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歌
刘邦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在战胜项羽后，成了汉朝的开国皇帝。这当然使他兴奋、欢乐、踌躇满志，但在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深刻的恐惧和悲哀。这首《大风歌》就生动地显示出他的矛盾的心情。
他的得以战胜项羽，是依靠许多支部队的协同作战。这些部队，有的是他的盟军，本无统属关系；有的虽然原是他的部属，但由于在战争中实力迅速增强，已成尾大不掉之势。项羽失败后，如果这些部队联合起来反对他，他是无法应付的。因此，在登上帝位的同时，他不得不把几支主要部队的首领封为王，让他们各自统治一片相当大的地区；然后再以各个击破的策略把他们陆续消灭。在这过程中，不免遇到顽强的抵抗。公元前一九六年，淮南王英布起兵反汉；由于抢英勇善战，军势甚盛，刘邦不得不亲自出征。他很快击败了英布，最后并由其部将把英布杀死。在得胜还军途中，刘邦顺路回了一次自己的故乡－沛县（今属江苏省），把昔日的朋友、尊长、晚辈都召来，共同欢饮十数日。一天酒酣，刘邦一面击筑，一面唱着这一首自己即兴创作的《大风歌》；而且还慷慨起舞，伤怀泣下（见《汉书·高帝纪》）。
假如说项羽的《垓下歌》表现了失败者的悲哀，那么《大风歌》就显示了胜利者的悲哀。而作为这两种悲哀的纽带的，则是对于人的渺小的感伤对第一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唐代的李善曾解释说：“风起云飞，以喻群雄竞逐，而天下乱也。”（见汲古阁本李善注《文选》卷二十八）这是对的。“群雄竞逐而天下乱”，显然是指秦末群雄纷起、争夺天下的情状。“群雄竞逐”的“雄”，《文选》的有些本子作“凶”。倘原文如此，则当指汉初英布等人的反乱。但一则这些反乱乃是陆续发动的，并非同时并起，不应说“群凶竞逐”；再则那都是局部地区的反乱，并未蔓延到全国，不应说“天下乱”。故当以作“雄”为是。下句的“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则是说自己在这样的形势下夺得了帝位，因而能够衣锦荣归。所以，在这两句中，刘邦无异坦率承认：他之得以“威加海内”，首先有赖于“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局面。但是，正如风云并非人力所能支配，这种局面也不是刘邦所造成的，他只不过运道好，碰上了这种局面而已。从这一点来说，他之得以登上帝位，实属偶然。尽管他的同时代人在这方面都具有跟他同样的幸运，而他之缍获得成功乃是靠了他的努力与才智；但对于刘邦这样出身于『底屋的人来说，若不是碰上如此的时代，他的努力与才智又有多少用处呢？所以，无论怎么说，他之得以当皇帝，首先是靠机运，其次才是自己的努力与才智。他以当进的人对之根本无能为力的自然界的风云变化，来比喻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客观条件，至少是不自觉地显示了他的某种心理活动的吧！
姑不论刘邦把他的这种机运看作是上天的安排抑或是一种纯粹的偶然性，但那都不是他自己所能决定的。换言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但这一切到底有多大效果，还得看机运。作为皇帝，要保住天下，必须有猛士为他守卫四方，但世上有没有这样的猛士？如果有，他能否找到他们并使之为自己服务？这就并非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了。所以，第三句的“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既是希冀，又是疑问。他是希望做到这一点的‘但真的做得到吗？他自己却无从回答。可以说，他对于是否找得到捍卫四方的猛士，也即自己的天下是否守得住，不但毫无把握，而且深感忧虑和不安。也正因此，这首歌的前二句虽显得踌躇满志，第三句却突然透露出前途未卜的焦灼和恐惧。假如说，作为失败者的项羽曾经悲慨于人定无法胜天，那么，在胜利者刘邦的这首歌中也响彻着类似的悲音，这就难怪他在配合着歌唱而舞蹈时，要“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汉书·高帝纪》）了。
刘邦在战胜项羽后，成了汉朝的开国皇帝。这当然使他兴奋、欢乐、踌躇满志，但在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深刻的恐惧和悲哀。这首《大风歌》就生动地显示出他的矛盾的心情。
他的得以战胜项羽，是依靠许多支部队的协同作战。这些部队，有的是他的盟军，本无统属关系；有的虽然原是他的部属，但由于在战争中实力迅速增强，已成尾大不掉之势。项羽失败后，如果这些部队联合起来反对他，他是无法应付的。因此，在登上帝位的同时，他不得不把几支主要部队的首领封为王，让他们各自统治一片相当大的地区；然后再以各个击破的策略把他们陆续消灭。在这过程中，不免遇到顽强的抵抗。公元前一九六年，淮南王英布起兵反汉；由于抢英勇善战，军势甚盛，刘邦不得不亲自出征。他很快击败了英布，最后并由其部将把英布杀死。在得胜还军途中，刘邦顺路回了一次自己的故乡－沛县（今属江苏省），把昔日的朋友、尊长、晚辈都召来，共同欢饮十数日。一天酒酣，刘邦一面击筑，一面唱着这一首自己即兴创作的《大风歌》；而且还慷慨起舞，伤怀泣下（见《汉书·高帝纪》）。
