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周捐款，你知道每家都要捐。我是咱们那区的会计。我们可要好好表现，我和你说，如果胜利大厦亮出的旗帜不是那条街上最多的，可别怨我。你说过你要给我两块钱。”
温斯顿将两张皱巴巴脏兮兮的钞票交给他。帕森斯用文盲才有的那种整齐的字体记在本子上。
“另外，老伙计，”他说，“我听说我家的小叫花子昨天拿弹弓打了你，我狠狠地教训了他。我告诉他，如果他再这么做，我就把弹弓没收。”
“我想可能他没看到绞刑，不高兴了。”温斯顿说。
“对，这正是我要说的。他的想法是好的，不是吗？他们俩都很淘气，但他们都很积极。他们成天想的不是侦察队就是打仗。你知道上个星期六，我的小女儿在伯克汉姆斯德远足时做了什么吗？她带着另外两个女孩偷偷离开队伍去跟踪一个可疑的陌生人，整整一个下午！她们跟了他两个小时，穿过树林，直到阿默夏姆，她们把那人交给了巡逻队。”
“为什么？”温斯顿多少有些惊讶，帕森斯继续得意地说：
“我的孩子认定他是敌人的特务，举个例子，他有可能是空降下来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老伙计，你知道是什么让她怀疑他的吗？她发现他的鞋子很奇怪，她从没看到有人穿这样的鞋子。因此，他很可能是外国人。七岁的孩子，多聪明，是不是？”
“后来呢？那人怎样了？”温斯顿问。
“这我就说不出了。不过，我不觉得惊讶，要是——”帕森斯做了一个用步枪瞄准的姿势，嘴里还模仿着射击的咔嚓声。
“好。”赛姆敷衍地说，仍埋头看他的小纸条。
“我们不能给他们制造机会。”温斯顿老老实实地表示赞同。
“我的意思是，现在还在打仗。”帕森斯说。这时，他们头顶上的电屏响起一阵号声，就好像要证明帕森斯的观点似的。但这次不是宣布打了胜仗，而是颁布一个公告。
“同志们！”电屏里传来一个年轻人激昂振奋的声音。“注意，同志们！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取得了生产大胜利！截止到现在，各类消费品的生产数字表明，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二十多个百分点。今天上午，大洋国各地都举行了自发的游行，工人们走出工厂、办公室，高举旗帜涌上街头，以表达对老大哥的感激之情，老大哥的英明领导缔造了我们崭新的幸福生活。这里有部分统计数字。食品……”
“我们崭新的幸福生活”出现了很多次，最近，富部很喜欢使用这个词。帕森斯的注意力被号声吸引走。他呆呆地听着，一本正经又目光空洞，由于似懂非懂，他露出厌倦的神情。他不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但他知道它们令人满意。他拿出肮脏的烟斗，烟斗里已经装上了黑黑的烟草。每星期只能得到一百克烟草，很少能将烟斗装满。温斯顿抽的是胜利牌香烟，他小心翼翼地将香烟横着拿在手里。现在他只剩下四根烟，要买新的必须等到明天。他闭上眼睛，不再理会身旁的噪声，专心聆听电屏里的声音。有人为感谢老大哥将巧克力供应量提高到每星期二十克举行了游行。温斯顿心想，昨天才刚刚宣布要将供应量减少到每周二十克，不过二十四小时，他们怎么就完全接受了呢？没错，他们完全接受了这件事。帕森斯就很容易地接受了。他就像牲畜一样愚蠢，隔壁桌上看不见眼睛的家伙也接受了，还情绪狂热，怒气腾腾地要求将那些提到上星期定量是三十克的人揭发出来、逮捕起来、蒸发消灭。赛姆也接受了，他要复杂一些，运用了双重思想。这么说就只有他一人还记得这件事吗？
