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马克思
（一）
当马克思还在巴黎期间的1844年8月，他就以非常兴奋的心情接待了一位从英国曼彻斯特来的、衣着整齐朴素、长相十分英俊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就是德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德国巴门市的一个富有的纺织厂长主家庭。中学时代，恩格斯曾先后在巴门市中学和爱北斐特中学读书。由于父亲生意上的需要，恩格斯中学没等毕业就被被迫按照父亲的旨意，先到自己的巴门事务所实习，后来又去不莱梅的一家公司学习经商。
父亲希望恩格斯能够成为自己事业的继承人，但恩格斯并不喜欢商业活动；相反，他非常喜欢读书，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涉猎各种知识，文学、历史、哲学、神学、语言学等各类图书都在他的阅读范围之内。
此外，恩格斯还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经常动笔写一些文章，为革命风暴呐喊，同封建专制制度作斗争。
1841年9月，恩格斯到柏林炮兵旅服兵役。由于热爱哲学，恩格斯就抽空到柏林大学听哲学教授谢林讲授《启示哲学》，并利用一切业余时间研究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著作。这时，恩格斯已经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份子，对谢林的哲学逐渐产生反感。在听完谢林的讲授后，他还写了一本小册子批评谢林的学说。他的小册子很快就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分子的热烈赞扬。
在这期间，恩格斯就已经知道了马克思的名气，对马克思的才华和人格都十分敬佩。出于对马克思的崇拜，在1842年10月，恩格斯在兵役期间返回故乡时，途中特地来到科伦，想见一见当时正在《莱茵报》担任主编的马克思。但遗憾的是，马克思此时刚好不在。
同年11月，恩格斯由巴门前往曼彻斯特，中途又在科伦停留。这一次他虽然见到了马克思，但马克思正忙于同已堕落为柏林“自由人”的一些青年黑格尔派分子进行公开论战。而且，这时的马克思也不了解恩格斯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误将其当成是“自由人”中的一员，因此对待恩格斯的态度比较冷淡，两人没有经过深谈就分开了。
恩格斯在回到曼彻斯特后，应马克思的要求，为《莱茵报》写了一系列从不同侧面分析英国各方面状况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马克思逐渐了解了恩格斯，并对他产生了好感。尤其是恩格斯后来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标志着他已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的文章，更令马克思对恩格斯有了崭新的认识。这也为他们的第二次相见奠定了直接的基础。
1844年8月底，马克思在巴黎再一次见到了这个英俊的高个子年轻人时，顿时便感到一见如故。这次，恩格斯在巴黎逗留了10天，马克思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两个人才华卓越的年轻人就他们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交谈，最后发现两人的意见竟然惊人地相同。正如恩格斯后来回忆时说的那样：
“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的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
在这段日子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探讨理论问题外，还一起参加了巴黎的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集会。在马克思的引荐下，恩格斯还结识了一些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以及在巴黎的其他国家的革命者等。
通过对工人运动的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感到，不论是法国、英国、德国还是其他国家，工人运动都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制定一个新世界观的任务也迫在眉睫。因此，他们在讨论下一步的工作时，便决心合写一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对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予以揭露和批评，使自己在思想上与他们彻底划清界限，同时还要在批判中阐明自己的观点。这部著作，就是两人的第一部合著——《神圣家族，或对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简称为《神圣家族》。
在巴黎逗留期间，恩格斯写完了自己分担的一小部分，然后便返回故乡巴门。马克思继续写作，而且像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文章越写越长。到11月份，马克思将原计划中的一本小册子变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巨著，书的内容也大大超出了原定的范围，以致于恩格斯在接到这本书的手稿时大吃一惊。
（二）
自从合写了《神圣家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上一直互相配合，结成了最伟大的友谊。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回忆说：
“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还不错。我很高兴能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
1845年5月，《神圣家族》出版了。这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矛头直指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分子的唯心主义哲学。这些人虽然在批判宗教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从1842年以后，他们就向右滑下去，走上了一条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道路。而且，他们还日渐远离政治和社会活动，堕落成一个热衷于高谈阔论的小集团。他们标榜自己抽象的哲学批判，认为它超越了普通的批判而成为“批判的批判”，把自己的抽象玄奥的批判词句看成是扭转乾坤的力量。
针对鲍威尔等人的“自我意识”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首先揭露了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鲍威尔及其同伙声称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其实他们还完全停留在黑格尔的哲学范围之内。而鲍威尔等人与黑格尔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不过是用“自我意识”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从而走向公开的主观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将历史的发展归结为“自我意识”的发展史的唯心史观，阐明了物质生产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他们指出，并非观念决定历史，而是物质生产决定历史。不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生产力量，就不能真正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历史的发展并非在天上的云雾之中，而是在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之中。
