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一个道德的市场经济需要两条。一是成功的人士，政治家、企业家、文化精英要做道德榜样，这些人不可口是心非。二是从小培养做人的基本准则，而不是灌输那些貌似崇高的道德说教。实现这样的社会与是否提倡儒学没有什么关系。
财富与品德齐飞
改革开放来，小部分人的确富起来了。他们在自己致富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经济进步，带动了更多的人走向小康或脱贫。富人的这种功绩不可否认。但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他们的品德与财富没有同时增长，他们对社会财富和社会文明的贡献不成比例。媒体上经常有为富不仁、鱼肉民工、横行乡里的报道，仇富心态与这些现象也不无关系。
对于那些尚未脱贫的人来说，迫切需要的还是物质上脱贫，但对那些已经富有的人来说，重要的还是精神上脱贫。从社会来看，只有同时实现两种脱贫才能成为和谐社会。在这两种脱贫中，富人都应该当先锋。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财富与品德都不是同时增长的。“仓廪实而知礼节”，物质文明总是先于精神文明。甚至某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要以牺牲一定的精神文明来实现物质文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文明被打破。血腥和暴力推动了物质文明，不必谴责这一段历史，没有这个过程就不会有今天以人为本更高的文明世界。那个时代的英雄是有眼光、有胆识、有开拓奋斗精神，但也是厚颜无耻的人。那些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受各种传统观念的束缚，患得患失、安于现状，是成不了大事的。你去看看那第一代成功者的历史，哪一个是文质彬彬的？我们改革中涌现出来的第一代富人也大抵如此。他们在财富上成功的同时也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了主流媒体吹捧的英雄，或有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耀眼的光环。于是，他们飘飘然了，不知自己姓什么了，做了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事。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他们这种种行为也是社会惯出来的。
有了钱不等于品德高尚，也不等于有文化。许多富人都希望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成为既有钱又有文化的人，甚至成为贵族。但他们不明白的一点是，文化气质不是用钱堆出来的，花钱送孩子到贵族学校，到英国、加拿大，不一定能培养出贵族。孩子的气质很大程度来自家庭熏陶。父母缺乏文化修养，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从小耳濡目染不文明的事，很难养成文明习惯，长大又会如何？文化修养不要寄希望在下一代人身上，要从自己做起。也只有自己做好了，才能言传身教一代，才能形成文明的良性传统。
养成文明习惯比创业致富要容易得多。创业致富要取决于社会环境，要与别人竞争，付出无数心血，但养成文明习惯品德完全取决于自己，只要自己真正愿意就可以做到。美国19世纪的富翁，如洛克菲勒、摩根等人，都以不讲道德的竞争获得了成功。在那个时代，甚至也没有规则、品德可讲。但他们的财富并没有为他们带来社会声誉，而是受到谴责。在财富的顶峰上，他们幡然悔悟，意识到自己品德上的缺陷。认识到就可以做，他们把自己的财富捐给社会，从事各种善举，真正改邪归正，这时他们才真正受到社会尊敬，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也只有在这时，他们的事业才更上一层楼。品德的事，只要自己有决心就可以做到。
我们今天的富人，财富还远远没有达到洛克菲勒那样的程度，难以留下一个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洛克菲勒基金。在慈善榜上的名次也不代表品德的高低。如果是把一小部分非法获得的钱捐出去，那只能是欲盖弥彰，或是求得良心平衡。品德体观在人的一言一行中。比如是否关心自己的员工，尤其是那些最底层的民工。那种一边苛待员工，一边大把捐钱的企业家绝不是慈善家，也谈不上品德高尚。
一个富人最重要的品德还是心态平和，真正把自己作为一个与最穷的人没有什么差别的普通公民。千万别以为坐在奔驰、宝马车里就比别人高几等，可以不遵守交规，可以去撞没钱的人。一个暴发户总是以高傲的态度看别人，字里行间都透出一种“一览众山小”的金钱味。一个有品德的富人，你从表面绝对看不出来，他可能就是坐在角落里默默喝一杯清茶，轻声与别人交谈的老头儿。他总会觉得，这世界上比自己强的人太多太多，他会把大把的钱用于改善自己员工的工作、生活条件，或者资助贫困地区的教育。他不会用钱来炫耀自己的富有。他可以友好地与每一个人交流，谁都可以感受到他那颗坦诚的心。有了这种心态，人的一言一行都是文明的，透出了文化修养，这才是让人从心里敬仰的富人。
