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今
住在纽顿圈的一座公寓里，夜半无人私语时，总有一扇窗口孤独地亮着，窗里的人，正精神奕奕而又快活无边的在稿纸上制造一出又一出人间的悲喜剧。
一、外祖母
我的外祖母，是一个很特殊的女人。
看照片，觉察不出她好看，可是，在我眼中，她一直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她的魅力，来自她的气质，而这，又是由浓浓的书香熏陶出来的。
她不喜欢烫发，老是让直直的头发自自然然地垂着，脸上稀稀地涂着淡淡的水粉。她身子纤瘦，喜欢选用素净的布料裁剪高领短袖的唐式衣衫。走起路来，腰身挺直，精神抖擞的样子。平常说话，用词典雅，韵味绝佳。
外祖父曾是怡保的殷商，在他的事业如中天之日时，外祖母也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在那衣食无忧的日子里，她的最爱，不是打牌、不是逛街，而是看书，家里有个书橱，齐齐地放着各种名贵的线装书，还有，浩如烟海的文学名著。值得一提的是：在那重男轻女的年代里，外祖母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每一个方块字，都是她奋力自学的。
后来，外祖父事业失败，家道中落。外祖母变卖名贵首饰，和外祖父共度人生萧瑟的冬季。
这时，我诞生了。
我见到的，不是群婢环绕、呼风唤雨的外祖母；而是那个忙完了琐碎家务后，又靠缝纫来补贴家用的外祖母。然而，在辉煌过尽而度着黯淡日子的外祖母，并没有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反之，她珍惜着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总是在万籁俱寂时，以冷水洗去一日的疲劳，独自进入她热爱的书城里，心甘情愿的成为悲喜不能自主的“文字傀儡”。
坦白地说，在那万事不懂的童稚时代里，我和外祖母，并不是很亲近的。总觉得她和左邻右舍的外祖母大不相同。别人的外祖母，会做各种各样美味的糕点，搂着孙女，一口一口的喂，我的外祖母，从不；别家的外祖母，会有月光底下搬张藤椅，给绕膝的孙儿讲各种各样趣味盎然的故事，我的外祖母，也不——她总是忙，忙完了家务，戴上老花眼镜，往桌前一坐，便变成了一尊凝固不动的石像。在那“之无未识”的年龄里，对于外祖母那种“老之将至而分秒必争”的凄凉心态，我又如何能够了解！
8岁随同父亲举家南迁到新加坡来，想起外祖母，脑中总会浮起一个以淡笔素描的形象：庄重、文雅、澹泊，然而，这个形象，恒远地坐在“画框”里，而我，仰着头看画，无可避免的有着疏离感。
渐渐的，长大了。
上了中学以后，外祖母在写信给母亲时，总不忘多夹一张信笺给我。
读外祖母信的那种感觉，十分新鲜、十分新奇。外祖母的字，笔划纤细，秀里秀气的，十足的“字如其人”。她从不老生常谈地劝我用功读书，也不老气横秋地嘱我孝顺父母；从第一封信开始，便兴致勃勃地和我说起她最近读了些什么好书，并条分缕析的向我陈述该书的优缺点，等等。我读信的欲望、回信的兴趣，就这样毫无防范的被她挑起了。我们这两个岁数相差了半个世纪的老与幼，就这样开始了长达10年的鱼雁往还。外祖母的经济能力不是很好，我的零用钱也不是很多，可是，在那捉襟见肘的日子，我们却常常把好书邮寄给对方。
有一回，在外祖母寄给我的信里，附着一张摺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摊开来一看，哟，外祖母写的一篇小说“黑白两兄弟”，居然变成了铅字，快快乐乐地躺在南洋商报的文艺报上！
