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之魏征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guī）（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先世曾居太原太谷（今山西太谷）昌平乡，后移住冯翊（yì），（今陕西大荔），最后迁至下邽。父亲寇湘于后晋开运年间（944—946）考中进士甲科，因屡建功勋，被封为三国公，追赠官职至大师尚书今。
寇准少时英俊豪迈，又兼勤苦功读，十四岁时，已经写出不少优秀诗篇；十五岁时就能精习《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太平兴国五年（981），年仅十九岁的寇准来到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应试考中进土甲科并取得参加宋太宗殿试的资格。当时因宋太宗喜欢录用中年人，有人教寇准虚报年龄，寇准回答说：“我刚开始求进取，怎么可欺君瞒上呢？”如实申报，结果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实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
寇准在知成安期间，政绩卓著。他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禁止巧立名目摊派，每次遇到赋役，从不出拘捕文书，只要将乡里的百姓姓名在县衙门前公布，百姓没有敢延期的。
由于他任职努力，数年间屡屡升迁，作到判吏部东铨。宋太宗在位之际，时常诏命群臣直言极谏。一次，寇准上朝时正逢众官商议与契丹议和的事情。他听了之后，当即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契丹屡屡侵扰，只应加派精兵驻守，不可与之讲和，并将战和的利弊一一列出，受到太宗的重视，被提升为枢密院直学士。
宋太宗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常常征询寇准的意见，寇准也直言相告，挽衣留谏的佳话就是在这一阶段发生的。一次，寇准奏事，说话不称太宗的意，太宗发怒而起，寇准拉住太宗的衣服，叫太宗仍旧坐下来，事情决定后才走。太宗息怒以后细思寇准忠直言行，十分赞赏地说：“朕得到寇准，犹如唐太宗得到魏征。”
淳化二年（991）春，天大旱，又闹蝗灾。宋太宗邀请近臣问时政得失，许多大臣都推说是“天意”，虚词搪塞。寇准说：“《尚书·洪范》篇讲天人之间影响，大旱可以证明刑罚有所不平。”这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指责朝政。宋太宗怒容满面，站起身来进入后宫。过了一会儿，宋太宗稍稍心平气和，又传命召见寇准，问他刑罚不平的情况，寇准要求把中书省、枢密院二府长官召来由他当面评议得失。宋太宗立即宣唤二府长官王沔（miǎn）等人前来。寇准面对这些权要大臣，严辞指出：前不久祖吉、王淮枉法受贿的事发，祖吉得赃不多被判处死刑，而王淮监守自盗，侵吞国家资财多至4万，却因是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沔的弟弟，只受到杖刑，事后照样为官，这是明显的执法不平。太宗当即质问王沔有无其事，王沔连连叩头谢罪，于是太宗对王沔痛加斥责。
从此，宋太宗更觉得寇准忠直正廉，可委以大任，先后授任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等职。不久，又把用通天犀（xī）制做的两条珍贵玉带赐给寇准一条。
淳化二年（991）九月，寇准任同知枢密院事。在任期间他与知枢密院事张逊不合，张逊也一直想找机会整寇准。淳化三年（992）夏末，寇准与另一位大臣温仲舒出郊而行，途中遇一疯人拜在他们马前呼“万岁”。当时他们并未在意。但此事却被张逊乘机抓住，唆使其心腹王宾向宋太宗告发，肆意指责寇准存有非分之想。宋太宗一看奏章，勃然大怒，立即传讯寇准，斥责他居心叵测居心叵（pǒ）测：存心险恶，不可揣度。
