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手，”帕森斯太太的声音有些犹疑，“不知道，说不定，也许孩子们——”
在一阵脚步和喇叭声后，孩子们冲进客厅。帕森斯太太拿来了扳手。温斯顿放掉脏水，忍着恶心将堵塞水管的一团头发取出。他用冰冷的自来水洗干净他的手，回到另一个房间。
“举起手来！”一个粗鲁的声音喊道。
有个九岁的男孩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他很漂亮也很凶狠，正用一支玩具手枪对着他。比他小两岁的妹妹也用木棍对着温斯顿。两个孩子都穿着蓝色的短裤和灰色的衬衫，都戴着红领巾。这是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头，心神不宁，男孩的样子如此凶狠，不完全是在游戏。
“你这个叛徒！”男孩喊着，“你这个思想犯！你是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枪毙你！我要消灭你！我要把你送到盐矿去！”
两个孩子突然围着他跳了起来。“叛徒！”“思想犯！”小女孩完全在模仿他的哥哥。这多少有些令人害怕，他们好像两只小虎崽，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吃人的野兽。男孩子眼神里写着狡猾和残忍，流露出要踢打温斯顿的意图，他清楚自己很快就会长到可以这样做的年纪了。温斯顿只能庆幸男孩手里拿的不是真枪。
帕森斯太太不安地看着孩子们，起居室的光线非常好，温斯顿发现她的皱纹里果真嵌着灰尘。
“他们真能闹，”她说，“没能看绞刑，他们很失望，所以才这样闹。我太忙了，没时间带他们去，汤姆下班又晚。”
“为什么不能去看绞刑！”小男孩大声问。
“要看绞刑！要看绞刑！”小女孩一边叫着，一边蹦来蹦去。
温斯顿想起来，今天晚上公园里要对几个犯了战争罪的欧亚国罪犯执行绞刑。这种事每个月都有一次，大家都喜欢看。小孩子总是吵着嚷着让大人带他们去。他向帕森斯太太道完别就向门口走去。但他没走几步就被人用什么东西在脖子上重重打了一下，顿时他的脖子就像被烧红的铁丝刺进去那样，疼痛难忍。他转过身，看到帕森斯太太正抓着儿子往屋里拖，那男孩则把一个弹弓往口袋里塞。
“高德斯坦因！”在屋门关上的刹那，男孩喊道。温斯顿惊讶地发现帕森斯太太既无奈又恐惧。
回到自己的公寓后，他快步走向电屏，摸了摸脖子，在桌子旁坐下。电屏已经停止播放音乐，一名军方人士正一字一句地念着关于冰岛和法罗群岛间设置的新式浮动堡垒的事，这个堡垒不久前刚刚建成。
温斯顿心想，那女人一定为她的孩子担惊受怕。再过两年，他们就会没日没夜地监视她。几乎所有孩子都是可怕的。最糟糕的是侦察队已经将他们培养成肆意妄为的家伙，但同时他们又不会有任何违抗党的控制意向。恰恰相反，他们崇尚和党有关的一切。他们唱歌、列队前进、打起旗帜、远足、用木制步枪进行操练、高喊口号、崇拜老大哥——这在他们看来光荣而有趣。他们凶残的本性被激发出来，用在国家的敌人、外国人、叛徒、思想犯身上。超过三十岁的人普遍害怕自己的孩子。差不多每个星期《泰晤士报》都会看到关于偷听父母谈话的小暗探的报道——通常会称之为“小英雄”——偷听父母的危害性言论，然后向思想警察报告。
弹弓造成的疼痛消退了。他漫不经心地拿起笔，思考是不是还要在日记上写些什么。突然，他又想起奥布兰。
究竟有多久了？大约七年前，他曾作过一个梦，梦到自己穿过漆黑的房间。当他走过时，有个人在他身侧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声音很平静，不是命令。他继续向前走。奇怪的是，当时，梦中的这句话并没有给他留下多深的印象。直到后来这句话才渐渐有了意义。
他记不清第一次见到奥布兰是在做梦之前还是在做梦之后。他也记不清自己什么时候意识到说这句话的是奥布兰。但不管怎样，他确信，在黑暗中和他说话的就是奥布兰。
温斯顿一直无法确定奥布兰是敌是友，即便这天上午他注意到他闪烁的眼神。但这似乎并不重要。他们心意相通，这比友谊或同志感情更加重要。他说“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温斯顿不知道这话的含义，只单纯觉得它一定会通过某种方式实现。
电屏里的讲话声暂停下来，一声清亮的号响打破了沉寂。接着，刺耳的讲话声又出现了：
“注意！请大家注意！现在播放从马拉巴阡县发来的急电。我军在南印度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战争即将结束。急电如下——”
坏消息来了，温斯顿想。果然，在描绘完欧亚国部队被惨烈歼灭的情形以及列举完一堆关于杀敌、俘虏的数字后，电屏里宣布从下星期开始巧克力的供应量由每天30克削减到每天20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酒劲几乎完全消退了，只留下泄气的感觉。也许为了庆祝胜利，也许为了让人们忘掉削减巧克力供应量的消息，电屏里传来铿锵有力的曲子《为了大洋国》。照规矩，在这个时候他应该立正。但电屏看不到他现在待的位置。在这首曲子后，电屏播起了轻音乐。温斯顿走到窗口，仍用后背对着电屏。天气依然那么寒冷、晴朗。远处，一枚火箭弹爆炸了，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伦敦，这种火箭弹一星期要落下二三十枚。
