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马上日记》中曾说：“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至宗嫡派。”（《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25页）周作人则在《日记与尺牍》中讲道：“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练，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转引自《日记序跋》，古农主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1月，第12页）这些话都是当年我读大学时就学习过的，对我此后记日记想来也是有一定作用的。周氏兄弟是大文豪，我辈不敢比。但自己的确是鲁迅所说的很多很多“天地间写这样的日记的人”中的一个。当然，这本小书中所收的日记，又很难说是完全写给当时自己一个人看的，不仅仅是因为当时已经在谈恋爱。现在看来，这日记不仅是写给当时的自己，也是写给日后的自己。光阴似箭，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现在重读这些日记，重新编纂这些文字，仿佛又回到那个年代，又在重新打量当年的自己。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在看当年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如何为了理想、为了生活，为一些今人看来已经变得匪夷所思的事情而痛苦、焦虑，而那个青年就是我——这是多么让人感叹的一件事啊。
这就是所谓历史吗？或者说是文化？我也不知道。不过，所谓“历史”“文化”也许就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我们无数个人的生命，都已经化在其中，只不过每个人的形式不一样，而我有幸，有这些文字幸存下来。至少，我可以以此来打量当年的自己。
一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在魏县初级师范读书时，零零碎碎地记过片断日记，实际是杂记，还美其名曰《零金碎玉》。
魏县师范毕业后，1953年初，我被分配到本县郝村完小任教。我教初小一年级算术，三、四年级复式班语文，初小体育，高小历史，还兼任少先队辅导员，工作非常繁重忙累。我不甘心当一辈子小学教师，就买书订杂志自学，希望有朝一日改变命运。当时订了一份韦君宜主编的《文艺学习》，读到作家马烽的一篇文章。他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对青年文学爱好者说，坚持写十年日记，就会成为作家。我受到鼓舞，幻想当作家，就开始自觉地写日记，用白纸自订一个大日记本，标题就是一个字《写》。虽然工作忙累不堪，还是坚持记日记，见什么写什么，如扫盲识字、农民像呵护婴儿一样爱惜庄稼苗。后来逐渐理解到，马烽说的是写文学日记，我这样流水账式的日记，写一辈子也成不了作家。作家难当，工作太忙，即使流水账式的日记，长年坚持也是很不容易的。不知不觉，日记就中断了。
我早期的日记，读私塾、上完小和师范的课本，以及在郝村完小和县干部业校的教学笔记和教案，都放在农村老家里。“文革”中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我的日记和一切书籍、文字资料，包括祖父的三角几何题作业本和父亲的大楷书法，被横扫一空，荡然无存，每当念此，不禁痛惜。
1956年，我考入河北天津师院中文系（1958年高等院校调整，中文系合并到河北北京师院），又开始断断续续写日记，随意写，格式也不规范。从1957年10月，即从反右派运动后期直到1966年夏“文革”开始（日记中断），将近10年坚持写日记。能够这样长期写日记，主要原因之一是爱情动力。
1958年初，恋人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如散文诗的赠言：
日记是思想感情的结晶体，每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和它有深厚的友谊。
但愿我的朋友，以最大的决心和毅力坚持下去。
有朝一日，
它会带给你以节日的愉快，
以幸福的回忆。
当你回首往日生活的时候，它又是个真实有力的凭据。
1958年2月20日即
50多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段美好赠言和我的日记，感到无比亲切、愉快、幸福，昔日情景，历历在目。
我的同学同事中，有些人原来也写日记，有的自反右派后决不再写日记，以免成为“右派”的“罪证”；有的记了日记，“文革”开始，怕成为“黑材料”和“犯罪证据”，自己便偷偷付之一炬。我将近10年的日记，写了8本。1966年的日记本，“文革”开始后，被红卫兵以“黑材料”为名抄走了，其余7本，不知怎么鬼使神差的，竟幸免于难，保存下来了。在家人的鼓励支持下，我的《整风整社日记》已在2007年第3期《天涯》上发表。现在将大跃进、公社化运动，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这三部分日记合订一书，名之曰《微观历史：1957—1965》。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一个大学生、一个青年教师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可以从一个侧面管窥当时高校和社会的一些实情和风貌。
二
我考入河北天津师院，校园分为南北两个院。南院在天津河北区天纬路。我们中文系所在的北院，位于天津东北近郊的新开河北岸，法政桥西边。北院坐北朝南，门外有个大操场，供同学开展体育活动。院内有几座教学楼，有大餐厅，有四五栋大斋房，即学生宿舍。据说，这就是北洋政府时期，邓颖超早年的母校——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旧址。