。寇准请温仲舒作证，张逊命王宾单独上奏。在朝廷上张逊和寇准激烈争执，唇枪舌剑，互相揭发对方的隐私，相持不下。太宗恼怒双方有失大臣体面，一怒之下，把张逊贬为右领军卫将军，而贬寇准为青州（今山东益州）知州。
拥立太子是寇准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宋太宗进入暮年之时，身患脚疮很严重，十分痛苦，同时他也为立太子的事未能谋划决定而烦燥不安。原先曾有个叫冯拯的与别人一起上疏，表示请皇帝尽早立太子，不仅遭到了太宗的反对，而且还把他们这几个大臣贬到了岭南。从此后大家吸取教训，再没有人敢提立太子一事了。
寇准虽然被贬，但没有失去太宗的信任。后来寇准奉皇帝之诏回到京城朝见太宗。等寇准行过参拜之礼后，太宗掀衣解袜给寇准看，并说：“卿怎么来得太迟？”然后就继承王位一事征求寇准的意见。寇准不便直接回答大宗的问题，就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去商量；不能与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太宗听罢，低头想了很久，然后屏退左右，对寇准说提出襄王元侃这一人选，寇准以“知子莫如父”的说法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督促太宗早下决心。立太子一事就在君臣二人的这次商谈中决定了。
因协助太宗确立了太子的人选，使太宗了却了一桩心事，淳化五年（995）九月寇准拜为参知政事。
至道元年（995）八月，宋太宗任襄王元侃为开封府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此后寇准还机敏地避免了一场骨肉相恶。太子到太庙祭告行礼回来，京城人民都聚集在道路上观看，十分高兴雀跃，说：“真是个少年天子！”太宗得知后心中不高兴，说道：“人心一下子都归化了太子，那将把我摆在什么地位呢？”寇准立刻再拜并祝贺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决策英明，是国家百姓的洪福。”太宗入宫后说与妃等知道，宫中的人也都前来道贺。太宗再从后宫出来，邀寇准饮酒，醉得很厉害才罢。
不久，寇准又加官给事中。
至道年间（995—997），寇准还曾安抚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的蕃民骚乱。
自唐代末年以来，渭水南边住着一批少数民族，古称“番民”。宋太宗晚年时，番民经常骚乱。太宗委派大臣温仲舒作秦州知府，温仲舒把番民集中到渭北，建栅栏、堡垒限制他们自由进出。番民对此十分不满，酝酿寻隙滋事。温仲舒自以为事情办得漂亮，撰写奏章向朝廷报功。
宋太宗读完温仲舒的奏章后不高兴，说：“古时羌戎在甲、洛一带和中原百姓杂处，蕃夷不大安分，一旦有事，将会重新困我关中。”他令寇准来询问。寇准回答说：“唐朝的帝王注重汉、番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大臣们也主张不赏边功，终于形成边疆的安定局面，也出现了开元年间的太平盛世。而今封疆大吏贪赏过功，轻易地制造事端矛盾，怎能不招致祸乱呢？此事不可不防！”太宗听取了他的意见，把温仲舒调往凤翔府（今陕西宝鸡中部），改派寇准前往渭北安抚。寇准到了秦州，把当地番民首领招集在一起，经过多次协商，决定迅速拆除渭水北岸的栅栏、堡垒，恢复了番良的帐篷、庐舍，调解了当地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此秦州境内出现安定、和平的局面，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相安无事。
至道二年（996），宋太宗在京师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朝中和地方的官员都得到加官进秩。寇准身为副宰相，所引荐的官员多得到地位高而职司重的台省要职，所不喜欢的或者还不了解他的才能的人，也抑低序列而升官。比如彭惟节的位次一向在冯拯之上，冯拯不服，列衔在彭惟节之上。寇准很是气愤，指斥冯拯扰乱朝廷制度，冯拯也怒不可遏地弹劾寇准擅权，并且列举出岭南任官不公平的几件事例，宋太宗对此大为不满。参知政事张洎（jì）原来与寇准的关系不错，因害怕受他的牵连，也落井下石地检举寇准诽谤朝政。就在这时，广东转运使康戬（jiǎn）又上告说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张洎、李昌令都是由寇准引荐升官，吕端与寇准结为至交，张洎一向曲意奉迎寇准，李昌令软弱不堪，因此寇准得以随凭个人意图扰乱法度。