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数字从电屏里源源不断地涌出。和去年相比，除了疾病、犯罪和精神病外，食物、服装、房屋、家具、饭锅、燃料、轮船、直升机、书、婴儿——所有的一切都增加了。每一年，每一分钟，每个人，每件事，都在飞速发展。温斯顿拿起勺子，像赛姆那样蘸着桌子上那摊菜画了起来。他画了一条线，画出一幅图。他愤愤地寻思着他的物质生活。难道会一直这样下去吗？食物永远是这个味道？他放眼望去，低低矮矮的食堂里挤满了人，人们频繁地蹭着墙壁，把墙蹭成了黑色。破烂的铁制的桌椅排得紧紧密密，以至于人一坐下来，就会碰到别人的手肘。勺柄是弯的，铁盘变了形，马克杯粗糙不堪。每样东西都沾满油污，每一道缝隙都积满灰尘。劣质杜松子酒、劣质咖啡、金属味的炖菜和脏衣服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充斥了整个空间。你有权拥有的东西被骗走了，你的肚子，你的皮肤，都在做着无声的抗议。的确，在他的记忆里，任何东西都和现在没有什么不同。无论何时，食物从未充足过，衣物总有破洞，家具总是破旧，房间里的暖气总也供应不足，地铁一直拥挤，房子从来歪歪斜斜；面包是黑色的，茶叶是稀少的，咖啡是低劣的，香烟是匮乏的——除了人造杜松子酒，没有哪样东西又丰沛又便宜。而随着你上了年纪，情况会越来越糟。但如果因为生活在肮脏贫乏的环境里会让你不快，如果你厌恶这冗长的冬天、破烂的袜子、停开的电梯，厌恶这冰冷的自来水、糙劣的肥皂、漏烟丝的香烟以及那难以下咽的食物。那不是说明，这样的状况是不正常的吗？若非如此，如果你没有关于旧时代的记忆，如果你不知道从前并非如此，你为什么还会觉得这些是难以忍受的？
他再一次环顾了食堂。几乎所有人都面目丑陋，那些没穿蓝色的工作服的也没好看到哪儿去。食堂的另一端，有个身材矮小、神似甲虫的人，一双鼠目东张西望，充满猜疑，他独自一人坐在一旁喝咖啡。温斯顿想，若没有四下观察，人们就很容易相信大部分小伙子都高大魁梧，大部分姑娘都胸脯丰满，大部分人都长着金黄色的头发，都有被太阳晒出来的健康肤色，都生机勃勃，无忧无虑——这正是党塑造的完美体格。但实际上，一号空降场的大多数人都瘦小干黑，病病恹恹。此外，部里到处都是甲虫一般的人。他们过早发胖，四肢粗短，终日忙碌，行动敏捷。他们臃肿的脸上多镶了一双细小的眼睛，还总挂着令人捉摸不透的表情。在党的领导下，这样的人繁殖迅速。
富部的播报结束了，号声再次响了起来，之后又播起了音乐，声音很小。之前那密集的数字轰炸让帕森斯兴奋不已，他将烟斗从嘴上拿开。
“今年，富部干得不错。”他摇晃着脑袋，说，“顺便说下，史密斯伙计，我猜你也没有刀片借我吧？”
“一片都没有，”温斯顿说，“我的刀片用了六个星期了。”
“没关系，我就是问一下，老伙计。”
“抱歉。”温斯顿说。
富部播报时，隔壁桌叽叽呱呱的声音暂停了一下，现在它又像刚才一样吵。不知为何，温斯顿想起帕森斯太太，想起她稀疏的头发和嵌着灰尘的脸。不用两年，她的孩子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她，她就会消失不见。赛姆也会消失，温斯顿也会消失，奥布兰同样会消失。但帕森斯不会，那个叽叽呱呱的家伙不会，各个部门里那些庸碌往来的甲虫们更不会。
还有那个黑头发的女孩、小说司里的姑娘——她永远都不会被蒸发。本能告诉他谁能活下去，谁会被消灭。但是究竟是什么能让人幸存下来就很难说了。
突然，他回到现实。邻桌的那个女孩正侧着身子看着他，她的目光虽然是斜的却很专注。这让人十分困惑。当她发现温斯顿已经注意到自己，就把眼神挪开了。
温斯顿非常惊恐，后背还冒出了汗。但这感觉很快就过去了，只留下一抹不安。她为什么要看他？她为什么跟着他？他想不起她是否在他来之前就坐在那里。昨天的两分钟仇恨会，她坐在他身后，而她完全没必要这样。很有可能，她真正的意图是听听他喊得够不够响。