假如说项羽的《垓下歌》表现了失败者的悲哀，那么《大风歌》就显示了胜利者的悲哀。而作为这两种悲哀的纽带的，则是对于人的渺小的感伤对第一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唐代的李善曾解释说：“风起云飞，以喻群雄竞逐，而天下乱也。”（见汲古阁本李善注《文选》卷二十八）这是对的。“群雄竞逐而天下乱”，显然是指秦末群雄纷起、争夺天下的情状。“群雄竞逐”的“雄”，《文选》的有些本子作“凶”。倘原文如此，则当指汉初英布等人的反乱。但一则这些反乱乃是陆续发动的，并非同时并起，不应说“群凶竞逐”；再则那都是局部地区的反乱，并未蔓延到全国，不应说“天下乱”。故当以作“雄”为是。下句的“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则是说自己在这样的形势下夺得了帝位，因而能够衣锦荣归。所以，在这两句中，刘邦无异坦率承认：他之得以“威加海内”，首先有赖于“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局面。但是，正如风云并非人力所能支配，这种局面也不是刘邦所造成的，他只不过运道好，碰上了这种局面而已。从这一点来说，他之得以登上帝位，实属偶然。尽管他的同时代人在这方面都具有跟他同样的幸运，而他之缍获得成功乃是靠了他的努力与才智；但对于刘邦这样出身于『底屋的人来说，若不是碰上如此的时代，他的努力与才智又有多少用处呢？所以，无论怎么说，他之得以当皇帝，首先是靠机运，其次才是自己的努力与才智。他以当进的人对之根本无能为力的自然界的风云变化，来比喻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客观条件，至少是不自觉地显示了他的某种心理活动的吧！
姑不论刘邦把他的这种机运看作是上天的安排抑或是一种纯粹的偶然性，但那都不是他自己所能决定的。换言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但这一切到底有多大效果，还得看机运。作为皇帝，要保住天下，必须有猛士为他守卫四方，但世上有没有这样的猛士？如果有，他能否找到他们并使之为自己服务？这就并非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了。所以，第三句的“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既是希冀，又是疑问。他是希望做到这一点的‘但真的做得到吗？他自己却无从回答。可以说，他对于是否找得到捍卫四方的猛士，也即自己的天下是否守得住，不但毫无把握，而且深感忧虑和不安。也正因此，这首歌的前二句虽显得踌躇满志，第三句却突然透露出前途未卜的焦灼和恐惧。假如说，作为失败者的项羽曾经悲慨于人定无法胜天，那么，在胜利者刘邦的这首歌中也响彻着类似的悲音，这就难怪他在配合着歌唱而舞蹈时，要“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汉书·高帝纪》）了。
垓下歌
项羽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是楚霸王项羽在进行必死战斗的前夕所作的绝命词。在这首诗中，既洋溢着与伦比的豪气，又蕴含着满腔深情；既显示出罕见的自信，却又为人的渺小而沉重地叹息。以短短的四句，表现出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感情，真可说是个奇迹。
项羽是在秦末与叔父项梁一起举兵反秦的。由于其辉煌的战功、无双的勇力、杰出的才能，实际上成为反秦群雄的领袖，在推翻暴秦的统治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但在秦亡以后曾经是项羽盟军的另一支反秦部队的首领刘邦为了统治全国，与项羽之间又展开了残酷的战争。他以项羽的失败而告终。作这首诗时，项羽被包围在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南沱河北岸），粮尽援绝，他自知败局已定；作诗之后，他率部突围，虽曾杀伤敌军多人，终因兵力单薄，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诗歌的第一句，就使读者看到了一个举世无匹的英雄形象。在我国古代，“气”即源于人的先天禀赋，又能赖于后天的培养；人的品德、能力、风度等等均取决于“气”。所谓“气盖世”，是说他在这些方面超过了任何一个人。尽管这是一种其概括的叙述，但“力拔山”三字却给读者一种具体、生动的感受，所以在这一句中，通过虚实结合的手法，他把自己叱咤风云的气概生动地显现了出来。
