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随驾考察
作为皇宫中的郎中，要时常伴随皇帝身边。特别是当皇帝外出巡游的时候，更是不离左右。但司马迁除了侍候好汉武帝之外，还有一个自己愿意做的事情，那就是每到一地他都很认真仔细地考察当地的民情风俗和历史遗迹。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雄才大略的皇帝之一，他个性独特，好动不好静，一生都在不断地到各地巡幸。他在七十一岁那年，就是死在巡游途中的盏匡行宫（在今长安西）中。据不完全统计，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巡幸三十四次。在他的那个时代，由于北部的匈奴经常进犯汉朝的北部边境，为了沉重打击匈奴的来犯，汉武帝多次集中全力打击匈奴，就有多达四五次近距离的出巡，曾到达西部的雍祠五帝和北方甘泉郊太乙神。在他当政的后期，几乎平均每年一次，且大多为远距离巡幸。
汉武帝还同时巡游各地郡县，作为皇帝，其巡游的目的在于宣扬大汉威德，但主要以封禅和求仙为内容。汉武帝出巡，规模浩大，历时长久。最典型的要算公元前八十九年（汉武帝征和四年）两次出巡东封泰山，均历时半年。汉武帝封禅泰山，郊祠后土，每三年一次，共上泰山封禅八次，临东海九次，巡幸河东后土七次，西上雍祠五帝六次。汉武帝所有的这些巡幸，只有两次除外，其余司马迁都扈从参加。这样多而频的扈从巡幸活动，为司马迁考察沿路提供了难得的大好机会。
公元前一一三年（汉武帝元鼎四年）冬十月，汉武帝决定去汾阴祭后土祠。
司马迁闻听汉武帝要到自己的故乡夏阳去小住几日，然后东渡黄河去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按捺不住激动喜悦的心情，急忙回家去报知父母妻儿，很想借此机会回故乡看看。
“故乡”，这个跟“祖国”、“家庭”、“母亲的怀抱”紧密相连的温馨字眼，它是平静的港湾，在风浪中颠簸的船只要回到这里，便有一种安全感、甜蜜感、幸福感。尽管并非每个人的故乡都富饶美丽，也许有的地处穷乡僻壤，然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当谈及家乡故土，人们无不津津乐道，它像芬芳的醇酒，醉倒了多少英雄好汉！更何况司马迁的故乡夏阳，那里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那里有吞天噬日的龙门，那里有巍峨葱茏的梁山和少梁山，那里有长眠于地下的司马氏的列祖列宗。司马迁在那里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读书耕牧，那里是他成长的摇篮，因而每当回想起人杰地灵的故乡，司马迁便心醉神驰。
司马迁将全家想要随驾回夏阳的想法告诉了汉武帝，汉武帝听了很高兴，欣然下旨，让司马迁全家一同护驾前往。接到圣旨的当日，司马迁激动万分，连忙将这一消息通知家里人。
汉武帝出巡，队伍庞大，气势宏伟，场面壮观，声势浩大，声威煊赫。
第二天，车驾到了夏阳，恰逢夏阳遭灾，夏阳县令已呈过奏章，方才宫中与两级官员相会，也曾谈及此事，故汉武帝毫不犹疑地表示道今年免收夏阳赋税。
群情沸腾，“万岁”之声不绝于耳，惊天动地，有人竟将头磕破。汉武帝在夏阳巡幸期间，准许司马谈一家回故居栖身，不仅如此，司马迁有机会同父母一起回龙门寨去探亲友，会邻里，并到高门和华池去祭扫祖坟。在司马书院，司马迁会见了儿时同学姜明，他已经是这里的主要老师了。二人相会，回忆起童年时那场别开生面的智斗，既惭愧，又有趣。姜明羡慕司马迁眼下的境况，司马迁表示，有机会定向皇上荐举姜明。五天后，汉武帝的巡幸队伍从夏阳古渡乘船，东去汾阴。红日高照，龙船在汹涌的波涛中行进，司马迁对汉武帝说：“圣上，高祖二年，韩信即从此东渡，奇袭安邑，一举消灭魏王豹。”
龙船随着波涛起伏，上下颠簸，汉武帝不无感慨地说：“是呀，高祖创业之时，只有韩信堪称智勇双全之良将。”
宫廷人马来到了河东郡（今山西夏县），太守没想到皇帝驾到，来不及供应，一急之下自杀了。
汉武帝一行来到了汾阴，祭祀后土祠，这是此番巡幸的主要目的。在汾阴临河东岸的水洼地方，特地堆起一条形如尾椎的台子，长四里，广二丈余，高十余丈，称雎丘。后土祠就建立在雎丘上，堆起五个圆土丘，称为坛，每一个坛用黄牛祭祀，牛的角以小为贵，祭祀的礼仪无非是燔柴、献爵、奠帛、行礼、读祝之类。祭祀礼毕，把黄牛埋起来。凡亲临祭祀者，一律身着黄衣。
祭后土后，汉武帝心情沉郁，他想起去岁关东十余郡遭水灾，民不聊生，易子而食，虽采取了某些应急措施，灾情有所缓解，然终未解决根本问题。如今夏阳、汾阴又遭旱灾，民有饥色，纷纷要求减免赋税。但是，减免赋税，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长此下去，国库空虚，如何抗击匈奴？