楼下的街道上，那张破损的宣传画被风吹得哗哗作响，“英社”二字时隐时现。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变幻莫测的过去。他觉得自己正徜徉在海底森林里，他在这畸形的世界里迷失了，化身成怪兽。他独自一人。过去已经死了，未来不能想象。他如何确定究竟谁和他站在一起？他如何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真理部那白色墙壁上的标语再次引起他的注意，就像这些问题的答案：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的硬币，硬币上也刻着这三句标语，字小而清晰。硬币的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即使在硬币上，他的眼睛也紧盯着你。硬币上、邮票上、书籍的封面上、旗子上、烟盒上——他无处不在，而他的眼睛总是盯着你，他的声音总是环绕着你。不管你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室外，在浴室里还是在床上——你无处躲避。除了你脑袋里的几立方厘米，没有什么东西属于你。
太阳西斜，真理部的窗户因为没有阳光照射就像堡垒上的枪眼一样冰冷。在这金字塔状的庞然大物前，他感到恐惧。它太强大了，不可能被攻克，一千枚火箭弹也无法将它摧毁。他再次想起那个问题，他为谁写这日记。为未来，为过去——为了想象中的时代。可等待着他的不是死而是消灭。日记会被烧毁，他也将“消失”。只有思想警察能读到他写的东西，然后他们又会将关于它的记忆清除。当你存在的痕迹，哪怕你随意写在纸上的没有姓名的字句都被清除得一干二净，你要如何向未来呼喊呢？
电屏里的钟响了十四下。他必须在十分钟内离开，他要在14点30分上班。
奇怪的是，钟声让他振奋。他是孤独的幽灵，他说了谁也听不到的真理。只要他说出来，保持清醒和理智，你就承袭了人类的传统。他返回桌边，蘸了蘸墨水，写道：
为未来或过去，为思想自由、张扬个性且不孤独的时代——为真实的，不会抹杀清除过往之事的时代致敬！
从千篇一律的时代，从孤独的时代，从老大哥的时代，从双重思想的时代——致敬！
他想，他已经死了。对他而言，只有理清了自己的思绪，才算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行动的后果就蕴涵在行动本身中。他写道：
思想罪不会让人死，思想罪本身就是死。
现在，既然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死去，那么尽可能活得长便至关重要。他右手的两个指头沾上了墨水。没错，这样的小细节也会暴露你。部里随便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可能是个女人，比如浅茶色头发的女人和黑色头发的女孩）也许会去打探为什么他会在中午吃饭时写东西，为什么他用的是老式钢笔，而他又在写些什么——然后向相关部门暗示一下。他到浴室里用一块粗糙的深褐色肥皂洗去墨迹。这肥皂擦在皮肤上就像用砂纸磨东西，很适合拿来清洗墨迹。
他把日记放进抽屉，把它藏起来是不可能的。不过他至少可以确定它是否被人发现。往里面夹头发太明显了，所以他用指尖蘸了一颗不容易被发现的白色灰尘，放在日记本的封面上。若有人动了本子，它就会掉下来。
汉文三
温斯顿梦见了他的母亲。
母亲失踪时，他不是十岁就是十一岁。她身材高大，轮廓优美，沉默寡言，动作缓慢，还有一头浓密美丽的金发。至于他的父亲，他就印象模糊了。只依稀记得他又黑又瘦，总是穿着整洁的深色衣服（温斯顿尤其记得父亲的鞋跟很薄），戴着一副眼镜。他们是在五十年代的第一次大清洗中“消失”的。
在梦中，他的母亲在距离他很远的一个很深的地方坐着，怀里抱着他的妹妹。他几乎记不起妹妹了，只记得她瘦小羸弱，非常安静，有一双机警的大眼睛。她们待在一个类似井底、墓穴的地方，一边抬着脑袋看着他，一边慢慢下沉。她们在一艘沉船的大厅里，透过漆黑的海水仰望他。大厅里有空气，他们都能看到彼此，她们在绿色的海水中下沉，很快就被淹没了。他在的地方有光，有空气，她们却被死亡卷走。她们之所以会在下面，是因为他在上面。他们都清楚这点。从她们的表情上，他看不到她们对他的责备，为了让他活下去，她们必须死，无可避免。
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在梦里，他明白，从某种角度讲，母亲和妹妹是为了他牺牲的。有时在梦里，人仍然能够进行思考。人在梦里意识到的事情，醒后再看，仍然意义匪浅。母亲去世快三十年了，温斯顿突然发现她的死是那么悲惨，这样的悲剧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想悲剧只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在那个时代，仍然存在着个人私事、存在着爱和友谊。在那个时代，一家人要相互支撑而无须问为什么。关于母亲的回忆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她为爱他而死，可当时年幼自私的他却不清楚要如何来回报这种爱。不知道为什么，他记不清具体的情况，母亲出于对忠诚的信念牺牲了自己，而那忠诚只属于个人，不可改变。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已不可能发生，今天世上充斥着恐惧、仇恨、痛苦，却没有情感的尊严，没有深深的、复杂的哀痛。