然而，在第二、三句里，这位盖世英雄却突然变得其苍白无力。这两句是说：由于天时不利，他所骑的那匹名马－骓－不能向前行进了，这使他陷入了失败的绝境而无法自拔，只好徒唤“奈何”。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骓的“不逝”为什么会引起那样严重的后果？对此恐怕只能这样回答：他之得以建立如此伟大的功绩，最主要的依靠说是这匹名马；有了它的配合，他就可以所向无敌。换言之，他几乎是单人独骑地打天下的，因此他的最主要的战友就是骓，至于别人，对他的事业所起的作用实在微乎其微，他们的和中背对他的成败起不了多少作用，从而他只要注意骓就够了。这也就意味着：他的强大使得任何人对他的帮助都没有多大意义，没有一个人配作他的主要战友，这是人何等的傲岸，真可谓天地间唯我独尊！不过，无论他如何英勇无敌，举世无双，一旦天时不利，除了灭亡以外，他就没有别的选择。在神秘的“天”的面前，人是多么渺小；即使是人中间的最了不起的英雄，也经不起“天”的轻微的一击。
项羽知道自己的灭亡已经无可避免，他的事业就要烟消云散，但他没有留恋，没有悔恨，甚至也没有叹息。他所唯一忧虑的，是他所挚爱的、经常陪伴他东征西崐讨的一位美人－虞－的前途；毫无疑问，在他死后，虞的命运将会十分悲惨。于是，尖锐的、难以忍受的痛苦深深地啮着他的心，他无限哀伤地唱出了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虞兮虞兮奈若何？”译成白话，就是：“虞啊，虞啊，我把你怎么办呢？崐”在这简短的语句里包含着何等深沉的、刻骨铭心的爱！
是的，相对于永恒的自然界来说，个体的人确实极其脆弱，即使是英雄豪杰，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里也不过像一朵大的浪花，转瞬即逝，令人感喟不已。但爱却是长存的，它一直是人类使自己奋发和纯净的有力精神支柱之一，纵或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在爱的面前也不免有匍伏拜倒的一日，使人欢喜赞叹。《垓下歌》虽然篇幅短小，但却深刻地表现了人生的这两个方面。千百年来，它曾经打动过无数读者的心；其魅力大概就在于此吧！
和项王歌
虞姬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此诗《史记》、《汉书》都未见收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加以引录，始流传至今。《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至唐犹异。刘知风、司马贞、张守节都曾亲见，篇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异。本诗既从此书辑出，从材料来源上说，并无问题。有人认为汉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颇疑其伪，但从见载于《汉书·外戚传》的《戚夫人歌》及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的《长城歌》来看，可知秦汉时其的民间歌谣，不乏五言，且已比较成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被刘邦、韩信的大军包围在垓下，兵少粮尽，心情极为沉重。一天夜里，他听到四面都是楚歌之声，不觉失声问道：“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于是披衣而起，独饮帐中，唱出了那首千古传诵的《垓下歌》。在无限悲凉慷慨的气氛中，虞姬自编自唱了这首和诗。
关于《垓下歌》，时下尽管有着种种不同的分析理解，日人吉川幸次郎甚至认为此诗唱出了“把人类看作是无常的天意支配下的不安定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从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永恒的意义（参看《中国诗史》第40页，章培恒等译，安微文艺出版社），但若与《虞姬歌》对读，便不难发现，项羽的这首诗原本是唱给虞姬听的爱情诗。“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是明明在向虞姬倾诉衷肠吗？项羽十分眷恋虞姬，所以在戎马倥偬之际，让她“常幸从”；虞姬也深深地爱着项羽，因此战事再激烈，她也不肯稍稍离开项羽一步。项羽在历次战役中所向披靡的光荣经历，深深赢得了虞姬的爱慕，项羽成了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理想英雄；而项羽的这些胜利的取得，又焉知没有虞姬的一分爱情力量在鼓舞作用？从爱情心理而言，像项羽这条刚强汉子，是不会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承认自己有什么弱点的，因此，他即使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在口头上却不能不推向客观，一会儿说是“时不利”，一会儿说是“骓不逝”，而自己呢？依然是“力拔山兮盖世”，一点折扣也没有打。