之前的想法又浮现在他脑海里：她不一定是思想警察，但就是业余警察才最危险。他不知道她看了他多久，也许五分钟。也许，他并没有控制好他的表情，在公众场合和在电屏跟前放纵思绪非常危险。任何微小的细节，如不自觉地抽搐，不经意地烦恼，自言自语的习惯——只要看起来不正常，都有可能暴露你。那些不恰当的表情，如听胜利公告时将信将疑，本身就是犯罪。关于这个，新话里还有一个名词：脸罪。
女孩又回过头来看他，可能她并非在监视他，可能连续两天都靠近他坐只是巧合。他的烟熄了，为了不让烟丝掉出来，他小心地将它放在桌边。隔壁桌的人可能是思想警察，也许不出三天，温斯顿就会被抓到仁爱部的地下室去。但香烟不能浪费，他可以在下班后继续抽它。赛姆将那张纸条折好，放进口袋。帕森斯又张开了嘴。
“还没和你说过，老伙计！”他的嘴里还叼着烟斗，“有一次，我的两个孩子在市场上把一个老太婆的裙子给烧了，因为他们看到她用老大哥的画像包香肠。他们偷偷绕到她背后，用了一盒火柴去烧她的裙子，可把她烧得够呛。那两个孩子真是积极啊！现在他们在侦察队里受到了一流的训练，比我当年要好得多。你知道他们发给孩子们什么吗？插在钥匙孔里的窃听器！我的小姑娘那天晚上带回来一个，还插在我们起居室的门上做实验，听到的声音比趴在钥匙孔上大一倍。别看这是个玩具，却能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是不是？”
电屏里发出尖利的哨音，该去工作了。三个人都站起身争先恐后地去挤电梯，温斯顿香烟里的烟丝掉了出来。
汉文六
温斯顿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三年前的一个晚上，天很黑。火车站附近窄窄的街道上，她靠门站着，身旁是晦暗不明的街灯。她很年轻，脸上涂了厚厚的粉。吸引我的正是她的妆容，白白的，好像一个面具。还有她的红唇。女党员从不化妆。街上没有其他的人，也没有电屏，她说两块钱。我——
一时间，他很难写下去。他闭上眼睛，用手指摩挲眼皮，似乎要将那不断出现在脑际的画面给挤出来。他按捺不住思绪，想放开喉咙大声呼喊，骂几句脏话，或者用脑袋撞墙，踢翻桌子，将墨水瓶扔到窗外去。总之，大吵大闹也好，让身体疼痛也罢，他想做点什么忘记那些折磨他的事情。
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神经系统。人内心的紧张随时可能清楚地流露出来。几周前，他在街上遇到一个人，一个党员，外表非常平凡，大约三四十岁，身材瘦长，手里拿着公文包。在二人相距数米时，那人的左颊突然抽搐了一下，两人擦肩而过时，那人又像按相机快门那样迅速地抖了一下。尽管一看就是习惯，温斯顿仍然断定，这可怜的家伙完蛋了。下意识的动作最可怕，防不胜防，而说梦话又是其中最致命的一种。
温斯顿吸了口气，又继续写道：
我和她一起进了门，穿过后院，来到地下室的厨房。那里有一张床，靠着墙放着，还有一张桌子，桌上是一盏昏暗的灯。她——
他咬牙切齿，想吐唾沫。和那女人共处时，他想起了他的妻子凯瑟琳。温斯顿结过婚，也许现在，他仍算得上已婚人士，因为他觉得他的妻子仍然活着。他好像又闻到了地下室里那种混杂着臭虫、脏衣服和廉价香水的特殊气味，那里燥热非常又十分诱人。女党员不用香水，没法想象她们用香水的样子。香水是群众用的，在温斯顿心中，香水的气味和私通交融一体，不可分割。
