切以毛主席说过的话、作过的指示为准绳，根本抛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结果形成了理论和实践上的许多无法突破的禁区。
其次，江青反革命集团虽被粉碎，但是，他们所散布的种种谬论，仍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极左思潮还广泛地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不少同志尚难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线，尚难理解许多曾经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方针、政策的错误实质。
再次，许多久经考验的、有着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老同志、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迫害，许多同志被打倒和揪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们中的很多同志仍受到排挤和压制，平反及恢复工作问题得不到解决，致使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他们难以发挥作用。
当然，客观原因只是揭示了事物的一个方面，主观原因往往起更重要的作用。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从主观原因上来看，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要负主要责任。
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过关键作用，“四人帮”倒台后，他也曾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并做过一些工作。但是，’华国锋没有胆力也没有识力解决既要否定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又要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难题。他始终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实质，始终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的严重危害性。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就不可能摆脱“左”的错误理论的影响，就不可能对“文化大革命”这场全局性的灾难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就必然会妨碍到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
当时亟待解决的拨乱反正工作主要是纠正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混乱，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华国锋大谈“三个坚持”，即要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在我国已经被消灭的形势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他的这些观点与上述拨乱反正的内容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华国锋的错误认识，曾受到党内一些老同志的.批评和质疑，但这并未引起他的足够重视。
党的十一大召开之前，由华国锋审阅圈定的政治报告初稿曾经送给邓小平审阅。当时还未正式开始工作的邓小平，出于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在经过深入细致的研读之后，对报告中的许多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意见，他甚至建议将诸如党内走资派问题、唯生产力论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从报告中删去。华国锋显然未能接受邓小平的建议，在十一大上宣读的政治报告，完全坚持了初稿的观点。
十一大报告提交大会讨论之后，又有许多老同志对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及华国锋本人的工作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许多代表认为，政治报告不应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全盘肯定、高度赞扬的态度。毛泽东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有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具体错误有两条，即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因此，全盘肯定的态度是不符合毛泽东提法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有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有的代表提出，政治报告所讲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报告中有关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加强无产阶级在各方面专政的观点，从理论上看，是根本说不通的；关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观点，也是不科学的。代表们还对华国锋主持工作以来的许多做法，提出批评。他们指出，在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这一段时期中，对群众反思、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行为采取了粗暴的压制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以“反革命罪”逮捕批评者的行动，应该加以制止。
代表们的意见都是十分中肯的，许多建设相当精辟，且切中要害，可是，这并没有阻止华国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左”倾错误的继承和发展。
所有这些主、客观原因，最终使党的十一大未能抓住历史机遇，以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是足以让人惋惜的。当然，由此而铭刻在心的一连串的遗憾和教训，会让所有的人都深深地感到，走向辉煌岁月的道路是多么的坎坷和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