从物质生产决定历史发展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而批判了鲍威尔及其同伙所宣扬的英雄史观，深刻地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
同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灭亡的必然性，论证了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产生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私有制是保守的方面，无产阶级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始终存在着对抗，无产阶级在失去生存条件的情况下，必然会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最终消灭私有制。
由此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已能够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出发，来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了。可见，此时他们的思想已经越来越接近于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了。
《神圣家族》出版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德国的《科伦日报》称，这本书批判了消灭现代社会弊病的不彻底的、站不住脚的理论，反映了社会主义观点；《奥海姆晚报》称，这本著作是最深刻和最有力量的一本书；德国最大的保守派报纸《总汇报》则称，它的“每一行字都在鼓吹反对国家、教会、家庭、法制、宗教和财产……的暴动”，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有着非常渊博的知识，善于运用黑格尔逻辑学的辩证法，即“铁的逻辑”。
列宁对这部著作的评价也很高，称这本书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基础。因此，他在阅读这部著作后作了大量的摘录，还写了许多赞扬性的评语。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十分喜爱这部著作，称它的每一句话都很有意义，书中的文风也鲜明而有特点，主要是尖锐的讽刺和论战，充满了幽默，以至于恩格斯说：
“这本书的确写得十分精彩，能令人捧腹大笑。”
当然，这本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代写就的，因此在批判鲍威尔的错误时，有些地方不免带有激进情绪，使用的语言也过分挑剔。在今天看来，有些地方离开了当时的具体环境不容易理解，比如第七章中，许多地方都是一些过分挑剔的批评，模仿原作者的口吻进行讽刺，抓最小的矛盾，嘲笑《文学报》上的一切蠢话等。
（三）
当《神圣家族》出版后，马克思的巴黎生活也即将结束了，他不得不再次被迫离开巴黎，迁往布鲁赛尔。
刚到布鲁塞尔时，马克思的处境十分艰难。恩格斯得知马克思被驱逐后，马上意识到马克思需要生活上的帮助。因此，他发动莱茵省的朋友们为马克思筹集了一笔款子，并把自己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第一笔稿酬寄给了马克思。
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说：
“让我们大家以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分担你因此而支出的意外费用，……至少，不能让那群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境而高兴。”
1845年4月，恩格斯脱离了家庭的商业工作，来到布鲁塞尔，与马克思通力合作，从事革命实践活动和科学理论的研究工作。从此，这两位智力和性格都非常相近的职业革命军，将他们的智慧与各自以往的研究成果完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崭新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5月初，恩格斯与马克思一家在城东边的同盟路租到了房子，马克思家住5号，恩格斯住7号。这时，燕妮也带着女儿来到布鲁塞尔陪伴马克思，马克思家中还来了一个新成员——22岁的女仆海伦·德穆特，大家都称她琳蘅。
琳蘅是摩塞尔河谷的一个农家女。当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就来到威仕特华伦的家中，在燕妮身边长大，成为燕妮的女伴和知己。现在，燕妮的母亲将她送到马克思夫妇身边帮忙料理家务。
琳蘅来到马克思家中后后，先是帮助马克思夫妇把家安顿下来，紧接着就又有了新职务，因为在这一年的9月份，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劳拉出生了。从此，这位善良淳朴、刚毅聪慧的理家能手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家庭中，在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分享着这一家的忧伤和快乐。
在来布鲁塞尔之前，恩格斯十分担心比利时政府可能会找马克思的麻烦。恩格斯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马克思来到布鲁塞尔不久，普鲁士政府就对比利时内阁施加压力，要求将马克思驱逐出境。马克思无奈，最终只好脱离普鲁士国籍。从此，马克思成为一名真正的世界公民。
在生活安顿下来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便投入到紧张的研究之中，将创立新的科学世界观作为研究的头等任务。马克思早就意识到科学论证共产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恩格斯在来布鲁塞尔之前，根据自己在家乡从事共产主义宣传的实际经验，也深感这一任务的重要性。
此时，马克思打算写一本大部头的经济学社会学著作，而这也正是恩格斯的心愿。他在巴门时，就写信给马克思说：
“目前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
为了能阅读更多的经济学文献和其他科学文献，也为了进一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打算到英国去考察。因为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国家，不对其进行考察就无法得到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特征和现象。另一方面，还可以在英国直接了解英国的工人运动，并与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建立联系，这对马克思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恩格斯也想继续研究英国的经济和历史，并且他也是马克思不可缺少的伙伴。因为恩格斯在英国生活过近两年，英语水平要比马克思好；而马克思也很需要恩格斯协助他进行社会调查。同时，恩格斯还认识一些英国的工人领袖，又熟悉英国的科学文献书库。因此，两人决定一起前往英国进行一次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