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各家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了所谓“布瑞克斯顿奇案”的报道。每家报纸都有一则长期报道，此外，有的还特别写了社论，其中一些消息连我都还没听说过。我的剪贴簿里至今还保存着不少关于这个案子的剪报。
现在把摘录的一些附在下面：
《每日电讯报》报道说：在犯罪的记录里，再也没有比这个悲剧更离奇的案子了。被害人用的是个德国名字，又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动机，而且墙上还写下这个狠毒的字样；这一切都说明这是一群亡命的政治犯和革命党所干的。社会党在美国的流派众多，死者显然是因为触犯了它们的不成文的法律，因此才被追踪到此遭了毒手。这篇报道简略地提到过去发生的德国秘密法庭案、矿泉案、意大利烧炭党案、布兰威列侯爵夫人案、达尔文理论案、马尔萨斯原理案以及瑞特克利夫公路谋杀案等案件，并在文章结尾向政府提出忠告，主张今后对于在英外侨，应予以更加严密之监视云云。
《旗帜报》评论说：这种无法无天的暴行，通常是在自由党执政下发生的。这些暴行的产生，实则由于民心动乱和政府权力削弱的缘故。死者是一位美国绅士，在伦敦城已盘桓数周之久。生前曾在坎伯韦尔区，陶尔魁里，夏朋洁太太的公寓内住过。他是在他的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节逊先生陪同下作旅行游览的。二人于本月四日星期二告别女房东后，即去尤斯顿车站，准备搭乘快车去利物浦。当时还有人在车站月台上看到他们，之后就踪迹不明了。后来据报载，在离尤斯顿车站数英里远的布瑞斯克顿路的一所空屋中发现了锥伯先生的尸体。他如何到达此处以及如何被害等，仍属不可理解的疑团。斯坦节逊下落迄今不明。吾人欣悉，苏格兰场著名侦探雷斯垂德和葛莱森二人同时侦查此案，相信此案不久必有分晓云云。
《每日新闻报》报道说：这一定是件政治性犯罪。由于大陆各国政府的专制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憎恨，使得许多人被驱逐到我们国土上来。如果对他们过去的作为加以宽容不予追究的话，这班人士极有可能变为良好的公民。这些流亡人士之间，有着一种严格的“法规”，一经触犯，必予处死。目前必须竭尽全力寻获他的秘书斯坦节逊，以便查清死者生活习惯中之某些特点。死者生前寄寓伦敦的住址业经获悉，这就推动案情向前发展。该项发现，纯系苏格兰场葛莱森先生机智干练所致云云。
早饭时，福尔摩斯和我一同读完这些报道；这些报道似乎让他觉得很有趣。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论情况如何，功劳总是属于雷斯垂德和葛莱森这两个人的。”
“那也得看结果如何啊。”
“哦，老兄，这才没有半点关系的呢。假如凶手捉到了，自然是由于他们两个人的聪明才智；假如凶手逃跑了，他们又可以说：虽然历尽艰辛，但是……不论怎么说，好事总是他们的，坏事永远归别人。不管他们干什么，总会有人给他们歌功颂德。有句法国俗语说得好：笨蛋虽笨，但还有比他更笨的笨蛋在为他喝彩。”
我们正说着，过道和楼梯上忽然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夹杂着房东太太的抱怨，我不禁喊道：“怎么回事？”
“这是侦缉队贝克街分队。”我伙伴煞有介事地说。
说着只见六个街头流浪顽童冲了进来，我从没见过这样肮脏、衣裳褴褛的孩子。
“立正！”福尔摩斯厉声喝道。于是六个小流氓立即就像六个不像样的小泥人一样一条线地站立在那里，“以后叫维金斯一个人上来报告，其他的必须在街上等着。找到了吗，维金斯？”
一个孩子答道：“没有，先生，我们还没有找到。”
“我估计你们也没有找到，要继续查找，不找到不算完。这是你们的工资，”福尔摩斯给每人发了一个先令，“好，立即去吧，下次报告时，我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福尔摩斯挥挥手，这群孩子就像一窝小耗子似的下楼而去。接着，街上就传来了他们尖锐的喧闹声。
