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求实用好不好
到一些地方讲课，总有人问，经济学有什么用，或者能立竿见影地帮我解决什么问题。对这类问题我只能微微一笑，摆出一副外交官无可奉告的样子。
国人是注重实用的。国内外都有宗教，但信教的目的却不同。洋人把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一种人生的精神支柱，至多要求上帝抽象地保佑一下。国人的目的就明确得多，拜观音是为了送子，拜佛时总要许一个具体的愿。传教者也有具体目标，如愿了要回来许愿，就现实而言，是高价为你算卦，或卖给你香火、吉祥物之类。宗教似乎成了一种双赢的交易。
对天上的事情尚且如此实用，对人间的事就更实用了，教育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学文的不会写大批判文章，学理工的不会开机器，学农的不会种地，罪莫大焉。大批判的时代过去了，但实用的精神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更赤裸裸了。高校的专业设置越来越实用化，从名称看就知道是可以直接用于赚钱的。当年期货热，许多高校都设期货专业，如今电子商务热了，这又成为专业名称。热衷于报考热门专业已成了家长和学生的共同追求。
经济学被定位为“致用之学”，也逃不了实用的目的。对个人，要实现收入最大化；对企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对社会，要实现福利最大化。一言以蔽之：“经邦济世”、“富民强国”。不这样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就是无用的空头理论。于是实用性强的学科大行其道，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这类没什么用的学科几乎要衰亡了。
以实用为目的就一定有用吗？花重金去拜观音者未必有子，那是基因的事，不是观音的事。如果许了愿都灵验，那不全国人民都成了官，发了财吗？神鬼之事且莫说，大学毕业生有几个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我认识不少学国际贸易、期货、电子商务之类热门专业的毕业生，真正从事本专业并成功者并不多。那些致力于“经邦济世”的经济学家除了个人的名利之外，对现实又有多少用？企业家是天生的，正如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记得当年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教授对每年入学的中文系新生都这样说），经济系也培养不出企业家或主管经济的大官一样。对许多现实的经济问题，号称著名的经济学家都讲不清，争论不休，何以有治国之策？
功利性太强反而实现不了功利，实用性太强反而没有用。宗教是教人为善的，作为一种精神信仰让人有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有了这种态度，知道如何做人的人，也许人生会更幸福、更成功。上帝也好，佛祖也好，给你的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思想境界，它与成功与否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实用主义的宗教信仰其实是没有信仰。
实用主义的教育其实是毁了教育。包括基础与高等在内的正规教育不同于职业培训，它的目的不是给学生一种就业技能，而是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说起来抽象得很，素质高的人也许不能立竿见影地种好地、做好工。但只要他努力种地、做工，都会比原来只学种地、学做工专业的人强。以色列许多种地人都是硕士或者博士，他们学的是哲学、历史或文学之类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研究的是柏拉图、十字军东征或莎士比亚悲剧之类无法学以致用的课！但他们的综合素质高，环境迫使他们种地以求生时，他们同样能把地种好。以色列在荒漠上供给全世界蔬菜、花卉，不是他们有受过农业专业训练的人，而是以色列人教育水平高，综合素质高。
一个社会，人的综合素质高，其繁荣文明程度就高。仅就个人而言，综合素质高才能学好技能。记得“文革”时，我们一百多个大学生“发配”到一个林业局，有从专业院校来的，有从综合大学来的。开始时那些有专业技能的学生适应得快，综合大学来的则有些迷茫。但过一段时间后，有专业技能的人难以前进了，而受过综合大学教育的人能力大显。管人事的老头儿说，学专业技能是上化肥，见效快，综合大学是上有机肥，见效慢但持续时间长。综合大学教的正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抽象理论。如果我们的教育都以“上化肥”为能事，国人的综合素质如何提高？特别是专业的“化肥”与社会需求不一致时，综合素质低，如何改行？实用的教育是急功近利的，而急功近利会毁了一个人，也会毁了一个社会，教育的危机正在于不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为中心。
再回到经济学。经济学知识不是学以致用的实用性技能，是人综合素质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经济学也同学文学、历史、物理、化学一样，不是要直接用，而是在学习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从这种意义上说，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把经济学定义为“智力游戏”是千真万确的。任何智力游戏都有益于综合素质的提高。外面的世界太热闹，许多经济学家投入滚滚红尘追逐名利不足为怪，但总要有些人在平静的象牙塔中，为自己、为学术，玩“智力游戏”。
人人懂点经济学
在美国，许多美联储退休的专家被投资公司高薪请去当顾问。市场经济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些专家能被高价聘用在于他们有用。美联储是货币政策决策机构，其决策依靠了许多专家对宏观经济的研究与分析。这些专家都是研究宏观经济与政策的高手。宏观经济走向与政策对投资公司做出决策至关重要。这正是这些公司高价聘请这些专家的原因。其实宏观经济状况和政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我们请不起那些高价老头，但可以学点宏观经济学。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以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为标志。但人们关心整体经济运行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实际是研究今天宏观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问题。自从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过剩性经济周期以来，经济学家就开始关注今天宏观经济学中的周期问题。美国经济学家托宾指出，增长和周期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不变的议题。
但在那之前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家信奉“萨伊定理”，即供给会自发地创造需求，经济依靠市场机制调节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既然整体经济可以自发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也就不必研究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是今天称为微观经济学的内容——资源配置问题。
但是，大萧条打破了萨伊定理，经济学发生了第一次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以总需求分析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经济学的中心由资源配置转向资源利用，由个体转向整体。这是经济学中的一次革命。后人评价说，经济学中的这场“凯恩斯革命”与天文学中的“哥白尼革命”同样重大。今天看来，这个评价并不过分。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整体经济的运行规律的。它研究的对象是影响整体经济的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这四个重大问题。经济学家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分析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出经济运行的规律。解释这些宏观经济问题的内容就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宏观经济的目的是整体经济稳定，即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周期平缓，以及适度的经济增长。这些目标要通过政策调节实现。因此，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制定的政策就是宏观经济政策。这是宏观经济学中另一个重要部分。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需要定量分析各种经济变量的关系，进行经济预测，也需要评价政策。这就有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理论、政策、模型是宏观经济学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
