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7年夏，石家庄，我抛下新买的自行车和抓狂的邯郸老板，揣着五百元钱，提着一张军被、几件衣服走向火车站，我忘乎所以，仿佛远方有我的爱人。
公交车车窗外的五环，阳光刺眼，天空荒凉，地面肮脏，新开张的商场挂满彩旗，一派农贸市场的喧哗。我在陌生和不安中，下车，进村。昌平的中滩村，歪曲的小街，拥挤的小店，水果、零食摆在外面。这村子是外来小生意者的天堂，住满打工或准备打工的学生、工人、农民。村子里房屋密集，最高的不过四层，多为临时加高，北京人管这个叫“吃瓦片儿”。村子深处有一户人家，院子也盖成屋舍，通道只够两人并行，主房是个筒子楼，有深邃的通道，通道两侧分布着数不清的房门。三楼是顶层，只有一排屋子，出屋门便是宽阔的天台，天台上拉满绳索，挂满被单衣物，五颜六色，迎风摆动。先期到京的几个大学同学就住这里，克和雷一处，辉子和女友一处，辉子屋的外间住着他小姨子小喜和男友，外间全部家具就是一张小床，再无其他。
起初，天台帮的情况是这样的：克在上班，大学老师介绍的排版工作，月薪两千余；雷在择业，意向是3D设计；我在择业，意图放弃设计专业，改学活动策划；辉子在择业，意向是影视后期制作；辉子女友做小文员，月收入千余；小喜在一家小的图文中心做设计，月薪千余；小喜男友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只亮了个相就滚蛋了。
我下榻克和雷的住处，三个大小伙子睡一张床。克个头比较大，实在受不了，向房东借来一块门板和几十块砖头，自己在大床旁搭建了一张吱吱嘎嘎响的小床。我们三人分摊每月六百元的房租费用，外间有煤气罐，村里有菜市场，我开始掌勺，天台帮生活质量瞬间提高，我掂锅性感专业，获得“炒王”称号。
天台帮很温暖，晚上各自摆好桌子，在天台上吃饭、聊天、开玩笑，有时还能欣赏一轮满月。吃完饭，站在天台边缘四望，周围尽是高低不等的小房子和明明灭灭的灯火，近处的巷子，远处的大街，从未间断过的嘈杂，一个偌大的布满生灵和廉价食物的贫民窟，也许十六世纪的巴黎就是这个样子。
每天上午，我和雷去辉子家上网投简历，因为只有他的电脑能上网。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们没资格挑选用人单位，几乎有招必投。隔天，招人单位电话打来，不管什么地方，都过去，坐公交车去。那是2007年，北京还没有地铁十号线和四号线，五号线也是刚刚开通，地铁站甚至还有打眼票。两个月内，我和雷踏遍京城每一处车站，烈日、乌云、像卷着冰棍袋子的风，生生把人折磨得现实了，清华科技园内，“炒王”仰望苍穹，深感蝴蝶飞不过沧海，燕雀殒毙于浩谷。
两家设计公司要我，试用了半天，我就冒着冷汗跑出来，满脑子都是数月前在石家庄设计公司昏天黑地地加班改稿的情景。四个月后，京城进入冬天，我去海淀区上班，学做项目，基本月薪一千五。执着于3D设计的雷，万念俱灰，回了邢台老家。
我下班早，路过菜市场买菜，然后做饭，吃，剩半锅给克。半夜去一楼上公厕，隐约听到楼道里此起彼伏的叫床声，满满都是市井的诱惑。
2.
第一家公司是给几个IT巨头做公关活动的小单位，只有我一个男生。与我同时入职的是大兰，坐我边上，大兰小我两岁，江苏人，美女，高个子，爱吃，吃不胖，说话嗲，真嗲，跟兰妈妈打电话也是这味，勤奋，好学，爱笑，傻萌。
几乎每一个女人窝都盛产八卦，只要周围没人，一个女生就会说另一个女生的坏话，比如哪个妞被包养过，哪个妞爱过傻×，哪个妞说反正也不是处女了，干脆婚前多玩几个男人。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家公司只有大兰一个好人，还是傻萌傻萌的。大兰住着公司附近合租房里的上铺床位，热情开朗，相信爱情。在外地工作的男友来京出差，丑，黑，胖，高，大兰笑嘻嘻地在网上订房间，下班后风尘仆仆地赶过去，第二天回来噘着嘴，说男友脖子上有唇印，问他，他说被别人拉去按摩了。我劝大兰分手，大兰挣扎一番，没分，几天后笑嘻嘻地在电话里跟男友发嗲。元旦长假，大兰赶去大连会男友，回来上班时噘着嘴，说男友屋里有女人住过的痕迹，而且她在他QQ空间带“老公”字眼的留言被故意删除。我劝大兰分手，大兰挣扎一番，还是没分，几天后又笑嘻嘻地在电话里跟男友发嗲。夏天再次来临，我开始厌倦这里，小公司已没什么可学，我渴望去大公司历练，我丢下正在进行的项目，打电话裸辞工作，女经理气炸了，在公司当众骂我。
家人得知我失业，急了，他们当初就反对我进京，现在更有了理由。表姐的公公是北京人，介绍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给我，我赴约，接待者是个大肚子男人，他趾高气扬地说：“你是××介绍来的吧？下周来上班吧，每月薪水两千三，如果做得好，我会给红包。”我出门就把这家公司忘了。此举招致大祸，家人与我彻底决裂，两月不接我电话，我当时兜里只剩几百元钱，交完房租就得借钱吃饭。祸不单行，和我合住的克开始有所变化，记不清何时开始，他看我的眼神开始有点儿烦，只要我开口说话，他便冷嘲热讽，我不明所以，约他谈，他说想一个人住。这话一出，我的心就碎了，他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捅我一刀，我说我找到新工作后立刻搬走。
因为缺钱，我把积攒多年的摇滚DVD变卖了。我挣扎了一夜，还是卖了。网上登出消息，接到电话，见面，对方是个开名车的富二代，我受邀坐进他的名车，接过一支名牌香烟，听着他说：“其实你这些盘我大部分都有，就是缺那张九寸钉的演唱会，这玩意儿现在不好找了。”地铁站，我目送名车远去，开始恨自己喜欢了十年的音乐，觉得它不过是富人的玩物、穷人的辛酸。
那是我来京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众叛亲离，身无分文，几乎一阵风就能把我掀翻在路边。那段时间也成就了两个人，一个是来京借给我一千元的高老师，高老师这份恩情比天大；一个是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跟我电话聊天的黄小夜，时隔三年，我再次爱上一个姑娘。
很快，新工作落实，我离开了中滩村，扬言五年之内不见克。
3.