福尔摩斯说：“这帮小家伙一个人的工作成绩，要比一打官方侦探的还大呢。官方人士一露面，人家就闭口不言了。可是，这帮小家伙什么地方都能去，什么事都能打听到。他们机灵得很，像针尖一样无孔不入，不过他们就是缺乏组织性。”
“你是为了布瑞克斯顿路的这个案子雇的他们吗？”我问道。
“是的，我想弄明白一点，这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啊！现在咱们就要听到些新闻了！你瞧，葛莱森在街上朝咱们这来了。瞧他满脸得意的神色，我就知道他是上咱们这儿来的。你瞧，他站住了，就是他！”
门铃一阵猛响，一眨眼的工夫，这位美发的侦探先生就一步三台阶地跳上楼来，一直闯进了我们的客厅。
“亲爱的朋友，”他紧紧地握着福尔摩斯的手大声说道，“祝贺我吧！我已经把这个案子弄得像青天白日一样的清楚了。”
我似乎看到福尔摩斯善于变换表情的脸上，掠过一丝焦急的暗影。
他问道：“你是说你已经搞顺手了？”
“对啊！真是的，我的老兄，凶手我都捉到了！”
“他叫什么名字？”
“阿瑟·夏朋洁，皇家海军的一个中尉。”葛莱森一边得意地搓着他的胖手，一边挺起胸脯傲慢地说。
听了这话，福尔摩斯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不觉微笑起来。
“请坐，抽支雪茄烟吧。”他说，“我们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办的，喝些加水威士忌吗？”
“喝就喝点儿吧，”他回答说，“这两天费了不少劲儿，可把我累坏了。体力劳动虽然不多，可是脑子紧张得厉害。个中甘苦你是知道的，福尔摩斯先生，因为咱们都是干用脑子的活儿。”
“你太过奖了。让我们听听，你是怎样获得这样可喜可贺的成绩的。”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
这位侦探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得意洋洋地吸着雪茄，忽地一拍大腿高兴地说道：“太可笑了，雷斯垂德这个傻瓜还自以为高明呢，他完全搞错了。他现在正在寻找那位秘书斯坦节逊的下落呢。那家伙就像一个没有出世的孩子似的和这个案子根本就没关系。我敢断定，他多半已经捉到那个家伙了。”
讲到这里时他得意地呵呵大笑，笑得喘不过气来。
“那么，你是怎样找到线索的？”
“啊，我全告诉你们吧。当然喽，华生医生，这是绝对秘密的，只有咱们自己人之间可以谈谈。首先必须克服的困难就是要查明这个美国人的来历。有些人也许会登个广告，等着人们前来报告，或者等着死者生前的亲朋好友出来自动报告一些消息。葛莱森的工作方法却不是这样的。你还记得死者身旁那顶帽子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道，“那是从坎伯韦尔路号的约翰·安德乌父子的帽店买来的。”
听了这话，葛莱森脸上立刻显出非常沮丧的神情，说：“想不到你也注意到了这点。你去过那家帽店吗。”
“没有。”
“哈！”葛莱森放下了心，“不管可能性看起来有多小，你也决不应该把任何机会放过。”
“对于一个伟大人物来说，任何事物都不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像在引用什么至理名言似的说。
“好，于是我找到了店主安德乌，问他是不是卖过一顶这么大号码、这个式样的帽子。他们查了查售货簿，很快地就查到这顶帽子是送到一位住在陶尔魁里，夏朋洁公寓的住客锥伯先生那里，于是我便找到这个人的住址了。”
“漂亮，干得很漂亮！”福尔摩斯低声称赞。
“跟着我就去拜访了夏朋洁太太，”这位侦探接着说，“我发现她脸色非常苍白，神情十分不安。她的女儿也在房里——她真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红红的，嘴唇不住地颤抖。这些当然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于是我怀疑起来。福尔摩斯先生，你是懂得的，当你发现正确的线索时，那是一股什么劲儿呢，只觉得浑身舒畅得让人发抖。”我就问道：“你们听说你们以前的房客克利夫兰城的锥伯先生被人暗杀的消息了吗？”
这位太太点了点头，她似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她的女儿不禁流下眼泪来。我越看越觉得她们对这个案情一定知道些什么。
