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是搞了个3人声明指责党中央压制党内民主。结果在七中全会上，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政治局。托季联盟在中央遭到失败，又转到基层寻求支持。他们奔走于莫斯科、列宁格勒，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宣传他们的政纲，结果常常被从会场撵走，或遭到冷嘲热讽。形势对托季联盟是不利的，于是开始退却，向中央提出和解的建议，希望停止“党内纠纷”以便“共同工作”。斯大林不接受他们的和解愿望，他们只有投降，没有谈判的资格。他们的力量和斯大林相差甚远。
1926年10月，在中央召开的联席会议上，解除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和加米涅夫候补政治局委员职务。共产国际执委会解除了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布哈林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十月革命10周年之际，原苏联党和政府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纪念活动。
1927年11月7日，反对派决定带着自己的标语牌上街。斯大林早已准备好了，他动用了国家机器。在莫斯科，反对派在莫斯科高大建筑物上挂上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画像，在像下方写有“世界革命领袖”的字样。游行队伍扛着“枪口向右转——反对富农”、“反对官僚”、“坚决执行列宁的遗嘱”、“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维护列宁党的团结”等标语牌子上了街，人群中还不时响起“托洛茨基万岁！”、“季诺维也夫万岁！”的口号声，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直接指挥着游行队伍。
反对派走上街头，公开组织的游行示威，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结束，使问题更加严重。他们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在政治上更加被动。11月14日，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没过一个月加米涅夫也被开除出党。11月16日，原苏联著名外交家，托洛茨基的密友越飞自杀。托季联盟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再作一次努力。
参加越飞葬礼的人很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分别在葬礼上发表了讲话。当有人向列队的士兵呼吁，要士兵向前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致敬、高喊“乌拉！”时，士兵们却没有反应。托洛茨基终于认识到，他的机会已经过去了。
1928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表示忏悔，他们因而恢复了党籍。但托洛茨基坚决拒绝承认错误，他被流放到苏中边境的阿拉木图。他到阿拉木图后，并未停止活动，不仅写作，还经常与他的追随者保持联系。
1929年1月，联共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剥夺苏联国籍。托洛茨基最初流亡土耳其，出版《反对派公报》，还先后写了《我的生平》、《不断革命》、《俄国革命史》、《被背叛了的革命》等著作，以后又流亡法国、挪威、墨西哥，组织成立了第四国际。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他的寓所里遇刺，次日身亡。
在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中，布哈林是一位最年轻，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列宁称他是全党人人喜爱的人物。
布哈林的性格平易近人，豁达开朗、待人诚恳、温和宽厚，从不轻易伤害别人，列宁说他软得像“蜡”。
列宁逝世后，在党内历次派别斗争中，布哈林一直坚定地站在斯大林一边。斯大林是一位舵手，把握着政治航向，布哈林是一位理论家，积极而稳妥地掌握着宣传喉舌，帮助斯大林排除了来自“左”的干扰。斯大林十分尊重他，每当决策重大问题时，总书记经常这样问：“布哈林呢？他是什么意思？”那时，斯大林简直离不开布哈林，当时和后来，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俩之间有着磁铁一般的友谊与合作关系，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生活上都可以称得上是“挚友”。斯大林亲切地称布哈林为“尼古拉”，布哈林总是叫总书记为“柯巴”。
在斯大林的多次劝说下，布哈林从1927年起就住进克里姆林宫的一所别墅，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中央领导人也相距不远，他们都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和邻居。
每当假日来临，总书记的别墅里最热闹。住在附近的中央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经常在这里聚会，布哈林和他的妻子更是斯大林家里的常客。好客的女主人——斯大林的妻子十分欢迎他的到来。
宁静的小树林里常有丰盛的晚宴或野炊，也能听到孩子们的追逐嬉戏声。偶而还有斯大林和其他首长们的欢歌笑语和悠长的琴声。每到这时，斯大林似乎也显得十分开心。他们在这里既谈国事，也议家事，气氛十分和谐，人人感到无拘无束。尤其是人称“和事佬”的布哈林更感到无比欢快。他最爱和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并为他们带些小礼品：刺猪在阳台上跑来跑去，小青蛇盘在瓶子里，矮腿狐狸在花园里出没。有时他自己也像个孩子似地开个玩笑或手舞足蹈起来。斯大林的小儿子瓦西里总是盼望尼古拉叔叔的到来，因为他最有耐心和孩子们做游戏，他带来的礼物对孩子们来说也是最珍奇，最有趣的。