项羽毕竟年轻，那会儿才三十出头，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他爱虞姬，就一意想在她的心目中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对于虞姬来说，她也正需要这样。极度的爱慕和深情的倾倒，使她决不相信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会有什么失误。尽管现实无情，“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步步进逼的汉兵与声声凄凉的楚歌已经使楚军到了瓦解边缘，但她仍对眼下发生的一切变化感到困惑不解。在这种心态下，项羽的这支歌便成了她最好的安慰，最乐意接受的解释。坚贞的爱情，不仅驱逐了死亡的恐惧，且将人生的千种烦恼，万重愁绪都净化了，从而使她唱出了最为震撼人心的诗句：“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拔山盖世的气概与失败的结局是不和谐的，但英雄美人誓不相负的坚贞爱情是和谐的。在生死存亡的总崩溃的关键时刻，虞姬的这支歌，对项羽来说，不是死的哀鸣，而是生的激励。项羽处此一筹莫展之际，虽然痛感失败已不可避免，一生霸业转瞬将尽，但这犹可置而不论；而祸及自己心爱之人，则于心何忍！虞姬深悉项羽此种用心，故以誓同生死为言，直以一片晶莹无瑕的情意奉献，其意盖欲激励项崐羽绝弃顾累，专其心志，一奋神威而作求生之最后努力。若此说尚能探得古人心意，则不妨代项羽试为重和虞姬歌，以为此文之结束：
汉兵何足惧？百战无当前。
挥戈跃马去，胜败付诸天！
北方有佳人
李延年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
佳人难再得！
在武帝宠爱的众多后妃中，最生死难忘的，要数妙丽善舞的李夫人；而李夫人的得幸，则是靠了她哥哥李延年这首名动京师的佳人歌：初，（李）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汉书·外戚传》）一阕短短的歌，居然能使雄才大略的武帝闻之而动心，立时生出一见伊人的向往之情。这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之例。它何心具有如此动人的魅力呢？
初看起来，这首歌的起句平平，对“佳人”的夸赞开门见山，一无渲染铺垫。但其意蕴，却非同凡俗。地国秀丽，其佳人多杏目柳腰、清艳妩媚；北国苍莽，其仕女多雪肤冰姿、妆淡情深。此歌以“北方”二字领起，开笔就给所歌佳人，带来了一种与南方异的晶莹素洁的风神。北方的佳人何止千万，而此歌所瞩意的，则是万千佳人中“绝世独立”的一人而已，“绝世”夸其姿容出落之美，简直是并世无双；“独立”状其幽处娴雅之性，更见得超俗而出众。不仅如此，“绝世而独立”还隐隐透露出，这位佳人不屑与众女灵伍，无人知已而独立栏杆的的淡淡哀愁－那就不仅是超世脱俗，而且更楚楚可怜了。这就是平中孕奇，只开篇两句，恐怕就令武帝企足引领，生出对佳人的心向神往之情了。
北方佳人既如此脱俗可爱，当其顾盼之间，又该有怎样美好的风姿呢？要表现这一点，就不太容易了。何况在李延年之前，许多诗、赋中就已有过精妙的描摹。《卫凤·硕人》表现后宫丽人，有“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之句，曾被清人姚际恒叹为“千古颂美人者无了其右，是为绝唱”（《诗经通论》）。风流儒雅的宋玉吟咏东邻女子，亦有“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赋，更见其绰约之姿、流盼之美（《登徒子好色赋》）。在这种情况下，李延年欲赞北方佳人，倘若没有非常之辞，恐怕就只能罢舞辍歌了。然而，这位富于才情的音乐家，却出人意外地唱出了“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奇句－她只要对守卫城垣的士卒瞧上一眼，便可令士卒弃械、墙垣失守；倘若再对驾临天下的人君“秋波那么一转”，亡国灭宗的灾祸，可就要降临其身了！表现佳人的顾盼之美，竟然发为令人生畏的“倾城”、“倾国”之语，真是匪夷所思！但如果不是这样夸张，又何以显出这位佳人惊世骇俗的美好风姿？而正因为这风姿美得令人生畏，才更让人心驰神往、倍加牵怀。如果美好的事物都那么可近而易得，恐怕就没有这样摄人心魄的吸引力了。这就是“不可畏也？伊可怀也”的人生哲理。
此歌的结尾也耐人咀嚼。上文对佳人的美好作了极度的夸张，结尾则突然一转，化为深切的惋惜之语：“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美好的佳人，常常给人君带来“倾城”“倾国”的灾难。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见得还少吗？这似乎是要告诫人君，记取倾城、倾国的古鉴，不可为“佳人”所误。但接着一句则又紧摄一层？纵然是倾城、倾国，也别失去获得佳人的良机－美好的佳人，毕竟是世所难逢、不可再得的呵！这二句故作取舍两难之语，实有“欲擒故纵”之妙：愈是强调佳人之不可近，便愈见其美；而愈是惋惜佳人之难得，就愈能促人赶快去获取。作者的用意，正是要以深切的惋惜之辞，牵动武帝那难获绝世佳人的失落之感，从而迅速作出抉择。这样收束，可谓一唱三叹、余音袅袅，令人闻之而怅然不已。难怪琥帝听完此歌，不禁发出“世岂有此人乎”的喟然叹息了－李夫人在这样的时刻被荐举、召见，正适合于李延年这首非同凡响之歌所造成的情感氛围。