“锥伯先生是几点钟离开你们这去车站的？”我问道。
“八点钟，”她不住地咽着唾沫，压抑着激动的情绪，“他的秘书斯坦节逊先生说：有两班去利物浦的火车，一班是九点十五分，一班是十一点。他是赶的第一班火车。”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吗？”
我一提出这个问题，那个女人倏地一下变得面无人色。好大一会儿工夫，她才回答说：“是最后一次。”可她说话时声音沙哑，极不自然。
沉默了一会儿以后，那位姑娘开口了。她的态度很镇静，口齿清楚。
她说：“说谎是没什么好处的，妈妈，咱们还是跟这位先生坦白说好了，后来我们确实又见过锥伯先生。”
“愿上帝饶恕你！”夏朋洁太太双手一伸，喊了一声，就向后倚在椅背上了，“你可害了你的哥哥啊！”
“阿瑟一定也愿意咱们说实话。”这位姑娘坚决地回答。
我就说：“你们最好还是全部告诉我吧。这样吞吞吐吐的，还不如根本别谈。况且，你们也不知道我们究竟掌握了多少情况。”
“都是你，爱莉丝！”她妈妈高声地说，一面又转过身来对我说，“我通通告诉你吧，先生。你不要以为，一提起我的儿子我就着急，是因为他和这个人命案子有关系。他完全是清白无罪的。可是我顾虑的是，在你们或是别人看来，他似乎有嫌疑。但是，这是绝不可能的。他的高贵气质、他的职业、他的过去都能证明这一点。”
我说：“你最好把事实和盘托出。相信我，如果你的儿子真是清白无罪，他绝不会受什么委屈。”
她说：“爱莉丝，你最好出去一下，让我们两个人谈吧。”于是她的女儿就走了出去。她接着说：“唉，先生，我原不想把这些告诉你，可竟然我女儿已经说破，现在没有别的法子，我也只好说出来吧。我既然打算说，那就一点也不会保留。”
我说：“这才是真聪明。”
“锥伯先生在我们这里住了大约三个星期。他和他的秘书斯坦节逊先生一直在欧洲大陆旅行的。我看到他们每只箱子上都贴着哥本哈根的标签，由此可见那是他们最后去过的地方。斯坦节逊是个沉默寡言、有涵养的人；可他的主人——真糟糕，完全不一样。那个人举止粗野，行为下流。他们搬来的当晚，锥伯就喝得大醉，直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都还没醒过来。他对女仆们态度轻佻、下流，简直令人厌恶至极。最糟糕的是，他竟然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的女儿爱莉丝，他不止一次地对她胡说八道。幸好，女儿年纪小，还不懂事。有一次，他居然把我女儿抱在怀里，紧紧地搂着她。他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就连他的秘书都骂他太下流无耻，简直不是人。”
“既然如此，你为何还要忍受这些呢？”我问道，“我想，只要你愿意，你尽可以将房客撵走。”
经我这么一问，夏朋洁太太不觉满脸通红，她说：“要是在他来的那天我就拒绝，那该多好啊，就因为有个诱人之处。他们每人每天房租是一镑，一个星期就是十四镑；而且现在正是客人稀少的淡季。我是个寡妇，我儿子在海军里服务，花费很大。我实在舍不得白白放过这笔收入，所以我就尽量容忍。可是最近这一次，他闹得太不像话了，所以我才据理把他撵走，这便是他们搬走的原因。”
“后来呢？”
“后来我见他坐车离开了，我心里才轻松下来。我儿子正在休假，可这些事我一点都没有告诉过他，因为他的脾气暴躁，并且他又非常疼爱他的妹妹。这两个人搬走后，我关上了大门，心里总算去了一个大疙瘩。天啊，谁知道还不到一个钟头，就又有人叫门，是锥伯又回来了。他的样子很兴奋，显然又喝了不少酒。他一头闯进房来，当时我和我的女儿正在房里坐着；他驴唇不对马嘴地说什么他没有赶上火车。后来，他竟然当着我的面，冲着爱莉丝说起话来，还建议她和他一起逃走。他对我女儿说：‘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任何法律也不能管你了。我有的是钱，不必管这个老婆子了。现在马上跟我走吧。你可以像公主一样地享福。’可怜的爱莉丝非常害怕，一直躲着他。