他从母亲和妹妹那大睁着的眼里看到这一切，她们在绿色的水里仰望他，她们在几百英尺下，继续下沉。
突然，一个夏日的傍晚，他站在了松软的草地上，夕阳的斜晖将土地染成了金黄色。这景象经常出现在他的梦里，以至于他不能确定此情此景是否真的存在于现实中。从睡梦中醒来，他把这叫做黄金乡。那里有一大片被野兔啃过的老草场，草场中间有一条被人踩出来的小径，上面到处可见鼹鼠的洞。草场对面是参参差差的树丛，榆树的枝条在微风中轻轻摇晃，它抖动着的茂密的树叶就像女人的长发。而在不远处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在缓缓流淌，溪中有鱼在游弋。
那个黑头发的女孩正穿过草场向他走来，猝不及防地脱掉了衣服，高傲地将它们丢到一边。她的身体光洁白皙，却挑不起他的欲望，事实上，他几乎没怎么看她。她扔掉衣服的姿态令他敬佩。她的动作中混杂着优雅和满不在乎的意味，就好像摧毁了整个文化、思想的体系，就好像不经意地挥一挥手，就能将老大哥、党、思想警察都扫荡干净。这动作同样属于遥远的过去，温斯顿喃喃地念着“莎士比亚”的名字，醒了过来。
电屏里传来了刺耳的哨音，一直持续了三十秒。此时是早上7点15分，这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起床的时间。
温斯顿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他浑身赤裸，作为外党党员他每年只有三千张布票，一套睡衣就要花去六百张——他拎起挂在椅子上的背心和短裤，背心已经褪了颜色。再过三分钟就是体操时间。他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直不起身，每天起床，他都会咳上一阵，把肺咳清。之后，他仰着身子躺到床上，深深地喘几口气，恢复了呼吸。由于咳得过于用力，那静脉曲张形成的溃疡又痒了起来。
“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一组！”一个尖利的女声响起。“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一组！请大家站好，三十岁到四十岁的！”
温斯顿立即翻身下床，在电屏前站好。电屏上有一个年轻的女人，骨瘦如柴却肌肉发达，身着束腰外衣和运动鞋。
“屈伸手臂！”她喊道，“请跟我一起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同志们，精神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咳嗽发作造成的痛感还没有驱走梦留下的印象，而这富有节奏感的运动又帮助温斯顿强化了梦的记忆。他一面机械地挥动着手臂，做出与做操相应的愉悦表情，一面回忆童年的情景。这非常困难，关于五十年代晚期的记忆已然褪去，找不到可供参考的资料，就连生活都变得模糊混沌。记忆中的重大事件也许根本就没发生过，就算你记住事情的细节，你也没法重塑那氛围。况且，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空白的，你根本想不起发生了什么。那时的一切都和现在不同。国家的名字、地图上的形状，都和现在大不一样。比如那时一号空降场叫英格兰、不列颠。不过伦敦倒一直都叫伦敦，对此温斯顿很有把握。
什么时候打仗，温斯顿记不清了。但在他童年时，倒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很和平。因为他记得，某次空袭让大家措手不及，或许就是科尔彻斯特被原子弹袭击的那次。关于空袭本身，他没有记忆，但他能忆起父亲如何紧抓着他的手，带他前往一个位于地下的、很深的地方。他们沿着螺旋状的楼梯不停地走，一直走到他两腿发软开始哭闹。他的母亲失魂落魄地，慢慢地跟在后面，怀里抱着他的妹妹：他不能确定抱在她怀里的究竟是他的妹妹还是几条毯子，不能确定那个时候他的妹妹是否已经降生。他们最后来到一个喧闹拥挤的地方，一个地铁站。
地铁站的石板地上坐满了人，铁制铺位上也全都是人。温斯顿和家人找到一块空地，在他们身旁一个老头儿和老太太并肩坐着。老头儿穿着黑色套装，十分得体，后脑上还戴着黑布帽子，他头发花白，满脸通红，蓝色的眼睛里溢满泪水。他身上散发出浓烈的酒气，就好像从他皮肤中流出的不是汗而是酒，这忍不住让人猜想他眼睛里流出来的也是酒。他虽然醉了，却非常悲伤。温斯顿用他那幼小的心灵体会他的痛楚，一定发生了可怕的事，那一定是件不能被原谅又无法挽回的事。他觉得他知道这件事。老头儿深爱的——也许是他的小孙女，被杀死了。每隔几分钟老头儿就会说：
“我们不应该相信他们。我说过的，孩子他妈，是不是？这就是相信的结果。我一直这么说，我们不应该相信那些同性恋。”他们究竟不该相信谁？温斯顿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