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家的研究接近尾声之时，他将会面临这样的挑战：你研究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你是否只是从自己的工作中找点乐子，讲讲国家与观念的兴衰，侃侃“国王殒命的悲剧”？你是否比一个很少读书的街头路人对人类本质的认识更深刻？你可曾从历史中得到有关我们现状的任何启示，有益于我们的判断和政策的任何指导，防止意外或不测事件发生的任何手段？你是否从历史长河中发现了规律，能够用来预示人类未来的行动或国家的命运？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归根结底“历史没有任何意义”[1]，它没有教给我们任何东西，它浩瀚无涯的过去只是错误的一再上演，而这些错误注定要在未来更大的舞台上，以更大的规模发生？
我们不时会有这种感觉，而且还有许多疑虑冲击着我们的进取心。一开始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过去，过去真的发生了什么吗？或者，过去只不过是一堆鲜有“定论”的“荒唐事”？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很可能还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已经被相互矛盾的证据和存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所遮掩蒙蔽，或者也可能被我们的爱国心或宗教偏见所曲解。“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2]即使一个历史学家认为自己克服了诸如国籍、种族、信仰或阶级等偏见，他在材料选择和遣词造句上的细微差别，都会暴露出他的私人偏好。“历史学家总是犯过分简单化的毛病，他们从众多的人和事件当中，匆忙地挑选易于处理的一小部分事实，却从来不能对错综复杂的实质和事件予以包容和理解。”[3]其次，我们通过从过去所得到的结论来推演未来，但是由于变化的加剧，导致这一行为会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有风险。1909年，查尔斯·贝驹（Charles Péguy）[4]认为：“自耶稣基督以来世界的变化，都没有最近30年的变化快。”[5]今天一些年轻的物理学博士甚至认为，他们所学习的学科自1909年以来的改变，超过了此前有历史记载的所有时期。每一年，战时甚至每一个月，都有一些新的发明、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情况迫使人们对行为和观念做全新的调整。更有甚者，机遇的因素，或者说是自由的因素，似乎会进入到金属和人本身的活动运行中。我们再也不能确信，原子，更小的有机体，如我们所认为的在过去发生反应那样，将一如既往地会在未来发生相同的反应。电子，如同库柏[6]的上帝一样，神秘莫测，其奇妙的运行以及一些怪癖的特点或情况，或许就能打乱国家之间的平衡。正如亚历山大（公元前336-公元前323年在位），当他酗酒致死，导致了他的新帝国分崩离析（公元前323年）；或者如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由于俄国继任沙皇醉心于普鲁士道路，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1762年）。
显而易见，历史编纂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它只能算是一个行业、一门艺术和一种哲学一个搜集史实的行业，一门通过将混乱的材料有意义地排列起来的艺术，一种寻求预见性观点和启蒙作用的哲学。“当下乃为成事而拾掇的往昔，往昔尤为解惑而展开之当下。”[7]这大约是我们所相信的和所期望的。就哲学而言，我们试图通过整体来了解部分。就“历史哲学”而言，我们又试图通过过去来了解现在。我们知道，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总体性视野不过是一种错觉。我们并不知道人类的全部历史，在苏美尔人或埃及人之前，很可能就已经存在过许许多多的文明。我们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进行发掘！我们必须从局部知识入手，而且必须暂时接受所有的可能性。就历史而言，和科学与政治学一样，相对性至上，一切公式皆应受到质疑。“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强迫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举动；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胎。”[8]或许，因为有这些限制，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学到足够多的东西，去耐心地承受现实，并尊重彼此间的歧见。
七年战争中，俄国军队于1761年12月攻克港口城市和要塞科尔贝格的情景。但1762年1月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的逝世，挽救了腓特烈的败局。
由于人类在宇宙时间中只是一瞬，是地球上的一个匆匆过客，是其所属种群的一分子，是其所属种族的后裔，是肉身、性格和思想的复合体，是家庭和社会的一员，是某种信仰的支持者或者怀疑者，是某经济体中的一个单位，或者还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一支军队中的士兵，我们都可在相应的学科题目之下—诸如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战争学—来探寻历史必须回答的问题：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类行为的本质，以及人类的前途究竟会如何？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试图把一百个世纪的历史浓缩进一百页的书中，并进而得出不可靠的结论。我们就试试吧。
[1]雷内·塞德诺：《历史没有意义》，第167页。
[2]杜兰特：《东方的遗产》，第12页。
[3]杜兰特：《信仰的时代》，第979页。
[4]查尔斯·贝驹（1873-1914年），法国诗人、散文家和剧作家。译者注。
[5]雷内·塞德诺：《历史没有意义》，第167页。
[6]威廉·库柏（1731-1800年），英国诗人。译者注。
[7]杜兰特：《宗教改革》，第Ⅷ页。
[8]杜兰特：《理性开始的时代》，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