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1711—1776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苏格兰贵族家庭。1723年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希腊语，后又学习法律，但他热爱学习和研究哲学。1735—1737年旅居法国。1746和1747年两度担任圣克莱尔将军的秘书，并随他出使维也纳和都灵。约在1750年间与斯密结识后成为密友。1752年出任爱丁堡律师协会图书馆馆长。1763年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后任参赞，与巴黎思想界著名人士和重农学派来往密切。1767年任英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1769年休谟隐居于爱丁堡。
休谟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1739—1740）、《道德与政治论文集》（1741—1742）、《政治论丛》（1752）、《英格兰史》（1754—1762）、《经济学文集》（E·罗德温编，1955）。
休漠曾经对经济动机或者说“劳动的原因”进行过研究。这是他的经济分析最基本的层次。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经济思想和他在《人性论》中对人性的探讨之间的联系。休谟认为有四种“劳动的原因”：消费的欲望、行动的欲望、快乐的欲望及获得的欲望。消费的欲望得到经济学家普遍接受。行动的欲望主要指胜任挑战性工作的欲望，特别是商人的活动，以及更一般地说，“勤劳的职业”，符合这样的要求。快乐的欲望主要指一种积极的情感状态，但这不是劳动的一个完全独立的原因，但却是消费和有兴趣的活动的共同主要组成部分。劳动的最后原因是获得金钱的欲望，即积累在经济“赌博”中对获胜的欲望。休谟着重指出这些动机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并且认为除了寻求快乐之外，人们还受许多“本能”驱使去干一些为干而干的事情，从而排除了财富和福利简单等同，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肯定埋下伏笔。
休谟对政治经济学，或者说市场关系进行过研究。客观地讲，这一部分是其经济理论研究中价值相对较小的部分。休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他是18世纪货币数量论的著名代表。休谟与重商主义观点相对立，主张货币数量论，他否认货币具有内在的价值，在他看来货币不过是劳动和商品的代表，是决定价格的手段；商品价格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商品价格成比例地上涨。休谟这一观点是依据欧洲16—17世纪的情况提出的，由于当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黄金大量流入欧洲，货币数量急剧增加，出现了物价上涨的情况。当然，由于他不懂得价值，不懂得货币本身也有价值，所以，没有看到商品价格不是由货币的数量决定的，而是由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的关系所决定的。休谟不知道在使用金属货币时，商品价格的提高是由于金银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相比发生了变化。当时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在于货币数量的增加，而是由于美洲开采黄金的费用低廉，输入欧洲的黄金价值下降了。不过后来货币数量论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解释纸币管理的理论依据，至今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仍是沿着早期的货币数量论发展起来的。
（2）他运用古典的货币数量论的分析方法，成功地解决重商主义的贸易收支自动平衡趋势和利用外贸顺差积累金银政策主张之间的悖论。他的立场是，由于硬币流通对贸易国的物价影响，每个国家的货币数量会在进出口相等时趋于均衡。由此可见，能决定一国吸引并保持货币数量的是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或由其人口及其人民勤劳精神决定的生产能力，而不是该国的贸易顺差。
（3）攻击了重商主义者关于利率是由货币供给量决定的观点，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站在数量说的立场上指出，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会简单地提高所有价格而必然抵消为开支融资而增加的对贷款需求，使利率不受影响。因此，决定利率的是真实资本供给。在这里休谟转向自然的历史研究方法。
（4）休谟还探讨了政府管制市场的消极后果，尤其认为自由贸易对于所有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应该有显著的有利影响，因此，任何伴随的代价（属于短期性质）都是值得承受的。
（5）休谟认为为了保持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必须有一个适度的税收规模。休谟一方面赞同重商主义学派关于“贫困的效用”理论，认为增加税收“会成比例增加人们的勤劳”；另一方面他强调，由于经济活动也受消费欲望的驱使，获得消费目标的困难增长超过一定水平会导致失望。从税收对勤劳刺激效果考察，应该存在最优税收水平。
在休谟的经济哲学中他曾站在最高的道德立场上，对商业的和工业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评价，休谟运用的道德判断标准是从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中提取的。休谟认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前三种动机，即消费、有兴趣的行动和快乐的欲望，是个人幸福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有助于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且最终有助于人类福利的整体改进。此外，休谟认为，经济增长还有利于许多非经济目标的实现，如有助于自由主义的和机械论的艺术的知识的增长，以及培养人性和同情意识；提高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和经济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并且，通过对知识和同情意识的增加的影响，推进对政治艺术与政治和谐的理解。
在分配理论方面，休谟作为18世纪的经济学家已不同于17世纪的经济学家，不再由地租引出对利息的说明，而是把利息和利润联系起来。他认为利息和利润存在相互影响，在可以得到高利息的地方，没有人会以低利润为满足。但他没有明确指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他揭示了利息率发展趋势，认为利息率低是经济发达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