总之，布哈林对斯大林是一片忠诚的。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斯大林连在一起，他把友谊看得神圣而纯洁，他为有总书记这样的朋友而骄傲。
1925年初的一天，斯大林与布哈林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的内容是两人交换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国内战争结束后提出来的。布哈林忠实地维护列宁路线，他认为，要服从经济规律，减少行政手段，增加市场调节和自由周转，反对用榨出农民资金的办法来发展工业，“城市不应该掠夺农村”，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他毫无保留地向总书记坦诉自己的想法。
对“新经济政策”，斯大林认为，那只不过是暂时的退却，或者说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作为长期遵守的法则。斯大林希望用最快的速度，完全、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而新经济政策却不能保证这一点，只有逼迫、强制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才能尽快踏入社会主义。
自从那次长谈以后，双方都为自己的观点进行了理论研究——寻求依据。斯大林从来不愿意把矛盾公开化，他很长时间没有再向朋友们暴露过自己的思想。布哈林抱着满腔的热情和希望，准备去说服斯大林，他是一心一意替老百姓着想的，他相信，斯大林不会一意孤行地坚持错误，更不会拒绝朋友的忠告而轻易翻脸。
斯大林可没像布哈林那么单纯，他那敏锐的政治头脑始终与布哈林保持着距离。作为总书记，面对落后的俄国，年轻的苏维埃，斯大林有一种紧迫感。他认为，俄国是被资本主义所包围，必须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工业、农业和国防，才能使自己的经济实力强大起来，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不被外国入侵。
斯大林崇拜有权威的领袖，他敬重像彼得大帝这样的君主。他把自己置身于领袖的地位，他产生了一种要把俄国变成世界强国的炽热的使命感，他感到多头领导是脆弱的，必须像彼得大帝那样，使领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1928年初，俄国的大小城市突然被一场可怕的粮食饥荒所笼罩。主要是因为农民拒绝交售粮食，他们害怕新经济政策被取消，担心集体化政策会没收他们的余粮和牲畜，因而他们囤积粮食，拒不向国家交售余粮。粮食收购工作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为了完成征粮任务，防止灾情扩大，斯大林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派出3万多名工作者到农村，向农民征购粮食。政治局委员亲自到那些抗粮严重的地区去做工作。
斯大林亲自视察西伯利亚，他看到当地粮食丰收，农民的家里到处堆满了粮食却拒绝卖余粮，他非常气愤，要富农立刻按照国家价格交出全部余粮，如果不服从，就把他们交法庭判罪，从没收的粮食中抽出25％分配给贫农和中农。
有的地方甚至动用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农民开枪，甚至不允许留够口粮和种子。愤怒的农民毁坏自己的农作物和工具，杀死牲畜，减少播种面积。结果是，政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强行收购的粮食并不多。1928年，政府不得不用宝贵的外汇进口25万吨粮食。
这些情况，布哈林都看在眼里，他认真地思索着，并把这些材料记录在他的有名著作《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里。布哈林坚持说：农村矛盾激化的原因主要是来自政府工作的错误。富农之所以危险也是利用了我们本身的错误，党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斯大林否认党的失误。他把粮食危机的原因归结于农民不驯服，特别是富农的反抗。因此，他下决心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
布哈林感到十分压抑，他痛苦地为“党和斯大林合二为一”而困扰着。为了迁就和维护党的团结，布哈林没有和斯大林公开争执。他开始想用良知旧情来感化斯大林，但他发现，这根本无济于事，斯大林在推行自己的政策时是一意孤行的。他根本不会听从任何人的劝告，于是布哈林想利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来说服斯大林。
支持布哈林的人，除了政治局的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外，还有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莫斯科党委书记乌格拉诺夫、列宁的妻子和妹妹、大学和科研单位的负责人等。
在1928年7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正式提出了他的土地革命纲领。斯大林认为：工业化的进程太慢，为了迅速发展工业，有必要暂时强求农民交贡款，以解决必需的资金。斯大林说：“农民交贡款，这是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没有其它的资金来源了，布尔什维克不能因为这些事令人不愉快而闭上他们的眼睛。”斯大林号召全党打击那些富农和投机分子。