长期的通信，让我得以能行无阻的进入外祖母内心深处的殿堂，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浮在那儿的一个梦，一个很璀璨、但同时又很疲累的梦。这个梦，从外祖母的少女时代起，便已经幽幽地浮着了。可是，社会的束缚、家道的中落，实在都影响了她积极实现美梦的机会。现在，她第一篇作品以显著的版位见报了，只要日后勤于笔耕，成为作家，也许不再是一个虚浮无边的梦了。然而，遗憾的是：年届花甲的外祖母，这时身体的健康已坐在人生的“滑滑板”上，快速地往下溜、往下溜了。
终于，在我大学毕业前的一个月，她带着那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愿望，溘然长逝了。
二、母亲
母亲出世以后，便继承了源源流动在外祖母血液里那种读书的瘾。
她自小爱书，长大、长老了，依然还是爱书。
诞生于经济富裕的书香之家，秀外慧中的母亲，曾被视为“天之骄女”。
生命里最令她沮丧的是：日军蹂躏马来亚的铁蹄彻底粉碎了她升学的希望。才念到了中二，便在日军统治的阴影下仓惶辍学了。
之后，母亲开始了漫长一生无止无尽的自学历程。
对于她来说，书籍就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的重要。有一段时期，父亲失业，经济拮据，米缸粒米全无，可是，书架上的成排书籍依然自得自炫地闪着智慧的亮光。童年里印象最深刻的，是母亲坐在油渍斑斑的木桌旁，专注地执卷而读，神情肃穆一如庄严的塑像。如豆的灯光把母亲纤纤长长的身影裁剪得高高瘦瘦的，任意地贴在墙壁上；我呢，好像一只温驯的小猫，安心地靠在墙壁那个黑影上，快快乐乐地读我的安徒生童话。
母亲开始让笔杆结出美丽的“文字之花”，是父亲在怡保创办“迅报”时。每天晚上，在厨房里脱下了湿漉漉的围裙后，母亲便以文字为酵母，醉心地酿造一坛一坛文学的美酒。跃动在她眸子里那两朵快乐的小火花，把整所简陋的屋子都照亮了。
这个时期，是母亲在创作上的“丰收期”。
她写散文、也写小说——还是长篇连载的哪！此外，她也凭着深厚的语文基础，将许多优美的作品由英文翻译成中文。
那时，我尚未入学，正是属于凡事好奇，却又混混沌沌的年龄。母亲每天以笔“沙沙沙”地在纸上写些什么，我不懂。然而，她脸上那种近乎狂热的快乐，我却是懂得的。这样的一种被恬适笑意渗透五官的表情，好似铁打铜铸般，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等我开始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时，我的脸上，也出现了类似的表情。不讳言，写作所能带来的快乐是人世间任何活动都取代不了的。
爸爸那间曲高和寡的报社，只维持了短短两三年，便闭门大吉了。他赤手空拳地带着我们迁居新加坡，开始了人生另一段全然不同的生涯。
这时，母亲已有了四个稚龄孩子。最大的姐姐10岁，我8岁，两个弟弟，一个7岁，另一个才诞生3个月而已。那些琐琐碎碎永远看不见却又永远做不完的家务，终于使母亲放下了笔杆。每每忙至晚上，疲倦、疲劳、疲累、疲乏、齐齐上脸，手中拿着的书，往往只看了几页，便沉沉睡去，摊开着的书，不是狼狈地盖地脸上，便是尴尬地跌在地上。阅读，不再是浪漫而写意的事了；写作，更是成了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
数十年春秋岁月转瞬即逝，细心抚养的雏鸟一只一只健康的长大了，先后飞离了旧巢。母亲在晚年的安逸和闲暇里，每每想起了那个被湮远岁月埋葬了的梦，她的脸，便不由自主的流现出一丝恍惚、一丝遗憾、一丝惆怅……
三、我
在我身体里流窜的血液，有来自外祖母的，也有来自母亲的。
先天的遗传因子，加上后天的环境熏陶，对于阅读和写作，我已狂爱近痴。
如果说，文字是禾谷，我就是蝗虫；如果说文字是桑叶，我就是蚕；如果说文字是米，我就是蛀虫。