深夜，汉武帝伫立于雎丘之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侍卫于汉武帝身边的司马迁说：“圣上，辛劳一天，该就寝休息了。”
汉武帝依然望着西边的黄河和夏阳出神，朦胧的月色下，他是那样忧心忡忡，半天之后才说：“朕难以安寝啊！如今到处饥荒，民穷则盗贼起，盗贼起则国不宁，国不宁则社稷衰，爱卿可有令民富国强之良策？”
司马迁向西一指说：“微臣青少年时曾耕牧于河山之阳，对民之疾苦略知一二。《周书》上说：‘农不耕，则缺粮；工不做，则无器；商不行，则无货；矿不采，则铜、铁、煤俱匮；粮食、器具、财货皆缺，山泽资源则无从开采矣。’这四件事系民之衣食住行的来源，来源大则富，来源小则贫。富与贫，非因他人夺取和给予，而是智者富，笨者贫。”
汉武帝听得津津有味，示意司马迁继续说下去。
司马迁接着说道：“昔者太公望封于营丘，这里盐碱涝洼，地薄人稀。太公便鼓励妇女纺织，织出精美之布帛；又开发渔盐之利，四方之民纷纷与齐交易。粮食并各种物资源源不绝运来齐国，故天下人多穿戴齐之顶冠、束带、衣服、鞋袜，东海和泰山一带之诸侯小国，无不恭敬朝拜齐国。”
汉武帝问：“如今天下一统，该如何发展经济，富民强国呢？”
司马迁没有令汉武帝失望，他谈出了不俗的见解，献出了极好的策略。司马迁认为，发展经济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他建议将全国划分成若干个经济区域，加快生产各种物资。例如太行山以西的区域，要充分开发山林，多生产些木材、竹器、石料和草编；以东地区要充分利用濒临大海的优势，大力发展渔盐之利；长江以南要多生产柚木、樟木、生姜、桂皮及金、银、铅等金属；龙门、碣石以北，要多养马、牛、羊，发展畜牧业；中原多是平原，要多生产粮食、棉花和油料。司马迁诚恳地指出，要大力发展生产，关键是国家要制定出一整套好的法令政策，鼓励百姓积极生产，而不是限制他们的发展。地要靠农民去耕种，才能获得谷物丰收；山泽要靠矿工们去开发，才能采取矿物；设施要靠人去制造，才能得到器具；贸易要靠商人去贩运、销售，才能交换流畅。只要法令政策好，民有利可图，便会乐而从之。生产自然就会不断发展，生产迅速发展了，人民和国家岂有不富强之理！
汉武帝聚精会神地听着，冷静地思考着，不断仔细地打量着司马迁。月色下的司马迁，显得更加英俊潇洒了，他的博学与才华深深地扣动了汉武帝的心。
汉武帝急命司马迁将上述见解整理成奏章，批传全国施行。上述见解，后来司马迁写进了《货殖列传》里。
二、不解的困惑
正值壮年的司马迁有时遇到一些难解的困惑，他反复思索，不得其解。对他来说，有关汉朝大将李广及其家族的命运曾让他感到很迷茫。
关于李广及其家族成员的命运，有着很多的记载，这里通过几个故事可以了解全貌，以此知道司马迁为什么对这个人及其家族成员那么的关注。
原来，从汉朝建立开始，它的北部边境就没有安宁过，一直受到匈奴的侵扰。匈奴是一个长期在汉朝北部生存的游牧民族，善骑马，以勇武驰骋于北方草原一带。在汉朝的时候，匈奴人经常骑着马，从北方的大草原长途奔袭，越过汉朝北部边境，抢夺财物和人口，让北方不得安宁。汉朝几代皇帝都对匈奴人的侵犯进行过有力的抵抗和还击，但是由于匈奴骑兵的行动敏捷迅速、进犯和撤退让汉朝军队琢磨不透，所以使汉朝几代皇帝和大臣们伤透脑筋。
为了北部边境的人民有一个安宁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汉朝的文帝和景帝时期，对北部的匈奴采取一种忍让和抵抗的态度。到了汉武帝的时候，由于国力的强盛，加上汉武帝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年轻皇帝，在汉武帝看来，那些骑着快马来进犯边境，掠夺财物和人口的匈奴人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不能剿灭他们，那简直是大汉朝的奇耻大辱。因此，他不再忍让匈奴的进犯，而是主动出击，希望一举歼灭匈奴，彻底让汉朝北部边境得到安宁。
公元前125年，匈奴单于率骑兵再次向南直接侵入汉朝北部边境的三个郡，进行疯狂的抢掠和杀戮，导致当地几千群众死亡，给当地人民造成重大损失。汉武帝接到汇报后，十分恼怒。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汉武帝派大将卫青率领十万大军攻打匈奴。由于这次汉朝军队战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匈奴骑兵抵挡不住，很快被打败，并迅速撤回北方大草原。这次有准备的攻击，共歼灭匈奴兵一万五千多人。