布哈林认为：斯大林的观点是违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它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害农村自食其力的富裕农民，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在广大农村形成新的国内战争。这对忠实执行捍卫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来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很明显，布哈林已经不能再沉默了。
在七月全会上，斯大林和布哈林两派吵得不可开交。由于布哈林等人的坚决斗争，斯大林不得不暂时妥协，表示继续贯彻新经济政策，谴责“破坏革命法制”的粗鲁行为，取消对农民过分限制的“土地法草案”等等。
从七月中央全会的会场出来，布哈林同索柯里尼柯夫一起回家，他们在路上遇见了加米涅夫，便停下脚步谈了起来。布哈林向加米涅夫倾诉烦恼，谴责斯大林的政治路线，为斯大林在会议上的粗暴和狡诈的行为感到不安，斯大林是一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为了争夺权力，他可以改变自己的政策，两年前斯大林和布哈林一起批判“托季联盟”，现在，斯大林却用与托季联盟完全相同的观点来攻击布哈林。
此时的加米涅夫刚刚恢复党籍，处境艰难的加米涅夫不敢表态支持布哈林，只是不置可否地听着布哈林的发泄之词。布哈林在谈话时一再叮嘱加米涅夫：“不要把我们谈话的事告诉任何人！”“别打电话，有人偷听，保卫局的人正盯着我们。”可是保卫局还是搞到了谈话记录，据说是从托派分子那里传出来的。
斯大林没有直接向布哈林核实这件事，他先找李可夫，把印成材料的谈话记录告诉他，并指责他不该与布哈林等人搞“右倾集团”。李可夫当场否认自己与此事有关，并立刻找来布哈林对质，当布哈林听到这种情况时简直大吃一惊。
那天，布哈林正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他的未婚妻拉林娜来了，布哈林忧心忡忡地说：“我很不愉快，心乱如麻，不得安宁，你理解我吗？不，你还小呢，好在你还不能理解这一切。”听到这，他的未婚妻哭了起来，他说：“我很可怜你，但我帮不了你啊！”布哈林沉默少许，伤心地说：“应该可怜的不是我，拉罗奇卡，而是农民——庄稼汉。”
正在这时李可夫激动地跑进房间，他说他从斯大林那里得知，布哈林和加米涅夫进行了缔结反对斯大林联盟的谈判，并且事先得到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赞同。李可夫向斯大林声明：这是不可能的事，是陷害。斯大林讲出了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交谈的详细内容。看来，证据是确凿的。布哈林攻击领袖、谩骂莫洛托夫的事实已经被斯大林掌握了。
“这就是说，加米涅夫告密了，这个混蛋加叛徒！”布哈林气得脸色苍白，手和嘴唇都颤动起来。他高声吼道：“这件事通过其它途径是无法知道的，会见是偶然的，地点是在室外，就在克里姆林宫，在我同索柯里尼柯夫一起参加全会回家的时候，谈话是不会被窃听的。”（他没有想到保卫局工作的厉害）李可夫愤怒地说：“你简直是个娘们，而不是政治家。你是在对什么人推心置腹呀？……你简直是个小孩子……看你在政治局里怎么交待！”面对这种情况，布哈林无言以对。政治上的幼稚决定了布哈林注定失败的命运。
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文章，指责斯大林的新方针，文章写道：“我们应当……统筹兼顾，让个人、群众、社会和国家都能发挥主动性，我们在各种事情上都集中得太过分了。”这更加激怒了斯大林。
十一月的中央全会，主要讨论1928～1929年度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问题。在会上，就农业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会上提出集体辞职，在奥尔忠尼启则的斡旋下，他们三人最后收回了辞呈。
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讲话，在谈到右倾时，斯大林说这“是一种还没有形成机会主义的而且可以纠正的倾向”，“右倾分子”还没有组成“派别组织”。
斯大林在会上批判右倾，但没点布哈林的名。
全会经过激烈争论，最后还是一致通过了《关于1928～1929年度的国民经济控制数》的决议。
由此，斯大林得到一个重要证据：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所投的赞成票就等于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这正是斯大林需要的材料。
会后的第三天，他就利用这个决议使莫斯科市委书记乌格拉诺夫引咎辞职。与此同时，斯大林还给右倾分子们派去了“政治委员”，给政府主席李可夫派去了奥尔忠尼启则，给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派去了卡冈诺维奇，给《真理报》主编布哈林派去了沙维利耶夫，给由布哈林主持的共产国际派去了莫洛托夫。规定这些部门的一切指示均需有中央代表联署才有效，并且拥有否决权。布哈林把这称为“建立了政治委员制”。
现在斯大林心里有底了，他决定进一步逼布哈林就范。1929年1月30日，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的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题为《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的演说，斯大林说：“不管多么令人痛心，也不得不确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党内形成了由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组成的特殊的布哈林集团。”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一个持有自己的政纲、企图和托茨基分子勾结起来反对党的特殊集团”。
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再次发表声明，指责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愤怒地提出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