我们中文系56级同学，入学时约240人，编成甲、乙两个大班，每个大班又分成四个小班。我分在乙大班第三小班。我们小班30名同学，从三省（冀晋豫）两市（京津）的四面八方来到一起。大部分同学来自农村，天天吃小站米饭，有鱼有肉，感到生活很好。同学们一起听课，一同自习，相互切磋；课外活动时间，或打篮球、踢足球，或三三两两在新开河岸边漫步聊天，时而驻足观赏市民撒网打鱼；有时周六晚上，自由结伴，步行40分钟去十月影院看电影；1957年春游，我班同学集体到水上公园游玩，划船击水，嬉戏玩笑，其乐融融。在一年级时，我班很快形成了一个和睦团结、学习积极向上的班集体。
风云突变，整风反右派运动，打破了学校平静正常的学习生活。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这个指示在5月1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了。
这次整风运动一大特点是开门整风。广大群众和党外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对党提出批评和建议，很快出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校院内还出现了“自由论坛”。此时报纸上也天天刊登批评共产党的错误和意见，有些意见是很尖锐的。诸如：“现在是党天下”，“官僚主义表现在不民主的选举制度上”，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在“中国普遍存在着”，“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呼吁“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的国家”，“给人民以思想言论的自由”，等等。
我当时是中共预备党员。在我心目中，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圣洁的，怎么会有这样严重的问题？不理解、想不通，心里沉闷。
不久，党内开会，传达中央精神，说大多数人对党提的意见是善意的、正确的，要接受改正，要“拆墙填沟保留线”（即与党外有隔阂的墙和沟，要拆掉填平，又要保留党内与党外的界线），但是，有少数右派向党进攻，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不过现在不要急于反击，好话坏话都要听，要硬着头皮听，待充分暴露后再反击（以上为大意）。原来，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六册，第471页）这就是“引蛇出洞”。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接着连续发表《工人阶级说话了》等数篇反击右派的社论。全国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的号角吹响了。在院党委领导下，河北天津师院各系马上开展起反右派的激烈斗争。党小组是班内反右派斗争的核心。我们班党小组共有5名党员，3名正式党员，2名预备党员。在党组织直接领导和具体部署下，我积极投入了反右派的斗争，心想自己是预备党员，一定要站稳立场，经受住考验。毛主席说，右派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要坚决与之斗争。因此我们对班里的“右派”同学，进行大小会批斗，上纲上线。我自认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对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现在看来，已经很“左”了，但在1957年11月9日中共预备党员转正的支部大会上，同志们给我提的意见却是：“对右派分子王×ב有温情（主义）’，是属于个人（感情），还是阶级感情呢？应进一步挖掘思想。”（尽管支部大会通过，我按时——即1957年9月14日，转为正式党员。）
听领导说，估计学校中的右派分子约占5%。划定右派分子的条件之一，就是反对党的基层组织。在党小组长王××主持下，我们班30个同学，就有4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全班人数的13.3%。反右派的理论和政策是：与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是敌我性质的，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一般右派分子还分配工作，也不剥夺公民权（所谓极右分子要劳改）。当时还觉得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宽大为怀。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共划右派55万多人。20多年，很多右派在政治上、经济上、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严重迫害、摧残和折磨，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更多的是受尽了歧视和屈辱。右派问题，演绎出一场比窦娥还冤的长编人间大悲剧。每当念此，我就有一种愧疚感，觉得对不起我们班被错划为“右派”的4名同学。在此向他们致以迟到然而真诚的歉意！
在反右派问题上，我亲历了两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一）我班一个贫农出身的共青团员同学，因对党小组长不满，有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可是不久，这个党小组长因有“***”言行被捕判刑；（二）我在大学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我弟弟在高中因在板报上写了一首讽喻小诗，该校团委书记认为是讽刺他的，借整团之机，说我弟弟“出身地主”（土改时错划为破产地主家庭，1980年县革委给予改正为中农），“思想反动”，进行批判，开除团籍，断送了高考前程（1962年平反，恢复团籍）。当时我给弟弟去信，天真地劝他：“相信党要超过相信自己。”
