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李渊建唐后，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进行了制度建设。建立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便于李氏家族的集权统治。奉行科举制并将科举制进一步完善，用人凭学才德识，从而扩大了李氏家族的统治基础。
高祖李渊建唐后，百废待兴，他一面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一面注意加强政权建设。李渊在政治制度、赋役制度、军事制度、选官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文化方面开创了新局面，使唐朝前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初具规模，为太宗贞观年间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唐朝中央建立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三省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了中央以三省六部为主体、地方州县两级区划的行政体制。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他们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对皇帝负责。
中书省的长官是中书令，僚属有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是决策机关，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门下省的长官是侍中，僚属有黄门侍郎、给事中等，门下省是审议机关，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不合适的驳回修改。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太宗时废尚书令，另设左右仆射），僚属有左右丞、左右司郎中等，是执行机关，负责执行中书、门下二省的决定。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负责草拟有关军国大事的诏敕。尚书省下属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各部长官都称尚书。吏部掌管官吏的选用、考核与奖惩；户部掌管户籍和赋税；礼部掌管礼仪和科举；兵部掌管军事；刑部主掌管刑法诉讼；工部掌管土木工程。每部又分四司来作为办事机关，计24司，分别执行中书、门下二省制订的政令。御史台是监察机关，长官是御史大夫，有监督、弹劾、纠察文武百官的职责，权力极大。地方政权机构基本是两级，即州和县。州设刺史，刺史每年要巡查各县，考核官员政绩，还负责举荐人才。县官职位虽小，却因要负责各种事务而是最繁忙的官员。县以下是乡、里。唐建国初期，由于大将臣子都领兵外出，直到武德七年，战争基本结束，国家体制才以“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唐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组织比较严谨，分工比较明确，和之前的朝代相比，更有利于皇帝集权。
经隋末战乱，唐初人口极少，全国仅有200余万户，不及隋朝鼎盛时的1/4.由于缺乏劳动力，大量土地荒芜。在这种地广人稀的情况下，唐政府要保证赋税收入，稳定政权，就必须把流亡的人口固定在土地上，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为此，唐朝采用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赋役制度。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调”，武德七年又加以完善，规定租赋以外不得横征暴敛；继承和发展了隋朝的均田制，受田者纳税，不受田者不纳税。对百姓授田的规定：丁男（21～60岁的男子）和18岁以上的中男（满18岁的男子）各授田一顷，其中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老男（60岁以上的男子）、笃疾、废疾者授口分田40亩，寡妻妾授口分田30亩；这些人若作户口，则每人授永业田20亩，口分田30亩。尼姑、女冠各授田20亩；工商业者减丁男之半；一般妇女、部曲、奴婢不再授田。对贵族官僚授田的规定：有封爵的贵族按品级的不同授给不同数量的永业田，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量由100顷递降至5顷；在职官员从一品到九品，授田数由30顷递降到2顷；有战功的勋官也分别授田30顷至60顷不等。此外，各级官吏还有职分田，其地租作为官俸的补充。官府有公廨田，其地租充作办公费用。均田制对土地买卖的规定：官僚和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百姓在贫穷无法办理丧事时可以卖永业田，从狭乡（人多地少）往宽乡（人少地多）搬迁时也可以出卖永业田。在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真正的“均田”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均田令的颁布，对于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施均田制之后，又实行了租庸调制：受田的农民，每丁每年要交粟二石，这是租；每年交绢二丈、绵三两，或者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是调；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可以折算为每天绢三尺，布三尺七寸五，这是庸。假如官府额外加了役期，加够十五天则免调，加三十天免租调。每年的加役最多三十天。唐朝的租庸调制与隋朝相比，用庸代替服役的条件放宽了很多，从而更有利于农业生产。
李渊初即位，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收揽人才。但同时也恢复了隋朝废除的中正官，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这是对士族的让步，不过大中正只是名誉职务，用人权仍在吏部，而吏部用人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士人仕进不再专凭门第高低，而主要依据学才德识，这使得唐代的用人制度比以前有所改进。
唐初，主持科举考试的是吏部考功员外郎。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主要有两种：一是国子监所属各学校的学生，称为“生徒”；二是各地私学中由州县保荐的学生，称为“乡贡”。
唐代的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定期举行，考试科目一般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科，其中明经、进士两科为热门。明经科主要考帖经，重在考查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时务策，重在独立思考。进士科较难考，但一旦考中进士，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因此人们称中进士为“登龙门”。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制举由皇帝临时进行，亲自主持，考试科目也临时确定，时间和录取人数不定，没有常举那么受重视，在科举制度中不占重要地位。唐廷还兴办学校，培养和选拔人才。儒家很受尊崇，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周易》、《左传》、《礼记》、《尚书》。同时，李渊对佛教采取抑制政策，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他提倡儒家思想，以便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科举制的进一步完备直至最后确立，有着重要意义。一般的中小地主都有了应试资格，为他们入仕提供了条件，科举制打破了士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从而扩大了李氏家族的统治基础。
在法制方面，李渊占领长安之后，便约法十二条，除了杀人、劫盗、叛逆处死之外，其余一切苛刻法律全部废除。李渊建立唐朝之后，让裴寂等人在隋文帝《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新律法，在“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务在宽简，取便于时”的原则指导下，制订了新律五十三条，形成较完备的《武德律》，到武德七年，正式颁布新律，这是流传下来的《唐律》修订所依赖的基础。从内容上看，《武德律》较隋律用刑有所减轻，李渊后来的继承者在修订法律时也基本上是延续了这样的思路，但对人民的反抗制裁却更严酷了。
高祖李渊建国后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进行了制度建设，在天下大乱、百废待兴的局面下，取得了一定成效。各种制度的施行使唐朝的国家体制基本确立下来，为后来太宗朝的贞观之治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