可是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硬朝门口拉，我吓得大叫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我儿子阿瑟走了进来，之后发生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只听到又是叫骂又是扭打，乱成一起，可把我吓坏了，吓得我连头都不敢抬。后来抬起头就看到阿瑟站在门口大笑，手里拿着一根木棍。阿瑟说：‘我想这个活宝再不会来找咱们的麻烦了。我出去跟着他，看看他到底干些什么。’说完，他就拿起帽子，朝街头跑去。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听到锥伯先生被人谋杀的消息。”
“这就是夏朋洁太太亲口说的话。她说时喘一阵，停一阵。有时她的声音非常低，我简直快听不清楚了。可是，我把她说的话全部速记下来了，绝不会有什么差错。”侦探先生说道。
福尔摩斯打了一个呵欠，说道：“这确实很动听，后来呢？”
这位侦探又接着说：“当夏朋洁太太停下来时，我看出了全案关键的所在。于是，我就用一种对待妇女行之有效的眼神紧盯着她，追问她儿子什么时候回家。”
“我不知道。”她说。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他有一把弹簧锁的钥匙，他自己会开门进来的。”
“你睡了以后他才回来的吗？”
“是的。”
“你几点钟睡的？”
“大概是十一点。”
“这样说来，你的儿子最少出去有两个小时了。”
“是的。”
“可不可能出去了四五个小时？”
“也有可能。”
“在这几个钟头里他都干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她回答，说的时候嘴唇都白了。
“当然，说到这里，别的就不用我多问了。我找到夏朋洁中尉的下落之后就带着两个警官，把他逮捕了。当我拍拍他的肩头，警告他老老实实跟我们走的时候，他竟肆无忌惮地说：‘我想你们抓我，是认为我和那个坏蛋锥伯的被杀有关吧。’我们并没向他提起这件事，他倒是自己先说出来了，这就更加让人怀疑了。”
“十分可疑。”福尔摩斯说。
“那时他还拿着她母亲说的他追锥伯的那根大棒子，是一根很结实的橡木棍子。”
“那么你有何高见？”
“啊，依据我的看法，他追锥伯一直追到了布瑞克斯顿路。这时他们又吵了起来，争吵之际，锥伯狠狠挨了一棒子，也许正打在心窝上，所以虽然送了命，却没有留下任何伤痕。当夜雨很大，附近又没有人。于是夏朋洁中尉就把尸首拖到那座空屋里去了。至于蜡烛、血迹、墙上的字迹和戒指等等，不过是他想把警察引入迷途的一些伎俩罢了。”
福尔摩斯以称赞的口气说：“做得好！葛莱森，你实在太有长进了，你迟早会出人头地的。”
这位侦探骄傲地回答道：“我自己觉得，这件事办得干净利落。可是这个小伙子却供称：他追了一程以后，被锥伯发觉了，于是锥伯就坐上一辆马车逃走了。他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位过去船上的老同事，他陪着这位老同事走了很久。可是问到他这位老同事住址时，他的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我认为这个案子的情节前后非常吻合。好笑的是雷斯垂德，他一开始就入了迷途。我恐怕他不会有什么成绩了。嘿！正说着，他就来了。”
走进来的果然是雷斯垂德。我们谈话时，他已经上了楼，跟着就走进屋来。平常，无论从他的外表行动，还是衣着上都看得出他那种洋洋自得和信心百倍的气派，可现在都消逝不见了。只见他神色慌张，愁容满面，衣服也凌乱不堪。他到这里来，显然是有事要求教福尔摩斯，因为当他看到他的同事也在这里时便显得忸怩不安，手足无措起来。他站在房子中间，两手不住地摆弄着帽子。最后，他才说道：“这确实是件非常离奇的案子，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
葛莱森得意地说：“啊，你也这样看吗，雷斯垂德先生？我早就知道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你已经找到那个秘书先生斯坦节逊了吗？”
雷斯垂德心情沉重地说：“那位秘书斯坦节逊先生，今晨六点钟左右在郝黎代旅馆被人暗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