由此可见，这首歌表现佳人之美，不像《卫风·硕人》那样，以形象的比喻、生动的肖像描绘见长，而以惊人的夸张和反衬，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在表现方法上，倒是更接近于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如果两者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此歌在动用夸张、反衬时，又紧紧抓住了人们常有的那种“畏”而可“怀”、“难”而愈“求”的微妙心理，终于产生出不同寻常的效果，打动了一代雄主的心弦。这就是它的艺术魅力之所在。这首歌还有一点注意得，就是采用了大体整齐的五言体式（第五句“宁不知”三字实际上可以删除）。这种体式，当时还只在民间的“俚歌俗曲”中流行。李延年将其引入上层宫廷，配以美妙动人的“新声变曲”。这对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萌芽和生长，无疑起了某种催化作用。
怨歌行
班婕妤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本篇《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均收，并题班婕妤作。但因《汉书》本传未载其曾作怨诗，而《文选》李善注又引《歌录》云：“《怨歌行》，古辞。”故近人多据此疑非班作，然亦乏确证。而魏晋六朝人，如陆机、钟嵘、萧统、徐陵等皆以为班作，且诗的内容又与《汉书》本传所载斑婕妤的身世、怨情无一不合，故属之班作，当是信而有据。
班婕妤是著名史学家班固的祖姑，左曹越校尉班况之女。汉成帝时选入宫，始为少使，未几大得宠幸，封为婕妤（嫔妃称号）。后为宫人赵飞燕夺宠，居长信宫，作有《自悼赋》、《捣素赋》等，皆抒发其失宠后幽居深宫的郁闷和哀怨，此诗当亦是她失宠后所作。本诗又题为《团扇》（钟嵘《诗品》），是一首咏物言情之作。通首比体，借秋扇见捐喻嫔妃受帝王玩弄终遭遗弃的不幸命运。前六句是第一层意思。起首二句写纨扇素质之美；从织机上新裁（裂）下来的一块齐国出产的精美丝绢，像霜雪一般鲜明皎洁。纨和素，皆精美柔细的丝绢，本来就皎洁无暇，更加是“新”织成，又是以盛产丝绢著称的齐国的名产，当然就更加精美绝伦，“鲜洁如霜雪”了。二句喻中套喻，暗示了少女出身名门，品质纯美，志节高尚。三四句写纨扇制作之工“把这块名贵精美的丝绢裁制成绘有合欢图案的双面团扇，那团团的形状和皎洁的色泽，仿佛天上一轮团的月亮。清人吴淇评道：“裁成句，既有此内美，又重之以修能也。”（《选诗定论》）意谓首二句写其内在本质之美，此二句则写其经过精工制作，更具有外表的容态之美。“合欢”，是一种对称图案的花纹，像征男女和合欢乐之意，如《古诗》中“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羽林郎》中“广袖合欢襦”皆属此类。故这里的“合欢”，不仅突出了团扇的精致美观，以喻女子的外貌出众，而且也寄托了少女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明月”不仅比喻女子的光彩照人，同时出象征着她对永远团圆的热望。“出入”二句，因古人衣服宽大，故扇子可置于怀袖之中；天气炎热时则取出摇动，顿生微风，使人爽快。李善注云：“此谓蒙恩幸之时也。”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其实，这二句更深的含义是：嫔妃即使受宠，亦不过是侍侯君侧，供其欢娱惬意的玩物而已。
后四句为第二层意思：团扇在夏季虽受主人宠爱，然而却为自己恩宠难以持久而常常担心恐惧，因为转瞬间秋季将临，凉风吹走了炎热，也就夺去了主人对自己的爱宠；那时，团扇将被弃置在竹箱里，从前与主人的恩情也就半途断绝了。“秋节”隐含韶华已衰，“凉飙”，象征另有新欢；“炎热”，比爱恋炽热；“箧笥”，喻冷宫幽闭，也都是语义双关。封建帝王充陈后宫的佳丽常是成千上万，皇帝对他们只是以貌取人，满足淫乐，对谁都不可能有专一持久的爱情；所以，即使最受宠幸的嫔妃，最终也难逃色衰爱弛的悲剧命运。嫔妃制度又使后宫必然争宠相妒，互相倾轧，阴谋谗陷，斑婕妤不就为赵飞燕所谗而失宠了吗？“常恐”，正说明光中伏悲，居安思危；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乃是封建嫔妃的普通心理状态。此诗本是女诗人失宠后之作，而这里说“常恐”、用失宠前语气，更显得她早知此事已属必然之势，正不待夺宠之后，方始恍然醒悟。诗人用语之隐微、怨怨之幽深，琴歌二首司马相如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千载之下，犹不得不令人惊叹其才情而感慨其不幸！
