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的其他领导同志也一致同意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赞同我党在战后必须实行力争和平的方针，认为美军不在中国登陆、苏军不进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许多同志表示，对于在新形势下发展我党力量具有信心。闻天同志说，毛主席给了我们新的方针，我们在这个时期是赚了钱还是折了本呢？我说是赚了很多钱。这样大的胜利就是由于毛主席领导得正确。有些同志所以失望，是由于希望高于实际，而事实上是我们得到很大胜利。这一点应该在同志们中间解释，应该更高兴。新阶段的战略的巩固我们已得到的胜利，并且还得从国民党处要点民主。这不是革命低潮，而是一种特殊情况，我们就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巩固与发展力量。
关于毛主席是否必须亲赴重庆谈判的问题，大家意见不同。多数同志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担心，认为毛主席不应轻易出去，还要看一看再作决定。朱德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两位老总支持毛主席出去；不过，他们的意见也不完全一样。朱德同志说，毛主席是否去？现在是要解决问题，出去是有利的。保险不保险？比过去总要好些。毛主席出去，对将来选举运动也是有利的。他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彭德怀同志说，毛主席是否出去的问题，我想出去危险性不大。毛主席出去，我党是主动的，给全国人民很大振奋，对民主运动是个推动；不过，另一方面是增加了蒋介石的气焰。因此，我主张毛主席暂时不去，等老蒋和我打一下，把他气焰打下一点来，毛主席过几个月再去时机成熟些。
会议最后由毛主席做总结。他说，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也就是抗日时期方针的继续。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的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必须的。进攻还是退却？当然，主要还是进攻，是在和平中进攻，在合法工作中进攻，但会有部分退却。1亿人民，100万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完全承认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数量上的让步，局部的让步换取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迎接新形势。机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发生的。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占了又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经过三个时期的战争，现在来个和平时期，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环境，与北伐、内战、抗日时期均不同。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要学会合法斗争，学会利用国会讲坛，学会做城市工作。学会做这许多工作才有能力搞大城市、搞全国。毛主席还说，谈判未成功，国民党进攻我们，是否打？应该打，条件是打胜仗。最后，毛主席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故回赫尔利电为先派恩来出去。如果赫尔利、邵力子来，和他们出去这个姿态好些。
23日下午的会议把毛主席将亲赴重庆谈判的事基本决定下来，只是出去的时机还没有确定。实际上，在会议召开之前，毛主席已经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下了要去的决心。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一方面是因为事关重大，需要党中央集体作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先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吹风打招呼，让他们在思想上、心理上做好准备。
与我党这一重大决定有关的一个事情是斯大林在抗战结束后的来电。电报的底稿现在没有了，收到的具体时间也搞不太清楚。关于这件事，1960年7月31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恩来同志回忆说：8月22日或23日，那个电报来了。现在不存在了，那时常委们都看了，大概烧了。电报没有使用苏共名义，而是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电报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又要毁灭。少奇同志随即补充说：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曾提到这件事。他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当时负责翻译电报的师哲同志在他最近撰写的回忆录中作了更详细的说明。据他说，斯大林的来电有两封。第一封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份电报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不快，甚至很生气。毛主席当时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过了两三天，斯在林又打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已再三邀请毛主席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将不能理解，如内战爆发，由谁承担战争责任？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安全由美苏共同负责等等。
有一种看法认为，毛主席到重庆去变判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来了电报，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一切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毛主席从来是根据我们党的利益、根据中国人民的利益做出决断的。在考虑赴重庆谈判的问题时，毛主席在国际方面更为关注的实际是美国的态度和反应，而不是苏联的态度和反应，这是在因为美国的动向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更为直接。
就在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当天，蒋介石发出第三封邀请电，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也通过美军观察组转来一封邀请电。当天，毛主席便起草了复魏德迈电，表示：为谋中国团结，远东和平，亟愿至渝与蒋委员长共商大计，先派周恩来赴渝接洽。24日，毛主席又发出致蒋介石的第三封复电。25日，魏德迈再次致电毛主席。在当天的回电中，毛主席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鉴于局势的迅速发展，当晚，中央政治局的七位同志与从重庆回到延安的王若飞同志一起，经过一夜讨论，反复权衡利弊，最后作出了同意毛主席与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一起动身，立即前往重庆的决定。
