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只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段：人类的生命是陆地和海洋生命沧桑变化的一部分。有时，夏日独自漫步在森林里，我们会听到或看见众多生灵的活动，它们在飞翔、跳跃、潜行、蠕动、打洞。我们的到来会让受惊的小动物逃跑，飞鸟四散，鱼儿消失在溪流中。突然我们感到，在这个没有偏见的星球上我们是多么危险的可怕的少数，我们会有片刻的感觉，而那万千生灵显然会这样觉得，我们是进入他们领地的闯入者。此时人类的所有记录和成就都会谦卑地复归于万千生灵的历史和视野。我们所有经济上的竞争，我们的争夺异性，我们的饥饿、爱情、悲伤与战争，和那些隐藏在丛林落叶之下，潜行于水中或跳跃于树枝之间，正在追逐、求偶、争斗和受苦的生灵，并无二致。
因此，生物学的法则同样也是历史的基本教训。我们受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避免了这种竞争与考验，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种群保护了我们，但这个种群自身也必须经受生存的考验。
所以，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生命即是竞争。竞争并不仅仅是交易的生命，而是生命的交易—当食物丰盛时竞争是和平的，当粮食紧缺时竞争是充满暴力的。动物之间互相吞食而没有丝毫愧疚，文明人则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相互利用。合作是真实的，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竞争的工具或手段。我们在自己的群体中—我们的家庭、社区、俱乐部、教会、党团、“种族”或者国家—团结合作，是为了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强化我们的群体。竞争的群体拥有与竞争的个体一样的特征：贪得无厌，好勇斗狠，党同伐异，狂妄自大。由我们集合而成的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以更放肆的方式表达着我们的天性，并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我们的善和恶。我们好勇斗狠、贪得无厌、利欲熏心，因为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千万年前的故事，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不得不去追捕、战斗、杀戮，而且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捕获其他野兽，不得不暴饮暴食。战争即是一个国家觅食的方式。战争促成国家间的合作，只是因为战争是竞争的最终极形式。除非我们的各个国家变成一个大而有效的保护性群体，否则国家之间势必将继续上演狩猎时期个人和家庭的行为。
湿地狩猎图。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二个教训是，生命即是选择。在为食物、配偶和权力的竞争中，有的生物成功了，有的生物失败了。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有的人在应付生存的各种考验时，拥有比其他人更好的禀赋。鉴于“自然”（这里是指全部实在及其演化过程）未曾认真拜读过美国《独立宣言》，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所以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我们受制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遗传因素，受制于我们群体的习俗和传统；我们的健康和体力，心智和性格品质，生来就千差万别。“自然”偏爱差异性，因为那是选择和进化的物质基础，即使是双胞胎也有上百处的不同，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颗豌豆。
不平等不仅是自然的和先天的，而且还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遗传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与人为的不平等；所有的发明或发现都是由杰出的个体所为，结果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更有甚于以往。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功能更加专业化，使能力产生差别，使得个人对于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彻底地了解身边的人，那我们只需要选择30%的人，并将其才能联合起来，就足以与其余人的能力之和相等。生命与历史正是这样做的，带着傲慢的不公，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加尔文（Calvin）的上帝。
“自然”对我们梦想中的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付之一笑。因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胜，另一方即会死亡。当人们获得自由时，他们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差不多就会呈几何式的增长，正如19世纪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英国和美国一样。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然要牺牲掉自由，正如1917年以后的俄国那样。即使受到压制，不平等仍然会得到发展。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偿所愿。乌托邦式的平等已被生物学判了死刑，立场温和的哲学家所能指望的最佳状态，是法律和教育机会的大致平等。只有所有潜在的能力都能得到发展和发挥的社会，才会在群体间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优势。