两年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做堕落的事。嫖妓是禁止的，但有时你却会鼓起勇气反抗这一禁令。这很危险，却说不上生死攸关。若没有其他罪行，嫖妓被抓的只需在劳改营里待上五年。避免被抓现行并不困难。贫民区里到处是准备好出卖自己肉体的女人，有时你只需支付一瓶杜松子酒——群众不允许买这种酒。在私底下，党鼓励卖淫，如此无法被完全压制住的本能就有了发泄途径。只要偷偷地、了无乐趣地与卑微可鄙的下层女人发生关系，一时的放荡无关紧要。只有在党员之间，这种事才不可饶恕。不过很难想象它会在现实中发生，尽管每次大清洗所有被告都承认犯了这样的罪。
党不仅要防止男人和女人结成它难以控制的忠诚同盟，党更要将快感从性行为中剥离。而无论在婚姻中，还是婚姻外，与其说性欲是敌人，不如说爱欲才是敌人。党员若结婚则必须经过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的批准，虽然该委员会从未明示过批准的原则，但假如两人给人留下了“肉体吸引”的印象，他们的申请就会遭到拒绝。唯一得到承认的婚姻的目的便是为党生育后代。
性交被当做类似灌肠的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关于这点，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却间接地，从孩童时期就向人灌输。不仅如此，还有类似反性同盟这样的组织，向男男女女宣扬独身生活的好处，并认为所有人都应该采取人工授精（新话称作‘人授’）的方式进行生育，生下的孩子则要交由公家抚养。温斯顿明白，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都要被严格执行，但它们却迎合了党的意识形态。党试图扼杀性的本能，就算不能完全扼杀，也歪曲它，丑化它。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至少对女人们而言，党在这方面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又回忆起凯瑟琳。他们大概有九年，十年——快十一年没在一起了。奇怪的是，他很少想起她。他甚至可以一连几天忘记自己曾经结过婚。他们相处的时间只有大约十五个月。党禁止离婚，但如果没有孩子却鼓励分居。
凯瑟琳有一头浅黄色的头发，身材高挑，举止优雅。她的脸轮廓分明，像鹰一样，若你没有察觉到藏在这张脸背后的空乏，你会觉得她是个高贵的人。和其他人相比他们有更多机会亲密接触，因此刚结婚，他就发现她是他所有认识的人里，最愚蠢、最庸俗、最无知的。她的脑子里只有口号，只有党灌输给她的蠢话，但凡是党提出的，她都悉数接受。他在心里给她起了个外号：人体录音带。不过，若不是因为那件事，他仍可以勉强和她生活下去。那件事就是性。
只要碰触到她，她就会躲开，而且全身绷紧。抱着她就像抱着木头人，甚至当她主动拥抱他时，她那绷紧的身体也让他觉得她正用尽浑身力气推开他。她紧闭双眼躺在那里，忍受着一切，不拒绝，也不合作，这让人非常尴尬，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简直令人厌恶。另一方面，如果双方都同意禁欲，他还能和她过下去。问题是凯瑟琳不同意这样做。她说，只要可能，他们就必须生个孩子。因此，他们的性生活非常有规律，每个星期都要来一次，除非在她不可能受孕的时间。她甚至会在早上提醒他，把它当做一件当天晚上必须完成的任务。她称这件事为“制造孩子”、“对党的义务”（她的确这么说）。没过多久，只要规定的日期近了，他就感到恐惧。所幸，他们没能生出孩子。最后她同意放弃。不久，他们就分居了。
温斯顿默默地叹了口气，拿起笔写道：
“她一头躺到床上，没有任何准备动作，用最粗野、最可怕的方式撩起裙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