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春歌
在俄罗斯的一个乡村，失去丈夫的农妇与儿子相依为命，靠着勤劳的双手，日子虽然不富足但幸福安宁。有一次，回乡度假的庄园主的女儿所乘的马车受惊，农妇的儿子救了她一命。并且在四目相对的那一刻，爱上了美丽的贵族少女。备受单相思煎熬的他，为了争取和少女接近的机会，做出了离家到庄园主家当花匠的决定。
启程的那天，雨丝纷飞。孤独的母亲坐在滴雨的屋檐下目送儿子欢天喜地地朝远方的庄园走去，她默默地注视着儿子执著的背影祈祷着：“孩子，你仿佛被一根施了魔法的绳子牵着往前走，我只希望你回头看一眼母亲，哪怕一眼呢……”
年轻的农夫欢快地走着，他吹着欢快的口哨，始终没有回头。
为了赢得庄园主女儿的爱情，年轻人视苦役为欢乐。秋收的一天，他自告奋勇地爬上高高的草垛，卖力地干活，因为他心爱的少女正在楼上的阳台注视着这里。高傲的少女或许也被这劳动的场面所感染，顽皮地向草垛上的人们伸出了手臂，年轻人踮起脚尖为了握一握少女的纤手，不幸从高高的草垛上跌落摔死。
母亲闻讯赶来了。与儿子分别已久，万万没有想到会以这种结局重逢。当儿子在村人的嬉笑中下葬的时候，她紧紧地搂住冰冷的儿子，没有一丝抱怨，两行热泪从这位一生倔强从不落泪的农妇的脸庞上滑落。她说：
“我的孩子！”
从小到大看电影无数，许多影片别说情节，就连名字也记不大清楚了，但少年时过的这部反映俄罗斯生活的片子至今记忆犹新。
我恰恰是影片中那样一个孩子——疯狂地爱上了去远方的大路。多少年行色匆匆地穿行于中国的大地，拎起行囊道一声“我去西藏了！”“我去黑龙江了！”头也不回便了门，一心直奔目的地。
直到有一天，我离开院子走了很远，忽然漫不经心地回了一下头的时候，发现年老的姥姥、两鬓染霜的父母仍然伫立在阳台上，望着我。
我每次出远门的时候，家人都是这样久久地凝视着我的背影，只是因为我从不回头，所以从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即便我度完周末离家去江对岸的报社上班的时候，他们同样在阳台上目送着我的离去。
我回头的那一天，第一次向他们扬起了手。我永远记得家人的笑容。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站在阳台上的亲人一个个离我而去，如今只剩下母亲，以她不变的柔情站在那里。
我第一次骑单车穿越中国的途中，母亲还不时将一封封家书提前寄到我将到达的地方，好让我每次到达一个陌生的城镇，都会收到家人的问候。它温暖了我一程又一程。每次风尘仆仆地归来时，我的背囊里总塞有一摞沉甸甸的家书。
年我得到去南极中国长城站采访的机会，出发的时候，身为画家一生拿惯了油画笔的母亲为我赶织了一双厚厚的羊毛袜。当时考察队发的靴子没有女性的尺码，是母亲织的那双厚毛袜才使我的一双脚在男式靴里没有打晃晃。在南极大陆的暴风雪中跋涉的时候，冰雪毫不留情地灌进了靴子结成冰坨，也多亏母亲给我的羊毛袜让我的双脚抵御了南极的冰寒。
四年前我受报社的派遣到海外追访郑和下西洋的遗踪，连续三年在印度洋沿岸的亚非国家奔波。每次出发的时候，母亲都要帮助我准备行囊。她既担心携带的物品多累坏了我，又担心哪一样物品没带上，路上会有诸多不便。于是，放进行囊中的每件物品都要掂量再三。将迈入七旬的老人了，她甚至还吃力地将沉甸甸的行囊试着背到瘦弱的肩上，体验我将承受的分量。
儿行千里母担忧。行者在路上，亲人最担忧的莫过于他的安全。深明这一点，在路上报喜不报忧成为我最珍视的经验。
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之后，也门很快被美国宣布为空袭目标之一，而它也恰好在我“重走郑和路”的路上。抵达也门首都萨那。我在深夜被爆竹般的响声惊醒，爬到窗口一看，才知道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平生头一回离枪声如此之近，只身住在一座小旅馆的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恐惧与紧张。不久，当地又发生绑架人质事件，新闻很快传遍了世界，自然也会传到母亲身边。这些事件是我瞒不住的，除非我能垄断世界媒体的信息源。
尾随在全副武装的军警身后，我穿过街头举刀持枪的游行队伍到邮电局给母亲报平安。拿起电话筒之前，我一再告诫自己要平静，不能让母亲听出一点儿慌乱，让万里之外的她倍添不安。但是，当我听到从大海的那一端传来的母亲的声音，无法忍住哽咽。
有时，再坚强的儿女在母亲面前也无法扮演坚强。因为，她是世界上最疼你的那个人啊！母亲在电话那端没有落泪，她以超乎寻常的镇定提示我如何注意安全，如何寻求中国大使馆的支持。
有时，再脆弱的母亲在儿女面前也要守住坚强。因为，她是世上最疼你的那个人。
我想起了徒步穿越中国的途中倒在罗布泊的余纯顺，他倒下的那年，社会对他的赞颂、对他的宣传达到顶点。那年我恰好在上海，他的家乡。经人指点我找到了他的家，上海一条弄堂里一间简陋的房子。屋子虽小。但因为只有他父亲一人在而显得空空荡荡。老人低着花白的脑袋正在凝视儿子背着行囊的照片，此刻市内举办的余纯顺徒步中国事迹展览参观者爆满。当时正午已过，听说老人还没有吃午饭，我走进厨房发现只有一把青菜，帮老人煮了一碗清汤面，老人端着碗仍吃不下。他睁着昏花的双眼望着我说：“人们夸倒下的是个英雄。对我这个父亲来讲，死去的是一个儿子啊！”
我永远记住了那句话，正如我难忘阳台上亲人注视我远去的背影一样。
有一年的夏天，我遇到一位常年穿行在中国大地的背包族，和我一样被人们称为所谓的“行者”，他拿出一个旅途留言簿希望我在上面写几句话，我说就不用写了吧，有件事你记住就行——在路上常给母亲打一个平安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