三
毛泽东说：“搞大跃进，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在整风反右和连续不断地反右倾保守、多次严厉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高喊着“超英赶美”的口号，“必须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我们后面”（刘少奇语），1958年全国各条战线迅速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8月北戴河会议后，更掀起了迅猛的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全国上下，头脑膨胀，完全处于亢奋狂热状态。大干蛮干，到处都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元帅升帐”，“卫星上天”，吹牛皮、假大空满天飞。
当时，我是学生干部，中共新党员。党要求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而且要做自觉的奋发有为的工具。我就努力甘为驯服工具，还不断检讨自己做得不好和不够之处。在1958年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劳动中，我都是积极参加者，全身心投入到“大跃进”的狂潮中。
1958年2月，放寒假期间，我和本班及其他班级的部分同学，参加了在杨村兵营的军事训练。实弹打靶夜行军，战斗英雄做报告，解放军不怕苦、不怕死的英勇牺牲精神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及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使我很受教育，为“大跃进”做了思想充电。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即开展“双反”运动。指示说，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双反”主要是反对思想上的保守，要求迅速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全校、全班顿时掀起“双反”运动和“大跃进”热潮。教室里、楼道里、校院内到处都是大字报，铺天盖地，揭发批判老师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及其对学生的毒害。同学们自我革命，“兴无灭资”，暴露自己的各种错误思想。诸如：名利思想、个人主义、白专道路，等等，甚至把日记中的不正确的思想活动一闪念都写成大字报展出。这叫“向党交心”，即人人都要向党交代自己的问题。4月3日，学校召开思想跃进大会，全校教师干部，敲锣打鼓，向党交心。交心的结果是受批判。
4月13日，我看了《人民日报》社论《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学校党委领导全校师生进行教学革命，开展大辩论，辩论个人主义有无动力、红与专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等。实际上大批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白专道路，横扫“五气”。人人都要暴露自己，批判别人，自我丑化，也丑化别人。拔白旗，插红旗，不知伤害了多少知识分子。
在此同时，我们还开展勤工俭学，“八路出发，找生产门路”。我们班先后去王川砖厂抬运砖，到探照灯工厂钉装探照灯，到天津西站材料厂搞搬运。搞卫生、除四害，围剿麻雀灭蚊蝇。我还在黄小庄业校教课两个月，每周两个晚上。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指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来到了，更是鼓舞人心。
6、7月的夏收季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报道各地农业高产“卫星”，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夏收捷报处处传，一处更比一处高”。报纸上说，小麦亩产3千多斤、4千多斤，稻子过万斤、早稻亩产36956斤……还说“小麦增产350亿斤，小麦总产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等等。这本是弄虚作假、吹牛皮的假大空，我天真幼稚，信以为真，并为之欢欣鼓舞。《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党中央的决议，还能不信？可是农业高产“卫星”越飞越高，越吹越大，亩产数万斤数十万斤的“卫星”上天了，我也怀疑了，同学们不免窃窃私语。但是，谁能公开说呢？谁敢当“大跃进”的“观潮派”和“反对派”呢？
7月底，领导上布置了改造天津海河的任务。我们班和全师院的许多同学都参加了驯服海河的劳动。8月1日，开始在一片草木丛生的荒地里动工，要挖开一条又宽又深又长的河水入海的疏浚河道。全院同学分别编成若干个大队、中队和小队，分段承包任务，进行挑战竞赛。吃饭在工地，晚上仍施工，小雨不停工。掘土抬土，挖泥抬泥。每个大学生从头到脚都成了土人、泥人。结果15天的任务提前完成，经验收合格，一条长长的、数米深、约十多米宽的人工河道，出现在我们面前。
在“大跃进”的高潮中，1958年暑期，高校院系调整，河北天津师院的中文系和历史系要合并到河北北京师院。海河劳动结束刚一个星期，领导上派我和陈恂如（一小班）、李月辉（二小班）等同学打前站，于8月22日提前到京，安排同学所住的宿舍，了解同学们到京后的活动安排。