前人谈咏物之妙，贵在“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沈谦《填词杂说》）强调要“不即不离”，（刘熙载《艺概》）既不停留在物上，但又要切合咏物。此诗完全符合这两条美学要求：借扇拟人，巧言宫怨之情；设喻取象，无不物我双关，贴切生动，似人似物，浑然难分。而以秋扇见捐以喻女子似玩物遭弃，尤为新奇而警策，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正因为如此，其形象就大于思想，超越了宫怨范围而具有更典型更普遍的意义，即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妇女被玩弄被遗弃的普遍悲剧命运。这正是本诗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所在。在后代诗词中，团扇几乎成为红颜薄命、佳人失时的象征，就是明证。
其次，诗中欲抑先扬的反衬手法和绮丽清简的语言也是值得欣赏的。前六句写纨扇之盛，何等于光彩旖旎！后四句写恐扇之衰，何等哀感顽艳！在两相照映之下，女主人公美好的人生价值和这价值的毁灭，又对比等何等鲜明！短短十句，却写出盛衰变化的一生，而怨情又写得如此抑扬顿挫，跌宕多姿，蔚为大观。故钟嵘评曰：“《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这决不是过甚其辞。
陌上桑·汉乐府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巾肖〉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
“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
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
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晰，鬓鬓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这诗是汉乐府中的名篇，属《相和歌辞》，写采桑女秦罗敷拒绝一“使君”即太守之类官员调戏的故事，歌颂她的美貌与坚贞的情操。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题名《艳歌罗敷行》，在《玉台新咏》中，题为《日出东南隅行》。不过更早在晋人崔豹的《古今注》中，已经提到这首诗，称之为《陌上桑》。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沿用了《古今注》的题名，以后便成为习惯。“陌上桑”，意即大路边的桑林，这是故事发生的场所。因为女主人公是在路边采桑，才引起一连串的戏性情节。《陌上桑》故事很简单，语言也相当浅近，但有个关键的问题却不容易解释：诗中的秦罗敷到底是什么身份？按照诗歌开场的交代是一个采桑女，然而其衣着打扮，却是华贵无比；按照最后一段罗敷自述，她是一位太守夫人，但这位夫人怎会跑到路边来采桑？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是这样看的：“末段为罗敷答词当作海蜃楼观，不可泥定看杀！以二十尚不足之罗敷，而自去其夫已四十，知必无是事也。作者之意，只在令罗敷说得高兴，则使君自然听得扫兴，列不必严词拒绝。”以后有人作了进一步的申发，认为罗敷是一位劳动妇女，诗中关于她的衣饰的描写，纯出于夸张；最后一段，则是罗敷的计谋，以此来吓退对方。这已经成为通行的观点。但这些其实都是一厢情愿的推测之辞，诗歌本身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根据。以二十不足之女子嫁年已四十之丈夫，即在今日亦不足为奇，何以“必无是事”？况且文学本是虚构的
产物，又何必“泥定看杀”其断然不可？至于后一种引申之说，看来似乎天衣无缝，其实仍是矛盾重重：既然作者可以夸张地描写罗敷的衣饰，而不认为这破坏了她的身分，为什么就不可以给她安排一个做官的丈夫？这是用不同的标准衡量同样的情况，而曲成已说。其实《陌上桑》并不是一篇孤立的作品，以上的问题，要从产生这一作品的深远的文化背景来解释。我们先从诗题《陌上桑》所设定的故事场所说起。中国古代，以男耕女织为分工。“女织”从广义上说，也包括采桑养蚕。桑林在野外，活动比较自由，桑叶茂盛，又容易隐蔽，所以在男女之大防还不很严厉的时代，桑林实是极好的幽会场所。在这里，谁知道发生过多少浪漫的故事？自然而然，桑林便不断出现于爱情诗篇中。这在《诗以》中已经很普遍。《汾沮洳》是写一个女子在采桑时爱上了一个男子：“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桑中》是写男女的幽会：“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乎上官，送我乎淇上矣！”可以说，在《诗以》的时代，桑林已经有了特殊的象征意味，或者说，已经有了一个文学的“桑林”。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自由自在的男女情爱遭到了否定。上述诗篇，也被儒家的经师解释为讥刺“淫奔”的作品。