灯市口的好滋大厦，整栋楼都在办公，密密麻麻地爬满了青壮男女。六楼东面是我的新东家，新东家西面是一家保险公司，内有数不清的办公桌和更数不清的座机电话。保险公司的孩子们大多是烟民，无论男女，定时去楼道吞云吐雾，且每两个月换一批新面孔，一问，原来的人离职了，去了哪儿，不知道。被问者苦涩地说：“保险公司不都这样吗？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说不定下个月我也消失了。离开保险公司是好事，至少证明人家进步了。”
新东家招兵买马，很快也人满为患，我把正在找工作的大兰拉过来“落草”，她在我跑掉不久也离开了那家公关公司。当然大兰不是电话裸辞，是人道、和谐地离开，离开时也没忘和外地男友正式“古德拜[？古德拜，goodbye的汉语音译，再见的意思。
]”。
我的老板是个白面、微胖的宝岛奸商，他将活动项目交给我和一名广西女生打理，于是有幸去异国他乡公费爽了一周。我在马来西亚云顶给大兰买了个布袋子。大兰没良心，拿着我的布袋子，转眼就在网上找了个其貌不扬的新男友。回国的飞机上，我们在睡梦中惊醒，机身剧烈颤动，播报员提示大家镇静，说飞机遇上强气流。我吓蒙了，双腿肌肉紧绷，算算时间应该在海上，如果是陆地能迫降，海上就是抱团死。凌晨四点钟出了机场，到处是参加奥运的各国代表团，我坐大巴回城，天亮时，北京站下起小雨，我看着眼前的一切，仿佛做了场梦。
奸商拖欠比赛奖金，很多东北赛区家长来算后账，奸商跑到珠海小三家躲起来。两月工资忘发，公司谣言四起，年轻人不干了，要搬走办公室的电脑和仪器，奸商听到消息后，急忙让北京的朋友给大家发薪水，大家一哄而散。一个电话打来，是著名酒企“粮王”的运营商，我不喝白酒，但机会难得，于是在冬日加盟，然后一做就是三年。
后来，灯市口的同事兼好友张大琳告诉我，奸商被抓了，他在南方继续做少儿艺术赛事活动，蛊惑大陆学生去台北参赛，学生家长至台北后抱怨住宿条件，怀疑自己受骗，当即报警。张大琳传来图片，奸商双手用上衣裹着，跟着警察向电梯走去。他因伪造文书罪被判了缓刑，后改了个名字打算东山再起。
尽管遇人不淑，可那段日子却是我来京后最美好的日子。我住在传媒大学南郊村落，生活空前解放。住了六个月，变成一百二十五斤瘦男，精神无比。夏天雨大，下班时地下桥水过腰身，我就顶着包游回来。上班走到地铁站需要半个钟头，还要经历恐怖的挤地铁运动，但我很少迟到。我很快乐，从来没这么快乐过，得单位老板赏识，和办公室同龄人嬉闹，在通惠河桥上看夕阳，在村口网吧谈人生。我花三百元在二手电器市场买了台电视机，熬夜看“欧洲杯”，最不方便的是中场休息时间上厕所，要乘着夜色穿过大街，归来时常常被路边的野猫吓一跳。“欧洲杯”结束后，我得了咽炎，严重的咽炎，大半夜咳得上不来气，有时实在上不来气，我就想万一咳死了怎么办。回石家庄办护照时，大半夜起来接着咳，吓坏了同室的学长海利。
村口网吧坐满非主流和杀马特，克在网上留言，请我原谅他，我原谅了他，他兴奋之余打电话来问候。小夜来电说：“咱们结婚吧。”我说：“现在什么都没有，拿什么结？”小夜说：“咱们有音乐听、有书读就行了啊。”我说：“你真幼稚。”小夜不说话，我让她失望了，后来她找了别的男孩子做男朋友。
4.
2008年冬天，我和克在通州土桥附近的回迁房区合租了个两室一厅，八十多平方米，足够我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空间，生活自此进入平流层。隔年的元宵节，郊区几家工厂放烟花，我陪小区几个正太萝莉观看，克回来，笑着说CBD（中心商务区）一座大楼着火了，几条大街的人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