宋太宗很是忿怒，责备宰相吕端，吕端也不争辩。寇准上朝时，太宗问他冯拯所讲的问题。寇准毫不相让，在朝廷上仍力争不已，还拿出中书省文书为凭，争论是非曲直。太宗斥责他在朝廷上强辩有失执政体面，但寇准仍然喋喋不休，在太宗面前大论是非曲直。太宗颇觉无可忍耐，叹息说：“鼠雀还知道人意，何况是人啊！”
当年七月，宋太宗贬寇准为邓州知州；次年迁任工部侍郎；后又历任河阳、同州、凤翔、开封等知州、知府。
促使真宗亲征
至道三年（997），宋太宗病逝，太子赵恒即位，即宋真宗。
景德元年（1004）七月宰相李沆去世，宋真宗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并准备进一步拜他为宰相。在毕士安进殿谢恩时，真宗还就另一个宰相人选征求他的意见。毕士安推荐寇准，说寇准忠诚可嘉，资历深厚，善断大事。
真宗说：“朕听说他刚愎自用刚愎（bì）自用：固执任性，自以为是，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毕士安说：“寇准忘身为国，坚持正道，打击邪恶，因此受到小人的诽谤与排挤，是不奇怪的。现今天下百姓虽然安居乐业，但北部边境有院兵骚扰，危害深重，现在正是起用寇准的时候。”
真宗点头称是，于是在当年八月同时任命寇准、毕士安为宰相。
寇准与毕士安同居相位，二人志同道合，合作得很好。寇准忠直不阿、嫉恶如仇，屡受奸邪小人的弹劾诬陷，多亏毕士安一一为他辩解，才得以免受真宗的怀疑。
景德元年九月，辽兵入侵宋朝北部边境，派小股骑兵在深县（今河北深县）、祁（qí）县（今河北安国）一带掠夺，作战稍有不利，便引兵逃走，还来来回回似没有发动进攻的意向。寇准得知这一军情后，认为这是敌兵大举入侵前的惯用伎俩伎俩：不正当的手段。
。当即上奏说：“这是敌兵要麻痹我们，使我们不再重视，请练兵命将，选择骁锐，占据要害之地，以为防备。”宋真宗采纳了寇准的建议，派遣杨延昭（zhāo）、杨嗣（sì）等将。分别把守边关要塞，严密监视敌人。
同年十一月，辽兵果然大举南侵。辽国萧太后、辽圣宗亲统大将萧达揽，领兵20万，进犯贝（今河北清河）、魏（今河北大名）诸地，包围了瀛（yínɡ）州（今河北河间），兵锋直指黄河北岸的澶（chán）州（今河北濮［pú］阳）。敌兵步步深入，朝野十分震惊。边关的告急文书有时一天要送到五封。在群臣惶恐之时，寇准却十分镇定，他有意将告急文书扣留不发，饮酒谈笑自若。但有一小部分臣僚惊惶失措，忙把告急文书转奏给宋真宗，真宗大为惊骇，召问寇准，寇准认为皇帝御驾亲赴澶州就可以很快取胜。毕士安也从旁附议，力劝真宗身赴前敌。真宗召集群臣商讨进兵方略时，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皇帝南避金陵；大臣陈尧（yáo）叟（sǒu）是四川人，请求真宗躲往成都。真宗本来就顾虑重重，再听到这两种意见，不免动摇起来。寇准知道是二人的计谋，佯作不知道，说：“谁为陛下谋划这一计策的，其罪可诛。今陛下神武、文臣武将协力同心，若御驾亲征，贼寇自然逃遁。不然，出奇兵以破坏他们进攻的计划，以挫伤他们的锐气，一劳一逸之势已成，我当稳操胜券。怎么能丢弃宗庙社稷于不顾而幸楚、蜀边远之地？如果人心离散，贼寇乘机深入，天下还能保得住么？”宋真宗认为寇准的话有道理，便决心御驾亲征。
景德元年十二月，宋真宗率军北上。行至半路，又有人议论起南幸金陵之事，真宗又犹疑了，召来寇准商议。寇准说：“目前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军民日夜盼望圣驾到来，士气倍增；如果退回去，万众士气瓦解，敌人乘虚而入，恐怕连金陵都要守不住了。”为消除宋真宗的顾虑，寇准还动员将领前来表态，终于使真宗坚定了决心，来到黄河南岸的澶州南城。这时辽兵的声势很大。请真宗驻跸驻跸（bì）：帝王出行时沿途停留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