吃吃吃、吞吞吞、蛀蛀蛀。
不分昼夜、不论阴晴、不管场所，有书便看，一看便迷。上课时，偷偷摸摸地看；下课后，明目张胆地看。白天看得心神俱醉，晚上看得废寝忘食。
我简直就是一只靠书本来活命的蠹虫。
我吃我吞我蛀我的书，慢慢在我脑子里化成了丰实厚重的养分；当一笔在手时，我仿佛感觉有千军万马要从笔尖冲出来，啊，多时囚锢在我血管里的方块字，已不能安守本分了，它们要跳出来，在稿纸上砌一幅幅美丽的图画。
就在小学五年级那一年，我砌出了平生第一幅“文字之画”，题名为“我要做个小小童话家”，自此之后，创作的热诚，愈烧愈炽，由我砌成的文字之画，也越积越多。
成为作家，到了我这一代，不再是一个幽幽地浮在半空中的梦了。
回顾我留在“岁月的沙滩”上那一长串脚印，我的心，涌满了感谢。
我的外祖母诞生于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里，我的母亲成长于一个烽火连天的战乱时代中，她们所走的那条自修的学习道路，是漫长的、迂回的、艰苦的，处处布满荆棘，处处沾着眼泪。我呢，情况全然不同：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双亲全力的支持，使我能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进入我最为心爱的学系，在美丽的青春岁月里，汲取古今中外各家思想的精华。我所走的学习道路，可说是一条阳光普照的康庄大道。思想的领域被开拓了，文学的基础打稳了，提笔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对文学的爱恋，使我坚持了“数十年如一日”的写作习惯。
在当记者期间，东奔西跑，忙得头顶袅袅地冒着烟气，我依然利用时间的缝隙来从事文艺创作。比如说，坐公共汽车由甲地到乙地去，耗时1分钟，我便以双腿垫着稿纸，在颠颠簸簸的情况下，写小说。晚上回家，洗过澡，便又继续钻入文艺创作的天地里。那时候，住在纽顿圈的一座公寓里，夜半无人私语时，总有一扇窗口孤独地亮着，窗里的人，正精神奕奕而又快活无边的在稿纸上制造一出又一出人间的悲喜剧。
在报馆工作期间，我曾有一年多的时间申请无薪假期，带着2岁的孩子随同夫婿到沙特阿拉伯去生活。这是我人生一段充满了挣扎与眼泪的日子。在那人烟稀少的荒荒大漠中，我曾患上扰人的胃痛症；在那寂寞得回想时连背脊也会发凉的年月里，我曾患上可怕的失眠症。惨惨地吞着这种那种药丸时，我觉得我生命之页所呈现的，是令人颤抖的苍白。然而，就算在咬着牙关把许许多多苦涩吞下去的当儿，我都不曾放下我的笔。失眠时，我睁着酸涩的双眼，写；胃痛时，我捂着起皱的胃囊，写。写作，实在已经成了我身体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回国后，继续在报馆里工作了一个短时期，我改行执教鞭。
孩子相继出世。
我原已不敷应用的时间，至此更是“捉襟见肘”了。
“穷则变，变则通”，我学会了从睡眠里偷时间。往往一家子梦会周公时，便是我蹑手蹑脚地“盗取时间”时。不是一小段小一段的偷的，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偷。偷呀偷的，偷得每天睡眠时间只剩下寥寥的4个小时。
知道实况的知己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而远近亲戚也都劝我多多保重。
然而，没有人知道，当我在那一大片偷来的时间里静静地埋首创作时，翻腾在心里那欢乐的浪花，比“保健丸”更管用哪！
我与写作，将终生结缘。
两代人的梦，外祖母的、母亲的，都等着我去圆。
我不能辜负她们。
不能。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