提高品德还要从文化开始，物质财富的创造不一定要有文化，但精神文明一定要有文化。没有上过学不是没文化的理由。如果把业余生活由麻将和卡拉OK变成读书，任何人都可以有文化。不要只读那些能立竿见影的管理类图书，要看与搞好企业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类文明经典。成功的企业家读书可以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也才能成为新一代的有文化的企业家。
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出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千古名句，我把这句话改为“财富与品德齐飞，物质与精神一体”，赠给各位成功人士。
圈子内的有限信任
诚信的丧失正在摧毁我们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重建以诚信为中心的商业道德已成为当务之急。道德作为一种精神依赖于物质，诚信作为一种道德依赖于利益，因此，必须从诚信与利益的关系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只有诚信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大于不诚信给人们带来的损失时，人们才会讲诚信。仅仅从道德层次，讲什么以德治国，是意义不大的。
在一个完善的社会中，人们之所以重视诚信，社会建立了普遍的信任关系，就在于诚信会使人们的利益最大化，不讲诚信，甚至无法活下去。一个企业只有讲诚信，产品才有市场，才能从银行得到贷款，才会得到其他企业的合作。一个生产伪劣产品，欠账不还，谁都欺骗的企业是生存不下去的，更别说利润最大化了。这样，信誉就成了企业的生命线。同样，一个诚信的人会得到别人信任，才有个人能力发挥和事业成功。不讲诚信的人连生存都困难——有欠债不还、恶意透支之类不良记录之人，无人敢录用，也得不到信用卡，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生存下去？
诚信与利益之间的关系要由社会制度来保证，而不能靠道德说教来维系，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诚信的基本保证。产权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权责利的一致，保护产权就保证了个人可以获得自己努力的成果。这种努力包括讲诚信在内。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个人努力与个人利益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诚信就可有可无了。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当只有背信弃义才有利益时，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无诚信的社会。因此，经济学家强调诚信的基础是产权明晰。
从法律上说，产权是一种权利，法律正是要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法律保护权利的有效手段之一是对违法者的惩罚。一个企业或一个人不讲诚信，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受惩罚是无诚信的代价。只有这种代价高到大于不诚信所获得的利益，人们才会讲诚信。英国市场经济初期曾经有债务人监狱，不讲诚信，欠债不还，是要进大牢的。在狄更斯这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债务人监狱是苦不堪言，甚至惨无人道的。但没有这种严酷的法律，会有今天市场经济的普遍诚信吗？
一个社会，只有实现了产权明晰和法制才会有人人讲诚信的普遍信任。这种普遍信任的社会正是现实的市场经济。没有诚信，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交易，也谈不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但是，产权明晰与法制都是近代社会的事，为什么中国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封建社会中产生了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而且还出现了晋商和徽商这样成功的商业群体呢？
晋商和徽商所处的社会的确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产权制度与法律制度。但晋商和徽商的成功仍然与诚信的建立相关。
这种诚信关系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诚信有所不同。现代市场经济的诚信关系以制度为基础，是一种普遍的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存在于某些人或某些群体之间，而是存在于整个社会。所有人，无论是相识的，还是不相识的，都可以互相信任。这种信任被美国社会学家福山称为高度信任，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基础。晋商与徽商所建立的诚信是一种有限信任——只存在于某些人或某些群体之中。这种诚信的基础不是制度，而是血缘或地域关系，这种诚信被福山称为低度信任。这种信任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但这种商品经济难以发展成现代市场经济。