26日，在枣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向中央高级干部宣布这一决定。毛主席说，我去重庆的问题，现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一一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城下不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资本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资本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这就需要看看，在有利条件下有些是可以考虑让步的。如果我们做了这些让步还不行，那么就城下之盟，准备坐班房。针对党内许多同志的担心，毛主席说，我党的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如果要软禁，那更不怕。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的。将来，中外的注意力集中于上海、南京，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情。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工作，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的中心才能保住。为了巩固我们党的地位，毛主席还作出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安排，决定把党的力量集中在华北、山东和陇海路以北至内蒙古一带，并力争东北。最后，毛主席说：“由于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当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主席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这个文件概括了毛主席在两次政治局会议讲话的主要精神。《通知》说：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预计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通知》还指出，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并说明“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8月27日，赫尔利和张治中飞抵延安。28日清晨，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由他们陪同乘机前往重庆。随行人员在飞行途中问毛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毛主席说：“不管他，很可能是不了之局。”毛主席所谓的“不了之局”就是：你想要我们交出军队和解放区，不可能；你想消灭我们，也不可能。你要谈判，我来了；你不要和平，那是你的事。毛主席一开始就下了两个决心：达成协议，照协定办就停战，就和平；不要和平，要打，我也奉陪到底。
下午3时，飞机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毛主席在机场只发表了极为简短的谈话。当晚，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宴会。从8月29日开始，毛主席和代表团就投入了紧张的谈判工作。
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策。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毛主席决定亲自与蒋介石举行谈判就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成为众望所归。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毛主席不去，人民群众不了解情况，国民党就会把不要和平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我们不仅去了，而且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这就振奋了国统区民主力量的精神，争取了人心。重庆谈判是战后国共两党斗争的关键一着，毛主席下了非常高明的一着棋。
艰难的谈判
这次谈判从开始至最后达成协议历时43天，经过三个阶段：从8月29日至9月3日为普遍交换意见阶段；从9月4日至9月21日为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的阶段；以后，谈判停顿5天，从9月27日至10月10日为最后达成协议阶段。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另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之间的磋商。在渝期间，毛主席与蒋介石共会面11次，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几次重要的会谈都是秘密的，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
对于这次谈判，我们党做了充分准备。8月30日，毛主席电告延安，恩来同志将向国方提出我党对谈判的十一点意见，内容是：
（1）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2）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3）承认国共两党及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之方针。
（4）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
（5）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6）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部队参加受降工作。
（7）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8）在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办法，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的地步。
（9）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协商国事，讨论团结建国大计，民主的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陕甘宁边区以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十省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
（10）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正规军逐步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11）党派平等合法的必须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取消特务等。
这十一点意见，既包括我党主张的原则立场和我党向国民党提出的条件，也包括我党为力争和平、民主向国民党所作的重要政治让步和我党为解决实质性问题而提出的具体办法。这些意见对整个谈判过程具有重要影响。从这十一点中可以看出，我党对国民党所作的让步首先是在政治方面。我党承认了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承认了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同时，未提建立联合政府，只提参加政府。在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上，我们的开价是比较高的。这既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保存人民在抗战中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也是为了有利于以后的谈判斗争，因为双方总还要讨价还价。事实上，我党提出的这个较高条件也并没有脱离现实，它是依据抗战结束时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所处的态势提出的。
9月2日上午，毛主席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就谈判将涉及的八个问题表示了原则意见，实际是把我党提案的关键之处，预先向国方作了通报和强调。这八个问题是政治会议问题、国民大会问题、自由问题、各党派地位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解放区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和受降问题。9月3日，恩来同志将稍作修改后的十一点意见作为我党提案正式向国方代表提出。
蒋介石再三邀请毛主席赴重庆共商国是，但国民党方面并没有准备认真谈判。在毛主席抵渝当天，蒋介石才匆忙召集会议讨论谈判方针。他确定的方针有三条：（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他还说，对中共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可予以宽容，而军事统一则严格要求，不稍迁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