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以音乐曲调的不同，可分为“风”“雅”“颂”三大类。
“风”：各地的民歌，含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国“风”。
“雅”：朝廷的“正声雅乐”，根据音节律吕分为“大雅”“小雅”，共一百零五篇。
“颂”：宗庙祭祀的乐歌，含《商颂》《周颂》《鲁颂》，共四十篇。
（一）产生年代
《诗经》中诗产生的具体时间很难确定，但一般认为，《周颂》的全部、“大雅”的大部、“国风”中的《豳风》等多为西周前期作品；“小雅”大部是西周后期和东迁之初的作品；《鲁颂》全部及“国风”的大部都是春秋时期作品。至于《商颂》，争议较大，有人认为是春秋时期作品，也有人认为是商代之诗。
《诗经》产生于一个复杂的年代。西周建立政权，在因袭夏商礼仪乐制的基础上，增订修改，制定了一整套法定礼乐制度，即史书盛传的周公“制礼作乐”。这套乐舞制度实际上是治国手段，以相应的乐舞制度与当时的统治秩序相结合，通过乐舞礼仪来规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上下、尊卑和亲疏关系。并以法律的性质将这套乐舞礼仪制度确定下来，不能违反。当时宫廷设立了相应的乐舞机构，专门掌管乐舞礼仪事宜。这套礼仪乐舞的代表作品是《六代舞》（又名《六舞》）和《六小舞》。
西周末年，周幽王被杀死在骊山下，致使西周灭亡。此后，东周建立。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变革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此时，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逐渐过渡，周王室已失去对诸侯的控制能力，礼乐制度也随着西周王权的丧失而开始动摇崩溃。雅乐舞制度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被当做法规，严格遵守。诸侯士大夫们则公开效仿天子用乐的规模。最典型的例子是鲁国的大夫季孙氏，在自己的家庙中，效仿天子的乐舞规模，被孔子痛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此时，诸侯大夫僭越礼乐制度的行为已相沿成风。同时，雅乐舞本身的发展，已在祭祀典礼仪式中，变为呆板无生气。战国初，魏文侯曾坦白地承认，自己按照礼仪要求端冕而坐，欣赏雅乐，总不免打瞌睡。但欣赏不属于雅乐的其他乐舞，总觉得兴奋。齐王也曾向孟子表白，自己所喜爱的并非是“先王之乐”的雅乐舞，而是“世俗之乐”的民间歌舞。可见，在社会政治的变革中，雅乐舞赖以生存的土壤逐渐削弱，雅乐舞自身僵化呆板的弱点也更为突出，约束人们的伦理道德已在动摇，“礼崩乐坏”势所必然。同时，已存在的地方民间歌舞，在社会动乱之中，获得生机，即所谓“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民间歌舞在西周一直被官方排斥压制，那种自由纵情的歌舞不被礼乐体系所接受，但是，社会的变革，使得民间歌舞获得发展。
《诗经》诗中涉及的地域很广，就十五“国风”而言，就已涉及到了今陕西、山西、山东、河北、河南、湖北等地区。
就诗歌的性质来说，“雅”“颂”基本上是为特定的目的而写作、在特定场合中使用的乐歌，“国风”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一部分，与“国风”类似。这里的“民歌”，只是一种泛指；其特点恰与上述“雅”“颂”的特点相反，是由无名作者创作、在社会中流传的抒情歌曲。大多数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假如以诗中自述者的身份作为作者的身份，则既包括劳动者、士兵，也包括相当一部分属于“士”和“君子”阶层的人物。“士”在当时属于贵族最低的一级，“君子”则是对贵族的泛称。此外仍有许多无法确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说，这些民歌是社会性、群众性的作品。
（二）赋诗言志
朗诵诗借以表达某种思想志向。春秋时代，诸侯大夫在外交、政治活动中常常运用诗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图，或者表示礼节，进行应酬，借以加强相互之间的关系。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关于赋诗言志，先秦文献如《左传》《国语》等有不少记载。《左传》文公十三年，鲁文公归国途中遇到郑伯，郑伯想请鲁文公代为向晋国表示自己愿意重新归顺于晋。鲁文公先拒绝，后又同意，双方交涉全借赋诗。郑国子家先赋《诗经·小雅·鸿雁》：“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意思是说郑国弱小，希望得到鲁文公的帮助。代为向晋国求情。鲁文公赋《诗经·小雅·四月》的四句：“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表示行役已超过预期，急于返回，无暇去晋国了。子家又赋《载驰》之第四章，意思是说小国有急难，恳求大国援助。于是鲁文公又赋《小雅·采薇》之第四章，借“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义，答应到晋国去为郑国进行活动。这显然是一次外交谈判，从这里可以看出，那时的“赋诗言志”直接关系到外交政治斗争的胜负。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所赋的诗，多为《诗经》中的诗，也有自作诗。所言的“志”，指赋诗者的用意，并非诗的原意，它只就诗中的某种思想或者某章句的意思来象征说明赋诗者的用意。所以，那时的赋诗言志常常是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卢蒲癸的“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就指出了这一点。