一些学者把存在于晋商和徽商中的诚信归咎于道德或文化，即儒家文化中所推崇的信义思想。我并不否认儒家文化在晋商和徽商成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我并不认同这种文化决定论。保证晋商与徽商诚信的仍然是利益关系，是诚信带来的物质利益起着关键作用，文化传统的作用只是次要的。
在晋商中，尤其在票号中，实行股东全权授权经营，即股东只出钱，把经营权完全交给职业经理人（称为“老帮”的总经理），自己从不干预，甚至连店里也不去。但晋商的历史中没有出现一起职业经理人贪污或卷款逃跑之事，这种诚信程度在现代社会也不多见。晋商的有限信任建立在人的地域关系上，用人的原则是“用乡不用亲”。在当时社会的环境下，可供选择的机会并不多，经商几乎是唯一的致富之路。在山西，要经商只有进入晋商的店铺或票号。晋商的股东对职业经理人提供了有效的激励——业绩决定收入的身股制。职业经理人讲诚信（忠于东家，即大股东），就能在票号就业，有高收入，诚信就成为利益的来源。另一方面，东家用老乡，一个人的家族亲属都在同一地方，一个人不诚信会损害整个族人的利益，必然受到惩罚。同时，晋商还有些严格的管理制度，防止不诚信的事发生。例如，职业经理人到分号当老板不许带家属——这相当于把分号职业经理人的家属作为人质扣留在当地。讲诚信有利，不讲诚信受害，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是可以实现的，这就使晋商以诚信为本。各个晋商之间的竞争又使整个晋商作为一个整体实现“以义制利”。徽商的情况大体相似。不过信任关系不是以地域为基础，而是以血缘为基础，即以家族为纽带的信任关系。
一个社会普遍信任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任何一个社会总是由有限信任发展为普遍信任的。在没有发展为普遍信任的情况下，有限信任就是重要的。应该说，我国离普遍信任关系的建立还有相当距离。因此，人们就相当重视有限信任。不过现代社会中的有限信任还不能仅靠地域与亲缘关系。在老乡与血亲观念淡化的社会中，还有其他建立有限信任的途径。民间所说的值得信任的人要“一起同过窗，下过乡，扛过枪”，正表明在有共同经历的人中间建立有限信任，要比其他人容易得多。人们在同窗学习、下乡受苦和扛枪当兵中建立的友谊和信任关系，比其他情况下要可靠。这是因为一来他们相知与相交的时间长，相互了解，二来他们在相交时并没有利益关系，只是情趣相投。这样交往而来的朋友中，可信任程度高。在商场或官场认识的朋友就没有那么可靠。
在一起攻读的同学属于“同过窗”。在这个圈子里建立有限信任要容易得多。这种有限信任是每一位EMBA学子成功的基础之一。从这种意义上说，读EMBA不仅要学习知识，提高自己的能力，还要交朋友，建立一个有限信任的群体。普遍信任不知猴年马月，有限信任就在现在。EMBA有助于扩大和加固有限信任的圈子，这也是花高价上学的一种收益吧！
金牌是玩儿出来的
在美国时，我与一位乌拉圭教授同住在一个美国人家中。适逢世界杯足球赛在美国举行，我就问他乌拉圭球队是如何培训的。他说，乌拉圭根本没有国家养活的球队，喜欢踢球的人有各自的职业，业余玩球，遇有比赛选出佼佼者就成了国家队，赢了大家欢庆一下，输了也无所谓。后来我知道了，其实市场经济各国并没有由政府出钱养活的专业运动队，政府也没有把金牌作为举国支持的目标，人家的体育是玩的，不是来达到什么政治目标的。
我们向来把金牌看得很重，体育是“金牌战略”。尽管也讲一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之类的话，那只是用于政治交易，对于成绩还是看得很重的。获取金牌对相关人员都有极大政治和经济利益，那含金量惠及许多人的全家或个人的一生。计划经济下，体育关系着国家的荣辱，由国家直接管理，倾一国之财力实现金牌目标。有国家大把花钱，体育就不断为国争光。转向市场经济了，举国金牌战略并没有变，不过财政没那么充足了。苏联曾经辉煌的体育正是在失去政府财政支持后衰落的。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金牌再多，人民受苦受难，吃不饱，穿不暖，又有什么用？金牌毕竟是面子的事，衣食足才有面子。大家勒紧裤带造原子弹、导弹，对增强国力、推动技术进步是有意义的，苦也值。仅仅为了面子，勒紧裤带搞体育，就不值了。
其实看重面子的是穷人或暴富的人，看重金牌的也绝非发达国家。金牌与一国的国际地位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好，没有金牌也有国际地位；落后而又独裁，金牌能往脸上贴多少金呢？1936年，在德国举行奥运会时，德国金牌倒不少，但希特勒为侵略战争而压低人民生活水平，又实行***统治，德国人民难以高兴，国际上受谁尊敬呢？落后者因体育金牌出了口气，但对改变落后无济于事。1968年，世界杯冰球赛中捷克赢了苏联，被占领下的捷克人民出了口气，但并不能改变被占领的事实。金牌改变不了什么。
当然，这并不是说金牌无所谓，如果不需要举国体制，不用大家节衣缩食还可以多得点儿金牌，那当然是大快人心的事。关键在于为这金牌付出了多少。据报道，我们奥运会每块金牌要花七八亿元。一个“神六”才九亿元，一块金牌就七八亿元，对我们这样并不富裕的国家而言，哪个更重要，恐怕不用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