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执一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这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被后世称为诸子时代。至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列为经典，由此经学一统天下，成为官学。魏晋之际，儒家经学受到严重挑战，玄虚之风大为兴盛。隋唐时期，佛教兴盛，我国的大量佛寺创建于此时。北宋时期，又兴起了理学，学术思想逐渐向儒家文化复归，而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至明末清初，理学思想又不断受到挑战，人们逐渐感觉到了理学的空疏乏味，注重实际的考据之学开始兴起。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国家的学术思想不断传输过来，至20世纪，逐渐出现了融合中西的学术思想，是为西学东渐的时代。
在我国历代学术思想发展史上，魏晋时期，实现了经学向玄学的转变，这是个中国文化思想大开放的时期，是道家思想豁然崛起，剧烈冲击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时期。玄学的兴起以及玄学辩难，形成了一次蔑视名教礼治、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人生理想的解放运动。
我国的学术思想一直都和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想往往是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的，并且反过来会影响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与表现模式等，进而影响人们的思维观念、生活习惯、审美意识与行动模式。在我国历代的学术思想中，可以说玄学是最具有内在意蕴、对文人最具有吸引力、更加具有文学内涵的一种思维模式。其在发展过程中，内部又分为三个派别：何晏、王弼主张名教本于自然；阮籍、嵇康认为“越名教而任自然”；郭象认为名教即自然，此三者即为魏晋玄学“三大派”。
“玄”这个概念语出《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注曰：“玄者，冥也。”（《老子注》一章）而“冥”这个词即为深奥莫测、难以想象的意思，可见，“玄之又玄”是如何深奥的一种境界。那么从字面意义理解，“玄学”就是一种研究深奥理论的学问，不过在魏晋时期，它又有其特殊的含义。那么玄学又是如何兴起的呢？
“玄学”的兴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它是两汉经学衰落、名教信仰发生危机，士人积极向上的心态普遍衰退之后为寻求新的思想皈依而逐渐产生的，是汉魏时期社会思潮发展演变的结果，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清谈之风、名理之学催生的结果。
（一）两汉经学的衰落与名教信仰危机
西汉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十三博士，官宦世家子弟们从小就要受五经思想教育。在当时，儒家经典实际上起到了充当最高法典的作用，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制定典章制度以及日常生活行为规范，都要依据儒家经典，儒学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两汉经学的盛行，适应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使我国汉代成为历史上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民族繁盛的时期之一。
然而，东汉后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戚、宦官专权，社会政治黑暗，以及“党锢”等高压政策，使士人普遍出现精神信仰危机。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给了东汉王朝以毁灭性的打击，使东汉王朝迅速走向瓦解。相对应的，作为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学也受到社会激烈变动的冲击而趋于衰微。随着政权的解体，上层统治的理论基础，即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也趋于消散，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礼治问题和名教信仰危机的出现。
当时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是名教危机的典型表现。东汉和帝初期，先是外戚窦宪专权，倾轧朝政，之后永元四年（92年），窦宪获罪自杀，窦氏势力被消灭，宦官又开始专政；后到安帝朝，外戚邓氏又擅权于朝野，邓氏势力被消灭后，阉党又再次得势；至少帝朝，太后阎氏又专权于朝政，阎氏被灭，宦官又开始执掌朝政……可以说整个东汉社会后期，一直处在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的情况下，而且这种情况到桓帝、灵帝时期愈演愈烈，封建王朝的正统皇帝已然沦为政治上的傀儡，直至董卓废帝，天下大乱。
封建社会的君主是理想人格的典型，封建政权在君主的领导下定名分，立纲纪，维持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纲常伦理是名教最根本的问题。然而外戚、宦官专权，君臣失序，导致了汉王朝政治的崩溃，不能不说是当时最大的名教问题。此外，关于“孝悌”的观念，“服丧”的问题等等都有矛盾出现，诸多现实问题无法解决，必然导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学说代表了传统的文化和价值，它和封建社会牢牢维系在一起，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以君主为中心的国家政权的发展，与士人的人生价值走向是一致的，“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士人的追求与国家政权是和谐的。然而，东汉后期，随着社会政治的日趋混乱，儒家所提倡的名教、礼法逐渐被打破，士人的心态也逐渐发生变化，思想开始趋于多元化，开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与是非品评标准。儒家标准虽仍然被遵奉，但却不一定以其作为最高标准，诸子之学又逐渐兴起，儒家之外，道、法、名、兵、农等诸家思想又都活跃起来，儒家独尊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人们开始寻求新的思想皈依。
两汉经学思想僵化，墨守成规，逐渐走进了死胡同，这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汉代初年曾在政治统治上实行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自然的休养生息政策，并且在文化思想上也一度盛行黄老之学。如文学家贾谊，虽然在政治上具有远大的抱负，但是其作品里充斥着明显的道家思想色彩，他的《新书》有很多地方继承并且发挥了道家学说，《 鸟赋》更具有浓烈的老庄意味，他说：“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蟺。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司马谈父子也曾崇尚黄老之术、道家言论，司马迁说其父“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这当然对极其崇敬其父的司马迁有一定的影响。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是一部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其他学说的著作，可以说是汉初集黄老之学大成的总结性著作，东汉高诱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淮南子注·序》）而两汉末的扬雄则是两汉道家文化源流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人物，班固说其：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汉书·扬雄传》）扬雄著有《太玄经》，思想内容上以“玄”为理论核心，运用大量天文历法术语知识通过“观象于天，俯察于地”的思考与摹比，抽象出“玄”范畴，作为解释宇宙万物生化的根本，在哲学论点与思辨方式上为后来的玄学开路，他建立了两汉时期第一个完备的儒道调和的太玄理论体系。扬雄提出的这个宇宙万物“玄”本体，正好是从老子以“道”为本体过渡到玄学以“无”为本体的中间环节，他极力地强调了作为万物之本体的“玄”是一种玄妙莫测、难以捉摸的东西，从而提高了老子“道”本体的哲学抽象程度，这无疑为“玄学”的出现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二）士人心态的演变
汉魏之际，由于政治局势混乱，社会动荡，士人的心态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对应的政治态度和社会理想也发生了变化。在二百多年的时间内，即从汉末建安时期到南朝刘宋的建立，士人逐渐从儒学的理性心灵世界走向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世界。也就是由拯世济物的积极入世思想转向了依傍山水，委运任化，追求心与道冥的老庄境界。如果说前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仍然对封建正统名教礼治社会存有一定的眷顾之心，他们悲观、失望、愤怒、怨恨，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反抗现实的黑暗，以求得理性的回归，而到了魏晋后期，士人已经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他们把自己从对政权的依附状态和对君主的绝对服从状态下解放出来，开始注重自身的生命价值，寻求精神的绝对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