中文系党总支书记黄希给我们传达了大搞科研的精神，提出：“以科研为中心任务，以科研为纲，以科研带动生产，以生产带动教学。”我们是普通高等师范的中文系，不提以教学为中心任务，却提出上述口号和任务，把教学放在了第三位。现在看来，真是荒唐可笑，但当时就是这么干的。
8月28日，天津的同学全部到京后，领导上把我们同学一分为二：一部分人上西山搞绿化，挖水平条种树；一部分下门头沟公社，参加三秋生产劳动。组织军事化，上山下乡均按军事体制编为营、连、排。
我们小班也是一分为二。我和部分同学于9月初下公社。这是新学年的第一堂课，“农民是老师，公社是课堂”，生产劳动是主要内容。学校党委向我们提出的口号是：“积极劳动，在生产中争夺模范；自觉改造思想，插上红旗；满足社员需要，文化送下乡；为公社服务，大搞科学研究；大干苦干一个月，思想、生产、科研大丰收，十一向党献礼。”要求切实做到“万马奔腾，（科研）一马当先”。党的号召，就是我们的行动指南。
到公社后，我们和社员一起“大跃进”。夜战掰玉米、割谷子，深翻地3尺，搞疲劳战，已经很累了，还要搞文娱宣传、扫盲认字、搞卫生，更要科研一马当先。中文系学生所谓搞科研，主要就是搞创作，在劳动间歇和晚上，写诗歌、小说，编话剧等。在门头沟公社劳动20多天，加上回校写总结，搞鉴定，整整一个月。
直到10月8日，才上第一堂专业课。上什么课？怎么上呢？大刀阔斧改革教学，单科独进，整风方法。第一课是毛主席的《送瘟神二首》。老师极其简单地讲了几句，就让学生自学，准备讨论发言提纲，说这样就能大大培养独立工作能力。
如此简单的单科独进教学也没进行下去。两三天后，我们又去公社割稻子，紧接着就是全体师生大炼钢铁。北戴河会议决定，把原定的当年钢产量620万吨提高到1070万吨，即在1957年535万吨基础上翻一番。16日晚上，总支书记向我们做动员报告，号召全体师生为1070万吨钢而战，立即掀起大炼钢铁热潮。同学们不分昼夜，像疯了一样，到处去拣废钢烂铁，拣木柴、砖头，建小土炉。当晚就有同学去校外学炼钢技术。炼钢是政治任务。
9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院系领导让我们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200多人到河北束鹿县（现辛集市）半工（耕）半读。束鹿县是当时全国闻名的诗画之乡。在“大跃进”和公社化高潮中，中文系师生到束鹿县工读，既能直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受到教育，又能与部分中文专业相结合。
10月19日，我和其他几个小班的学生干部先到束鹿县，安排吃住及有关活动。两天后，下乡的师生全部到达。“诗画之乡”的束鹿，名不虚传。村村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歌颂共产党、毛主席和三面红旗的诗歌、绘画及“大跃进”的豪言壮语。我们小班30多人，住在圈头村。同学们分散住到农民家里，同社员一起劳动，时而也安排一定的专业课学习，实际就是自学讨论，还到和睦井村参观壁画、墙头诗、赛诗会、大合唱和体操表演。
31日，在束鹿县的新城，中文系主任黄泛向我们下乡师生做了大搞科研的动员报告，提出科研内容有：总结群众文艺运动的规律，编纂农民诗人创作选集，进行民歌语言的文学分析，编写束鹿革命故事集，编写人民公社史，搞文艺创作，等等。黄主任强调，搞科研要政治挂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人人动手。要求放“卫星”，一定反映出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大跃进”的内容，要有完美的艺术形式，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并要求十二月份返校前完成任务。
同学们都制订大搞科研的跃进计划，有的表示每天写多少首诗歌，有的要写若干篇小说，有的创作电影剧本。我参加公社史写作组，任组长，确定以南寺吕村为重点，写《金星人民公社史》。用半月时间，先后分头调查了该公社9个村的情况，访问了约200人，搜集到许多资料，然后分头撰稿。12月7日返校后，我们继续公社史的修改。到22日，经过50天的日夜奋战，完成了约10万字的《金星人民公社史》书稿。农村人民公社本是一哄而起，我们在公社史中却热情歌颂人民公社的成立；把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当作共产主义风格加以颂扬；把公社办食堂，不要钱吃大锅饭，说成是过共产主义生活；将不关心群众生活和身体健康的苦干、夜战、疲劳战，歌颂为战天斗地的革命干劲；把破坏农业生产的全民大炼钢运动，说成是农民爱国的全局观念；把吹牛皮说大话当作共产主义畅想曲，等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我们的《金星人民公社史》，但由于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不断调整和变化，此书最后流产了。
在束鹿县50天的工读中，我还写了约70首所谓“诗歌”，实际大都是歌颂三面红旗和大炼钢铁的政治口号、快板和顺口溜。
在12月31日的日记中，我简单地概括了自己在1958年“大跃进”中的不平凡历程：从2月杨村军训后，就是“双反——自我革命——教改——整团——勤工俭学办工厂——海河劳动——绿化西山——门头沟劳动——束鹿半工半读”。基本上都是搞政治运动和参加生产劳动，这就是教育方针所要求的——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至于专业课学习，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是经常停课“晒网”，可有可无，几乎荒废。