于是，在文学的“桑林”中，开始产生完全不同的故事。最有名的，便是秋胡戏妻故事。西汉刘向《列女传》记载：鲁国人秋胡，娶妻五日，离家游宦，身致高位，五年乃归。将至家，见一美妇人采桑于路旁，便下车调戏，说是“力桑不如逢国卿”（采桑养蚕不如遇上个做大官的），遭到采桑女的断然拒绝。回家后，与妻相见，发现原来就是那采桑女。其妻鄙夷丈夫的为人，竟投河死。乐府中有《秋胡行》一题，就是后人有感于这一传说而作。古辞佚，今存有西晋传玄之拟作，内容与《列女传》所载大体相同。可以到，“桑林”中的故事，原来大多是男女相诱相亲，而现在变成了女子拒绝子的引诱。当然，人们也可以说，秋胡是一个“坏人”，这种故事与《诗经》所歌唱的纯真爱情根本不是一回事。但不要忘记：在民间传说文学故事中，虚设一个反面角色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通过虚设的人物活动，作者究竟要表现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审美理想。这样我们能得出结论：汉代的“桑林”，已经不同于《诗经》时代的“桑林”，文学中的道德主题，开始压倒了爱情主题。我们大概可以相信已经失传《秋胡行》古辞与《列女传》所载故事并无大异。而《陌上桑》显然是这一故事或直接从《秋胡行》演化而来的。试看两个故事的基本结构：场所：大路边的桑林；主人公：一位采桑的美妇人；主要情节：路过的大官调戏采桑女，遭到拒绝。所不同的是，在秋胡故事中，调戏者是采桑女之夫，故事最终以悲剧结束；在《陌上桑》中，采桑女另有一位做官的好丈夫，她拒绝了“使君”的调允，并以自己丈夫压倒对方，故事以喜剧结束。实际上，《陌上桑》是把《秋胡行》中的秋胡一劈为二：一个是过路的恶太守，一个是值得夸耀的好丈夫。但尽管《陌上桑》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秋胡行》的故事，却也作了重要改变，从而使诗的重心发生转移。秋胡戏妻的故事，主旨是宣扬儒家道德，采桑女即秋胡妻的形象，也完全是一个道德形象。
她即使是令人感动的，恐怕也很难说怎么可爱。故事中也提到她长得很美，但作为一个结构万分，这只是导致秋胡产生不良企图的原因。而《陌上桑》中的秦罗敷，除了拒绝太过的调戏这一表现德性的情节外，作者还花了大量篇幅，描摹她的美貌，以及周围人对她的爱幕。这一部分，实际是全诗中最精彩的。这尽管同《诗经》所写男女相诱相亲之情不同，但两者具有共同的基点：即人类的普遍的爱美之心，和对理想的异性的向往，所以说，罗敷的形象，是美和情感的因素，同时代所要求的德性的因素的结合；换言之，是《诗经》的“桑林”精神与《秋胡行》的“桑林”精神的结合。也正是因为罗敷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个道德形象，所以作者也没有必要为她安排一个强烈的悲剧下场，而让她在轻松的喜剧气氛中变得更为可爱。由此可见，《陌上桑》的故事，并不是一个生活中具体事件的记载或改写，而是漫长的文化变迁的产物罗敷这个人物，也是综合了各种因素才形成的。她年轻、美丽、高贵、富有、幸福、坚贞、纯洁，寄托着那些民间无名作者的人生理想。也因为她是理想化的，所以她并不严格遵循现实生活的逻辑。她既是一个贵妇人，又是一个采桑女。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那些公主、王子，实际是代表着普通民众的心愿。一定要拿后世僵化得莫名其妙的政治观念去穿凿附会，反而是荒廖混乱的。然后回到诗歌本身。这诗原来按音乐分为三解，其文字内容，也相应地分为三段。第一段着重写罗敷的美貌和人们对她的喜爱。起首四句，从大处说到小外，从虚处说到实处，是典型的民间故事式的开场白。同时，这四句也奠了全诗的气氛：明郎的阳光照耀着绚丽的楼阁，楼阁中住了一位漂亮的女子，色鲜明，光彩流溢，好像中国年画的味道。“照我秦氏楼”，既是亲切的口气，也表明诗人是站在罗敷的立场上说话，并由此把读者引入到这种关系中去。而后罗敷就正式登场了：她提着一只精美的桑篮，络绳是用青丝编成，提把是用挂树枝做就。这里器物的精致华美，是为了衬托人物的高贵和美好。再看她的打扮，头上梳的是斜倚一侧、似堕非堕的“倭堕髻”（东汉时一种流行发式），耳朵上挂着晶莹闪亮、价值连城的明月珠，上身穿一件紫红绫子短袄，下身围一条杏黄色绮罗裙。一切都是鲜艳的、明丽的、珍贵的、动人的。这好像是一个采桑的农妇，其实是一个理想中的美女。
照说，接下来应该写罗敷的身体与面目之美。但这很困难。因为诗人所要表的，是绝对的、最高的美，而这种美无法加以具体的描绘。谁能说出什么样的身材、体态、眉目、唇齿算是达到了完善无缺的程度？作者也不可能满足所有读者的各具标准的审美要求。于是笔势一荡，作者不直接写罗敷本身，而去用周围的人为罗敷所吸引的神态：过路人放下了担子，伫立凝视。他好像年岁较大，性格也沉稳些，所以只是手捋着胡须，流露出赞叹的神气。那一帮小伙子便沉住气，有的脱下帽子，整理着头巾，像是在卖弄，又像是在逗引；至少赚得美人流波一转，便可得意民多时。种田的农人更糟，看得失了神，活也不干了；回家还故意找碴，摔盆砸碗。－因为看了罗敷，嫌老婆长得丑。这些都是诙谐的夸张之笔，令人读来不禁失笑，好像拿不准自己在那场合会是什么模样。