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算一算他一生中，用来写作的时间，那就更让人肃然起敬了从1829年，以巴尔扎克的真名开始发表作品起，一直到1849年，也就20年工夫，写出了1200万字两者相除，他平均每年要写60万字，如果再将他不停修改的字数也包括在内，当数倍于这个净值。据说，巴尔扎克的出版商，每次给他送校样，按他的要求，每页必须留下足够的空白，以便他修改，而且都要改上好几次甚至十几次才能定稿。“他的笔迹极难辨认，他就叫人用废旧铅字印成长条校样，然后在上面进行大量修改，修改之多使出版者不得不把修改费用算在巴尔扎克的账上，排字工人干巴尔扎克的活儿好比苦役犯服刑，干完这份苦差再去干别的工作，简直像在休息。”（见莫洛亚《巴尔扎克传》我们可以从人文社出版的这部传记张守义先生设计的封面，用作图底的手稿上，那密密麻麻的改动痕迹，得到佐证。）
巴尔扎克二百岁了，最早将他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倒是反对白话文的林纤。看来只要是真大师的好东西，无论旧派和新派，都能识货。鲁讯先生在1934年的《申报》的《读书琐记》中，更是给这位大师以极高评价：“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他的结论是：“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
毋庸置疑，从20世纪起，在中国文学界，巴尔扎克便是一个响亮的名字。
巴尔扎克逝世后的150年以来，世界文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辉煌的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对于今日还在写作的作家来言，已经是具有相当古典意味的文学了，时下新锐的年青一代，或许近年去世的女作家杜拉的名字，会感到更为亲切一些。这种缺乏对西方文化的系统学习的现象，与十年“文革”所造成的隔阂，不无关系。因此，和年轻作家谈论高老头、葛朗台、拉斯蒂涅、邦斯、贝姨的话题，恐怕会像“白头宫女话玄宗”那样的生疏了。
我记得最早读过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并非傅雷先生翻译的。50年代初期他译的巴尔扎克著作，成规模，影响大，但印数很少，随后也就从书店消失了。但我们这些开始写作的一代人，他的书曾经是爱不释手的范本。他作品中的逼真传神的写实手法，汪洋悠肆的史诗场面，壮观浩瀚的人物画廊，锐利深刻的思想锋芒，都是我们努力企及而始终也难以达到的高度，他作品对那一代作者的启蒙作用，和今天流行的新小说派、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对当代中国新兴作家所产生的吸引力，是同样不可低估的。
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人们眼睛一亮，在文学领域里，这世界上敢情还有很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事物。当卡夫卡，萨特，加缪，西蒙，索尔仁尼琴，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昆拉德……这些名字甚嚣尘上的时候，那个“一副面包师的相貌，鞋匠的身段，箍桶匠的块头，针织品商人的举止，酒店老板的打扮”的巴尔扎克，在这20年里，好像也从未成为文学界关注的热点。这也怪不得，文学的趋时务新，是文学进取的必然。文学有一点类似时装革新的成分，到了换季的时令，自然要推出更时新的设计。但文学又不完全等同于时装表演，刚上市的款式，必定是价值昂贵，好销抢手；不人时的货色，必定要从橱窗里撤下来，打折出售。时装是这样的，文学却不应该是这样的。
文学有竞争，自然也就有淘汰，作品有不朽，自然也就有湮没。但淘汰也好，湮没也好，和文学是否新潮或者守旧，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无论文学怎样千变万化，其本质的部分，也就是时代要求于文学的，历史要求于文学的，以及审美功能所要求于文学的等等，这些应该是文学中必不可少的功课，大概是不会太变和大变的因此，真正的文学，永不过时，巴尔扎克不会热到沸点，大红大紫，但也不会冷到零度，无人问津。
新时期文学20年，那种昙花一现的盛况，令我们雀跃过多少次，兴奋过多少回，但到了如今，那些“一举成名天下闻”的作家，依旧忙得脚下生风，屁股冒烟，可他们那些作品早就被人遗忘，放在旧书店里的书架上，也积满灰尘，面目可憎了。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大多数作家是要过时的，如果过10年，读者已经记不起他写过些什么，是很正常的；如果过了50年，人们甚至记不起来这位作家的名字，也不必奇怪。这样的文坛过客，多如过江之螂，有的在文学史的夹缝里，偶尔留下一个名字，也不是没有可能。正如演员表上饰演匪兵甲、匪兵乙、老乡甲、老乡乙的小角色，记住名字又如何，还不是舞台上一个过客而已。我一直想，做一个群众演员，陪着北京话叫做“大腕”的“名角儿”，“得儿令枪”地跑一回龙套，也没有什么不好。契诃夫的“大狗叫，小狗也要叫”的名言，是很有道理的。
舞台上不可能全是主角，统统是主角的话，每一位都抢戏，这台戏干脆就演不下去。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文学事业，都是由极少数大师级的作家，和绝大多数非大师的作家，共同来完成这场演出大多数作家像过眼烟云一样，过去也就过去了，即或五十年间名噪一时的作家，到了一百年后，未必还能保持往年的风光。文学史上的名字，会长期保留，但读者的萃取率，随着时间的推移，相隔愈远，筛选愈严，很多作家都会从普通读者的视野里消逝，很无情的。《全唐诗》有数万首诗，有数千诗人，你能记住的，还不是那几位诗人那几首诗？所以，1799年出生在图尔城的巴尔扎克，二百年过去了，还有人纪念他，研究他，还有出版社出他的书，还有读者买的书，能得到这样的不朽，只有极少数拥有天分和才华的作家，只有在作品中永远焕发着生命力的作家，才能获此殊荣。像巴尔扎克这样的文学大师，称得上“高山仰止”了。他真是一座山，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这座山，能够使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体会他；这座山，能够使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人宝山，绝不会空手而返地获得良多教益。这种使后来人永远有话好说的作家，那才叫做真正的不朽。
这位法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在他二百岁生日的时候，还被人津津乐道，就因为他笔下那波斓壮阔、多姿多彩的画面，对我们具有吸引力，就因为他在创作中投人的劳动，不停燃烧生命的热忱，对我们具有鼓舞力，而他在作品中那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与时代契合的精神，对我们同样经历过复杂、艰难、动荡、险阻的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作家来说，或许更具有启示意义。生于1799年，死于1850年的巴尔扎克，这半个世纪，是法兰西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他短促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拿破仑帝国、路易十八封建王朝和老拿破仑侄儿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他的这部冠之以《人间喜剧》总标题的庞大史诗，全景式地反映了剧烈动荡的社会变革时期，从巴黎到外省，从贵族到平民的法国生活。如果赞美《人间喜剧》写出了一份形象化的法国19世纪的历史，巴尔扎克是当之无愧的。
其实，20世纪，中国土地上的风云变幻，不见得比巴尔扎克时代的法兰西逊色，中国作家的所经所历，不见得比巴尔扎克差到哪里去。但我们中国的《人间喜剧》式的大作品，却还在孕的过程中，只有待之以来日了。这样的期待，也许未必可取，作家不是史学家，文学作品也并不承担记载史实的任务。但是，假如作家的创作，与他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稍稍扣紧一些；与大多数人的心境，稍稍融合一些； 与社会跳动着的脉搏，稍稍同律一些，如巴尔扎克那样，用生命去燃烧手中的笔，去触摸世界，去感知时代，给后人留下一份历史的印迹，岂不是在纪念这位大师诞生二百周年的时候，值得我们闲来无事，不妨思考一下的事么？
巴尔扎克之所以永远，这恐怕是很重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