春秋时的“赋诗言志”反映了《诗经》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所以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这种赋诗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这种广泛的赋诗之风，对于后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名称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这部诗歌总集共收入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即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大约五百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此外“小雅”中另有“笙诗”六篇，仅有篇名，未计在内。
《诗经》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都有重要地位。《诗经》中的诗，在春秋时期就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外交乃至军事斗争中了。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在政治交往中，如果不懂诗，是要受到鄙视的。当时人们称之为《诗》《诗三百》，到战国后期，即已被称为“经”，如《庄子天运》中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西汉时置五经博士，《诗》是五经之一，乃汉代官定之经典，《诗经》之名，也始见于西汉。
（四）孔子与《诗经》
在秦以前，《诗经》对人们的作用无非有三：其一，作为祭祀、宴享时奏唱的乐歌；其二，作为外交场合言谈应对的辞令；其三，作为教育弟子的课本。而作为教育的课本，应该是由孔子开始的。这是有史可证，也是后来的学者专家都认可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人焉。”
在春秋以后，周室衰微，诗乐分家，第一个以私人讲学身份出现的大学者孔子，更把《诗三百》作为政治伦理教育、美育以及博物学的教本。
孔子在《论语》中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此外，孔子还曾对他的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道：学生们啊，你们为什么不学习研究《诗经》呢？学习《诗经》，可以激发人的想象力，可以提高人们观察社会的能力，可以使人与人合群，可以抒发胸中的怨愤；从近处来说，可以用《诗经》中的道理侍奉父母；从远处来看，可以用《诗经》中的道理侍奉君主；另外你们还可以从《诗经》中多认识些鸟兽草木的名称。而后孔子又问他的儿子伯鱼：“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其意思是：你读过《周南》《召南》诗了吗？一个人如果不读《周南》《召南》诗，那就好像正对着墙壁站立不能再向前行走了。这里的《周南》和《召南》是《诗经》中“国风”的开头两部分。
孔子把《诗经》作为教本，强调弟子和儿子要学习研究《诗经》。否则，将“无以言”，无以“兴”“观”“群”“怨”，无以“事父”“事君”，甚至无以前行。那么他必然事先熟知《诗经》内容。而《诗经》最初的作品涵盖地域广，并且包括多个社会阶层的作者及歌者的创作和传唱，其中或许就杂有某些官吏的附庸风雅和粉饰太平之作。作为祭祀和宴享的乐歌，或是外交场合的辞令，人们在唱完、说完、听完之后，或许就无所谓了，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而作为教育弟子的课本，睿智的孔子想教育好弟子，必然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留其真善、删其伪恶，使其“可施于礼义”，使学习者可以“言”“行”、可以“兴”“观”“群”。
孔子晚年从卫国返回鲁国，曾整理过《诗》的乐章，使“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他又以《诗》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一再强调“诵诗三百”。孔门后学亦继承了这个传统。所以孔子对《诗经》的保存与传播，是有功劳的。也正是由于孔子对《诗三百》这样的重视和推崇，所以使《诗经》这部书在后世得以留传并产生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