其效果，一是增添了诗歌的戏剧性，使得场面、气氛都活跃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从虚处落笔，无中生有，表达了不可描摹完美。反正，你爱怎么想像就怎么想像，罗敷总是天下最美的。这实在是绝妙之笔。观罗敷的一节，也最近于“桑林”文学的本来面目。它所表现的，是异性间的吸引，是人类爱美的天性。但它又不同于《诗经》中的作品，而是有分寸有限制的。那些观者，都只是远远地伸长了头颈看罗敷，却不敢走近搭话，更不敢有越规之举；而罗敷好像同他们并不发生关系，旁若无人。这就在男女双方之间，设下了一道无形的墙。这便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同时也有另一种分寸：尽管有那么多人在围观，那些小伙子几乎就在冲破防线，作者也没有让罗敷给他们来一通义正辞严的斥责。要不然，就太教人扫兴，太没有味道了。因为这诗原有双重的主题，作者都要照顾到。当然，整个第一段，是为了完成美和情感的主题，只是限制它，不让它破坏道德的主题。下面第二段，就开始转向了。“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好大气派！“使君”是太守、刺史一类官员的尊称，他们执掌一个地区的全权，汉人比之于古代的诸侯。官做得大，气派自然大，胆子跟着大。别人见了罗敷，只是远远地看着，这位使君就不甘心于此了。于是派了手下人去问：这是谁家的漂亮女子？多少年纪了？罗敷不动声色，一一作答。这都是为了充分地展开情节，使矛冲突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若是一上来就剑拔弩张，文学趣味就少了。顺带，又写出罗敷的年纪：十五至二十之间。中国古人认为这是女子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而后进入矛盾冲突的高潮。使君问道：你可愿意坐上我的车，跟我回去？罗敷的回答犹如当头一棒：“使君一何愚！”有了“一何”二字，语气十分强烈。理由是很简单：你有你的妻，我有我的夫。各安其家室，乃是礼教之大义，岂可逾越？这一节是从秋胡戏妻故事中继承来的，表现了诗歌的道德主题。而道德主题，总是在善与恶的冲突中才能表现得鲜明强烈。第三段紧接上一段的未句“罗敷自有夫”，由主人公全面铺展地夸耀丈夫。罗敷到底有没有那么一个丈夫？这问题本来很简单：诗中说有，我们只好承认有。尽管在一般读者的心理中，都不喜欢文学作品里的漂亮女子早早嫁人，那也无奈何。这问题还可从二方面来证明：其一，《陌上桑》的故事来源于秋胡戏妻故事，秋胡妻本是出嫁了的美妇人；其二，作者在这里是要彰扬忠贞的道德，总得先有丈夫才有忠贞。但第三段也并不完全是从道德主题着眼的。不然，完全可以让罗敷来一通说教。但如果真是那样，就糟糕了，这个美女马上就变得干巴巴的，教人喜欢不起来。
所以作者也是适可而止，道德大义在第二段用结末二句话点明之后，到第三段就转向一层富有喜剧色彩、诙谐的情节，使读者依然能够享受到文学的趣味。罗敷夸婿，完全是有针对性的。使君出巡，自然很有威势，于是她先夸丈夫的威势：丈夫骑马出门，后面跟着上千人的僚属、差役；他骑一匹大白马，随人都骑黑色小马，更显得出众超群；他的剑，他的马匹，全都装饰得华贵无比。使君官做得大，她就再夸丈夫的权位：丈夫官运亨通，十五岁做小吏，二十岁就入朝作大夫，三十岁成了天子的亲随侍中郎，如今四十岁，已经做到专权一方的太守。言下之意，目前他和你使君虽然是同等官职位，将来的前程，恐怕是难以相提并论了！最后是夸丈夫的相貌风采：丈夫皮肤洁白，长着稀稀的美髯，走起路来气度非凡，用这些来反衬使君的委琐丑陋。这么一层层下来，罗敷越说越神气，越说越得意，使君却是越听越晦气，终了必然是灰溜溜逃之夭夭。读自然也跟着高兴，直到故事结束。需要说明的是，罗敷的这位丈夫，也是童话中白马王子式的人物，不可拿生活的逻辑去查考。萧涤先生说，对这一节不可泥定看杀，不可求其句句实在，原是说得很对，但这个人物在故事里却是合理的存在，这是要注意到的。前面说了，《陌上桑》其实有双重主题，但作者处理得很好，并没有彼此分离。从道德主题来说，至少在本诗范围内，作者所要求的道德是合理的。在这里，坚贞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违背人性的教样，而是同确实可爱的丈夫及幸福的家庭生活联系在起的。从美的情感的主题来说，也没有因为道德约束的存在而受到过分的削弱。罗敷的美貌，在作者神妙的笔下表现得动人心魄，取得了以前文学作品所未有的效果。对于常人出于爱美之心而略有失态的行为，作者只是稍作揄，始终不失人情味。爱慕美色，其实是人的天性。但这种天性在生活中不能不受到约制，所以文学作品常常在这方面提供安全无害的补偿。《陌上桑》在这方面的意义恐怕比它的道德意味更重要一些，或至少说更受人喜欢。所以在《陌上桑》出现以后，魏晋南北朝产生了大量的模拟之作，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变化的诗篇。至于它的独特的表现手法，直到元明清的戏曲小说中，还不断有人效仿。如《西记》写莺莺出场时，便先写周围人看得失魂落魄的神态，正是从此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