这次汉朝军队的大胜，让汉武帝信心大增，接下来的一年，汉武帝又派卫青率领二十多万大军，北上攻打匈奴。这次的声势更大，浩浩荡荡的大军一路北上，直达大漠深处，大败匈奴骑兵主力。然而，在庆祝胜利的同时，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这是因为在战争中有两名汉朝的高级将领临阵脱逃，其中有一个叫赵信的将军，在被匈奴兵打败后，向匈奴投降了。另一个叫苏建的将军，他带领的军队被匈奴骑兵打败，只剩下他一个人逃了回来。汉武帝知道这两个人的事后，非常不高兴，决心要再次攻打匈奴，抓回赵信，并将苏建贬为平民。
通过几次对匈奴的大规模的战争，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汉武帝觉得，要鼓舞士气必须采取一些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措施。因此，在与朝臣们商议以后，汉武帝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他颁布圣谕：出生平民的军人可以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凭立下的战功获得相应的俸禄和爵位。这在当时来说，是一项重大的社会改革措施，对当时人们的意识有着巨大的影响。
这项改革措施，让那些出身低微的军人感到高兴，他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他们看来，这是自己凭着战功赢取功名和爵位的时机。因此打起仗来，个个劲头十足，士气高昂。汉武帝看到这一可喜的变化，他认为通过这一措施达到鼓舞士气、笼络人才的目的实现了。
后来，匈奴兵不甘失败，又多次进犯汉朝北部边境。汉武帝为了彻底大败匈奴，又先后两次派大将卫青和霍去病带大军攻打匈奴，大胜而还。
司马迁一直很关注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在他看来，战争虽然以匈奴大败和汉朝的胜利为结局，但双方都死伤了很多人，战争所经过的地方，当地生产和人民的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加上战争时期，全国的老百姓为了维持战争所需的物资和人力，他们的负担也加重了。
更让司马迁不得其解的是，战前朝廷颁布的那项不论出身都可以凭借军功获得晋爵的措施没有很好地实施。司马迁通过考察和探访，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那就是：战争结束后，封赏的将士多为关东军士，而关西将士很少，甚至有很多的关西军人不能获得应有的待遇。这充分暴露出朝廷的措施是带有很明显的地域歧视性的。这个发现，让司马迁的内心感到很不平静。他想起父亲曾经给他的建议，现在面对事实，他不得不相信父亲的看法是对的。
所谓关西人，也就是原来秦国的遗民，他们秉承了秦人的彪悍勇猛；而所谓的关东人，主要是指早年跟随刘邦打天下的那帮人及其后代，以及依靠外戚关系，并通过战功获得军权和重用的卫青和霍去病等人。关东人在军队中往往担任最高指挥官，掌握着指挥权。
然而，在战争中充当骨干冲锋陷阵的大多为关西人，最为突出的人物要算李广将军了。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悲凉。
李广是陇西人，相当于今天的甘肃人。他的祖先曾经是秦朝的将军，后来的儿孙辈也在汉朝的军队中担任各级将领。可以说，他们这个家族是一个世代为将的家族。
李广早在文帝时代就已经因为攻打匈奴而立下赫赫战功，闻名天下。以他的战功是完全可以封爵的。但是他似乎生不逢时。因为在文帝登基的时代，汉朝刚建立不久，一切都是百废待兴，为了发展生产，让百姓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必须要尽量避免大的战争。这样一来，李广没有合适的机会来好好表现自己的神勇，也就没有机会封侯进爵。
到了汉景帝的时代，发生了七国之乱，应该说又是一个很好的让李广好好表现的时机，但是朝廷仍然坚持不要轻易动用大规模的军队发动战争。因而机会又与李广擦肩而过。李广在汉景帝时代也没能凭借唯一的封侯通道获得晋升为贵族的机会。
虽然这些机会都没能很好地青睐李广，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匈奴人对他的惧怕和敬畏，只要一提到李广的名字，匈奴兵几乎都是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汉武帝为了狠煞匈奴人的威风，觉得应该不拘一格起用有军事才能的人作为将领攻打匈奴。一些大臣向汉武帝推荐了李广。不久，李广就由地方太守调任为掌管皇宫侍卫的御林军将领。
在司马迁十二岁时，李广已经被任命为镇守雁门关的将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