影响整体经济运行的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各种事件都通过对总需求或总供给的影响而影响整体经济状况。因此，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是宏观经济学的中心。凯恩斯本人及其追随者侧重总需求分析，但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使经济学家重视总供给。现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已成为所有宏观经济学家的基本分析工具，所不同的只是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解释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与政策不同而已。
人们往往把经济学家看为最爱争论的人，甚至认为即使只有两位经济学家，也会有三种观点。其实经济学家对微观经济问题的分析相当一致，即使在分歧最大的宏观经济问题上，也有共识。宏观经济学家对长期经济问题并没有什么分歧。长期中经济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充分就业GDP的大小取决于制度、资源和技术进步。失业率是制度等因素决定的自然失业率。物价水平由货币量决定。他们的分歧在短期分析和政策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中的短期波动缘于市场机制调节的不完善性，主张用国家干预来实现稳定。这就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即使在短期中市场机制也是完善的，经济波动来自外部冲击，主张依靠市场调节实现稳定。这就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的争论构成了宏观经济学丰富多彩的内容，也影响到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也许有人会觉得，宏观经济和政策是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事。其实宏观经济状况和政策对每一个人都影响深远。作为企业家和投资者，你只有了解宏观经济的现状与未来，了解政策的影响与趋势，才能做出正确的经营与投资决策。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必然会关心能否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收入有多少，物价变动对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有什么影响。这些正是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我们总是在一个社会经济中做出自己的决策。不了解整体经济状况，岂不是盲人骑瞎马吗？美联储的退休老头有高价是因为他们是宏观经济专家。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成为这样的专家，但了解一点宏观经济学还是十分必要的。
微观与宏观分而不离
现在，当你一开始学习经济学时，老师就会告诉你，经济学分为微观与宏观两部分。但在最初，即使最权威的经济学家也还没想到过这种提法。
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个人与企业的决策和资源配置问题，而没有关注整体经济的运行，因为根据萨伊定理，供给创造需求，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整个经济是完美和谐地运行的。但大萧条打破了这个神话，迫使经济学家去考虑整体经济的运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凯恩斯提出，“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单个行业与企业、报酬，以及既定资源量分配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整体经济产出与就业的理论”。
荷兰统计局一位不知名的经济学家P.迪.沃尔夫在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个词。他说：“微观经济学解释所指的是一个人或家庭……的关系。宏观经济学解释产生于个人或家庭组成的大集团（社会阶层、民族等）……相应的关系。”
应该说，最早把经济学分为微观与宏观两部分的是凯恩斯。他把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源配置的理论称为微观经济学，而把他关于产出与就业决定的资源利用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继承了这种提法，在他《经济学》一书中把经济学分为微观与宏观两部分。自此以后，这种分法被经济学家普遍接受，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应该说，把经济学分为微观与宏观两部分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早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往往只注意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分，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至于不少初学者把微观与宏观作为不同的经济学，而没有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凯恩斯本人把精力集中在宏观经济问题上，对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他只是在《通论》的第24章中提到：“如果我们的中央控制机构能够成功地把总产量推进到相当于在现实中不能达到的充分就业水平，那么，从这一点开始，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这就是说，他的宏观经济学是要解决微观经济学的前提——充分就业，并不是完全否定微观经济学。但综观凯恩斯的论述，他并没有说明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微观与宏观综合为一个体系，承认这两部分在经济学中同样重要，但并没有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派的经济学家如托宾、索洛、莫迪利阿尼等人把重点放在发展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上，并没有认真考虑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尽管莫迪利阿尼也力图把他的消费函数理论（生命周期假说）建立在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之上，但整体而言，并没有考虑如何从微观经济学来建立宏观经济学。
美国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动摇了“二战”后凯恩斯主义一统江湖的地位。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不仅在政策和具体理论上，更重要的是在一个根本问题上：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经济基础。
谁都知道，个人经济决策与活动是整个经济的基础，整个经济无非是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结果。离开解释个人经济活动的理论——微观经济学——哪会有解释整体经济的宏观经济学呢？离开了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庞大宏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体系所缺乏的正是这个基础。
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把这一点作为突破口。他们认为，微观经济学的中心仍是新古典经济学，因此，应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来建立整个宏观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经济学对个人行为的分析是从理性人出发，得出了市场出清的结论。这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出发点。理性预期学派正基于这种认识，把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得出了市场调节有效而完善，国家干预有害而无利的结论。这种宏观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运用与发展，所以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坚持凯恩斯主义基本思想的经济学家也认识到，要重振凯恩斯主义的雄风必须给它一个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这正是新凯恩斯主义者所努力的方向。他们从信息的不对称性出发，论述了价格和工资决定，得出了黏性价格和黏性工资的理论。这就是说，物品市场上和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和工资，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价格和工资是黏性的，即其变动慢于供求的变动。这样，在短期中，价格和工资的调节不能实现供求相等的市场出清，从而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失业与通货膨胀。由此得出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结论：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引起国家干预的必要。价格与工资的决定属于微观经济学，由此出发研究宏观经济学应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