当远距离打击强化了国家间的对抗时，这种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三个教训是：生命必须繁衍。“自然”对于不能大量繁殖的有机物、变种或者组织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自然”极其喜爱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自然”也喜欢从众多挣扎求生的生命当中选取少数幸存者；毫无疑问，她对于成千上万个精子争相游向一个卵子使其受精的竞争，也视为理所应当。与个体相比，大自然更喜欢群体，她对文明和野蛮几乎不加区分。她不介意高出生率通常会导致在文化上变得不那么文明，而低出生率通常又与文化高的文明相伴。同时，她（这里是指繁衍、变异、竞争、选择以及生存的自然过程）也乐于看到，低出生率的国家周期性地受到更加孔武有力和生育力强的群体的惩罚。恺撒时代，高卢人借助罗马军团的帮助打退了日耳曼人的进攻，时至今日，他们又借助于英国和美国军团的帮助来抵抗他们。当罗马帝国灭亡时，法兰克人从日耳曼涌入，从而建立了高卢法兰西。假如英国和美国衰落了，那么法兰西，这个从十九世纪以来人口几乎不变的国家，或许会再次遭受被蹂躏的命运。
旧石器时代的女性裸体雕刻《维伦多夫维纳斯》（Venus of Willendorf），特别夸张双乳、肚腹和臀部在身体中的比例，是一个象征多产的形象。
如果人类的繁衍过快从而使食物变得短缺，大自然有三个办法使其恢复平衡：饥荒、瘟疫和战争。在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写于1798年的名著《人口论》中，作者解释道，没有这些周期性的事件，人类的出生率便会大大地超过死亡率，而人口的成倍增长又会使得粮食的增产毫无意义。尽管马尔萨斯是个牧师，一个好心人，但他依然指出，对穷人的救济或供应食物导致了他们过早结婚并且毫无节制地生育，从而使得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1803年再版时，他提议放弃除传宗接代以外的性生活，但他又拒绝赞成其他的节育方法。由于这项神圣的动议被接受的希望不大，他预测，未来人类增长和食物产量间的平衡，仍将和过去一样，势必依赖于饥荒、瘟疫和战争。
十九世纪农业的发展及避孕技术的进步，明显地驳斥了马尔萨斯的观点：在英格兰、美国、德国和法国，食物供给与人口增长率同步前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也延缓了结婚年龄，降低了家庭规模。消费者的增加同样意味着生产者的增加：新的“人手”开垦了更多的土地来种植更多的粮食。近年来，加拿大和美国出口了成千上万蒲式耳的小麦，同时国内也没有发生饥荒，这一事件似乎给了马尔萨斯一个鲜活的反驳。如果现今的农业技术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应用的话，那地球能够养活两倍于现今数量的人口。
当然，马尔萨斯或许会说，这种解决方式最多只能延缓灾难而已。土地上能够生长的作物终归是有限的；再先进的农业技术也迟早会被过高的出生率抵消；与此同时，医药事业、卫生事业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也会让那些不适宜生存的人能得偿所愿地增加，导致优胜劣汰的目的付诸东流。对于这一点，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回答：工业化的进步、城市化、受教育程度及生活水准的提高，会使那些威胁世界安全的国家，因此而降低生育率，就像在欧洲和北美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在生产和生殖达到平衡之前，传播避孕的知识和方法，都只能是基于人道立场的劝导。理想的传宗接代，应当是健康者的权利，而不是性爱冲动的一个副产品。
是否有证据表明，节育不利于优生—那些实行生育控制的民族，是否降低了国民的整体智力水平？假定聪明人比凡夫俗子更多地采用节育方法，那么文化人的功劳显然会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被蒙昧人群的生育抵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被我们所说的聪明，大多是个体教育、独特机遇和不同经历的产物，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高智商是通过基因遗传而来的。即使是博士的儿子，也必须接受教育，经历他们少不更事的谬误、教条、主义这些青春期麻疹的洗礼；我们也不能说，生活于贫困潦倒中的穷人，他们的基因中一定没有潜能和过人之处。就生物学的立场来看，在生育方面，生理上的健康可能比智力上的优越更有价值；尼采（Nietzsche）就认为，德国最优异的血液流淌在德国农民的血管里；从种族繁衍的角度来看，哲学家并不是最适合的材料。
在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中，家庭节育也曾起到过一些影响。我们惊奇地发现，恺撒（Julius Caesar）于公元前59年对罗马那些子女众多的家庭予以奖励，并且禁止没有孩子的女人搭乘轿子，以及佩戴珠宝饰物。而奥古斯都（Augustus）大约在40年之后又重申了这项法令，只不过好像同样没起什么作用。在上层社会，推广节育持续，与此同时，来自北日耳曼、希腊以及犹太人的移民充斥意大利，填补并改变了意大利人口结构。[1]极有可能的是，这种种族的改变，削弱了居民抵抗政府无能，以及抵抗外部攻击的能力和意愿。
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较低的出生率，已经降低了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力；而罗马天主教家庭的高出生率，预示着到2000年的时候，罗马天主教教会将在美国国家、城市和各州的地方政府中拥有决定性的力量。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法国、瑞士和德国的天主教徒身上；伏尔泰（Voltaire）、加尔文（Calvin）和路德（Luther）的故乡，有可能很快就会重回罗马教皇的怀抱。所以，出生率就像战争一样，可以决定基督神学的命运；732年，伊斯兰教徒在图尔的失败，使得法国和西班牙得以继续信仰《圣经》，而不是《古兰经》。所以天主教徒优越的组织、教规、道德、忠诚和繁衍，有可能抵消新教改革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历史是一位无出其右的幽默大师。
[1]杜兰特：《恺撒与基督》，第193、223、6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