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从1931年“九一八”国难开始，国内外各方面抗战力量就开始不断分化角逐。蒋介石一方面和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进行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另一方面对日本消极抵抗，不断签订妥协退让的停战协议；同时却组织精兵强将几次“围剿”中共红军，迫使红军长征，转入西北地区。与此相反的是，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一主张的提出不但符合民族革命的潮流，也激发了广大爱国人士的热情。不久后，“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
蒋介石政府始终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不但和共产党、和人民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也引发了党内纷争。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我跟蒋介石的冲突，没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的冲突就是在这一点上。”可见，在对内对外战争上，张与蒋早有分歧。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形下，12月8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密商，决定扣留蒋介石，强迫他答应抗日。
我们无法揣测当年的密商是如何的危险，也无法分辨如果没有第二天的激烈对抗，历史会不会有所不同。我们只能够遥望历史的背影，然后记下一段段故事讲给后人听。
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一万多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队伍从西安步行至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听到消息打电话给张学良让他制止，如学生不听，格杀勿论。请愿学生的悲愤陈词感动了张学良，一腔爱国热忱就此熊熊燃烧。他当即对学生保证，一定抗日，一周内用行动证明。三天后，在中国古都爆发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它不但代表了国民党高层中的进步力量对抗日的决心，也印证了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
事件爆发后，国内外各政治力量纷纷表态。日本竭力挑拨南京和西安的关系，企图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趁火打劫。英美担心蒋介石被杀，失去在华利益，一再声言和谈，主张蒋介石妥协。国民党各地方军阀为了各自权益立场各不相同，意见产生分歧。而中国共产党综合了各方面的考虑，决定以民族利益为重，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避免中国陷入大规模的内战中。
10天后，宋子文和宋美龄从南京匆忙赶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并会见了蒋介石。经过两天的谈判，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了六项协议，中心议题就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今天，我们只能简单地陈述这一历史事件，至于当年的惊心动魄和剑拔弩张，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押，东北军中主张抗日的军长被杀，内战的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多方斡旋，巩固了红军、东北军和十七军的团结，才基本保住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跨越战火纷飞的年代，两个分属不同政党、持不同政见的人，却产生了“英雄惜英雄”的感慨。不得不承认，民族存亡的时刻，张学良等人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进：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也许就没有中国全面抗战的到来，没有和平解决的成果，就没有后来相对稳定的统一战线。
经过“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共同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共御外侮的民族大团结。虽然蒋介石曾经制造了试图分裂统一战线的“皖南事变”，但是，抗日高潮已经在全国掀起，任何内乱都会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在中国共产党的奔走和协调下，抗日统一战线终于保持到抗战结束，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被关押，1946年被秘密押至台湾。然而，张学良被幽禁的生活没有结束而且更加艰苦，由于远离城镇，购物困难，只能自己种点青菜、养些鸡鸭，勉强维持简单的饮食，自己缝制衣被抵御山中难耐的严寒。英雄的寂寞和孤独，与中国抗日的狂潮，这一静一动之间，历史迅速地滑过。岁月的风尘难以掩盖抗战成功的喜悦，却深深地隐匿了一个将军舍己为国后的苦闷余生。
民心的胜利
到北京旅游的朋友们不会漏掉一个地方，那就是天安门。哪怕只是路过，人们都希望能途经长安街，去领略一下它的雄伟壮丽。因为天安门和北京的每一处古城垣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天安门又和别的地方不一样，那就是它不仅承载了历史，还有一个国家的希望。
北京有不少各具特色的古建筑。有的建筑遗留至今，使现代的人们从断壁残垣中，感受历代的风雨沧桑、政治得失。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看到“大汗之城”元大都那富丽堂皇的宫殿和景色优美的花圃后，赞叹道：“城是如此美丽，布置如此巧妙，我们竟是不能描写她了。”他后来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因有大都城的记述，而使北京这座古城得以名扬世界。元朝时期虽未建造天安门，但它另择新址的建筑格局以及元故宫、宫廷广场的定位，却为明代始建天安门提供了历史范本。
天安门在明朝被称为承天门（清代改称天安门），有“承天启运”和“受命于天”之意，喻示封建皇帝是“受命于天”的，替天行使权力，理应万世为尊。不过历史终究是历史，受命于天、万世为尊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在摧枯拉朽中站立了起来。神圣威严的宫中乐曲随着时间渐渐淡去，而大气磅礴的现代诗词则伴着枪炮声而更加明晰，之后那声响亮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在天安门城楼响起，让世界为之瞩目。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2月，红军长征胜利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但是公开发表却是在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前去参加重庆谈判期间。那时柳亚子曾赠诗给毛泽东，《沁园春·雪》就是毛泽东在10月7日亲书回赠给他的诗词，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词风之大气磅礴与抗战胜利的气氛相得益彰。
在漫长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生命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从这一天起，中国结束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但是，事情并不一帆风顺。抗战结束后，中国的命运又走到了重要关头，中国的内部仍有矛盾，亟待解决。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以极大的诚意提醒蒋介石：“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就是和平、民主和团结。而这一切毫无疑问获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饱受长时间的征战之苦，终于想休息休息了。但是令人失望的是，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却逆民心而动，接下来的历史没有让中国人看到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等来的却是长达三年烽火连天的内战。起先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成了国民党拖延时间布置军事要塞的幌子。
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已经完全暴露，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变，挺进大别山，扭转内战的局势。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相继打响。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标志着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1949年元旦，处于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宣布下野，此后代总统李宗仁企图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告诫与鼓舞中，于1949年4月21日，发动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1949年12月，蒋介石带着自己的残余部队从广州逃往台湾。
综观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赢得最终的胜利，是因为其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当南京政府独裁专制下的官员们忙于车子、票子等“五子登科”的名利时，百姓的生活却是贫困潦倒。通货膨胀下，曾经能买一头牛的纸币甚至连一盒火柴都买不了的时候，当大批的农民在饥寒交迫中流离失所的时候，南京政府对这一切却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而中国共产党在1947年的解放区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使新解放区的1亿农民获得土地，农村掀起了农业生产的热潮。翻身得解放的人民群众纷纷参军、支援前线，成为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可靠保证。此外，中共领导下的国统区民主运动不断
高涨，但是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与各民主党派断然决裂，这反而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形成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可以说，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高涨，形成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着解放区的斗争，美蒋反动派处于全民包围之中，最终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所吞没。
连年战事终于完结，久违的和平和宁静再次降临。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站在承载了漫长历史的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一刻，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多少为未来、为尊严而战的生命的逝去才换来那一刻的欢呼。广场上人山人海，天安门前人声鼎沸，百年的伤痛终于消逝，剥削者和帝国主义从此烟消云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到了尽头，屈辱都被雪洗。
冬天已经过去，春天正在走来。广场上的和平鸽稳稳回旋，传来的鸽哨声悠扬而美好，仿佛告诉人们，我们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这个人口占到世界1/4的大国开始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