当年在反右派、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我都是真心拥护者和积极分子，是很“左”的，“左”就是革命。当时“左”得很，“左”得可爱；现在看来，真是“左”得可笑，“左”得可厌，“左”得可怕，“左”得要命。这在日记中处处都有表露。在此略举几例：我为看小说《暴风骤雨》，而没看团组织推荐的新闻纪录片，认为这是暮气、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是可怕的危险的；“任何工作都可以搞突击，即使思想觉悟的提高，也可以突击”；“暴露自己，揭发老师”，把老师当作资产阶级白旗，要坚决拔掉，说“他们灵魂深处丑恶、卑鄙和反动”；在一次关于红与专的辩论会上，我竟说“先专后红”是政治投机，结果遭到了反驳；在公社深翻地时，有几个女同学累垮了，躺倒了，晚上就开生活会，组织大家辩论对“累”的看法和态度，我说“根本问题是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问题”；对划为“右派”的同学，当作敌人，严厉批判，等等。
尽管“左”成这个样子，我还不断检讨自己的右倾保守，“仍感到思想跟不上大跃进的时代”，达不到党的要求。
四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倾”，越“反右倾”就越“左”倾，结果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越加困难。许多地区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一些地区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69页）“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造成三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页）这在客观上宣告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
我大学毕业后，于1960年10月份分配到石家庄师范大学（不久即更名为河北师范大学）任教。一到石家庄，处处感到生活用品的匮乏，买个饭碗都有困难，生活粮指标比在北京又降低了，开始吃不饱饿肚子。校党委领导全校师生大抓生活，大搞瓜菜代，饥荒临头了。
为了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纠正人民公社的“五风”，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也就是十二条急救的政策措施。其主要内容是：人民公社实际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必须坚决纠正“共产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坚持办好食堂；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
根据《十二条》的精神，12月3日，校党委做了下乡参加整风整社的动员报告。14日晚，系里宣布了下乡名单，我是第一批被批准的，非常高兴。12月25日，下乡到束鹿县东里庄公社，随后到NSL村参加整风整社运动。很快发现农村人民公社的问题很严重：一些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任意捆绑吊打社员群众，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社员被卡饭（不准在食堂吃饭），有的社员外出讨饭，有的在家饿死，等等。当时认为，这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现在看来，主要是公社体制问题及其产生的干群关系问题。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公社体制是产生“五风”，特别是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重要原因，办公共食堂，更是干部多吃多占、社员被卡饭的直接根源。贯彻执行《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困难局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不可能根本解决公社存在的问题。
整风整社任务之一，就是要坚持办好公共食堂，安排好群众生活。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党中央认为办好公共食堂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食堂是必须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我们工作队员和社员一起坚持吃公共食堂。那真正是低指标，瓜菜代。名曰每人每天4两粮食，实际上，一天能吃到一个红薯面饼子，就是最好的享受了。食物主要是瓜菜代，就是用红薯蔓和叶、玉米轴、棉桃壳、树叶等做成团子，喝大锅菜汤。因长期营养不良，许多农民，尤其是老人和小孩，面黄肌瘦，大批人浮肿，还听到有人饿死的。NSL村工作组十来个人，下乡仅20天，两名年轻工作队员因浮肿病不能坚持工作返校了。不到一个月，我们工作组组长老李，也因浮肿病返回部队了。我是副组长，担子更重了。我和其他组员也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浮肿。我暗下决心：“必须挺住，不动摇！”由于工作太忙累，白天开展工作，晚上开会，常常深夜写材料，枵腹从公。天天顿顿都是“瓜菜代”，浮肿越来越严重，两条小腿，一按一个深坑，腿如灌铅，沉重无力，面部黄瘦变形，在镜中不敢认识自己。领导上见我浮肿实在太厉害，不能再继续坚持工作，决定让我和其他浮肿病号一起返校休养治疗。
想当初，我和几名同学坐着骡马胶轮大车进村整风整社时，满怀豪情，以《暴风骤雨》中搞土改的肖队长形象而自况，决心真枪真刀干革命，一定胜利完成整风整社任务。想不到，坚持了40多天，患了严重浮肿病，力不从心，未到这期整风整社结束，就提前返校了。至今仍感到这是一种遗憾！
五
关于参加“四清”运动的情况，我在《四清运动日记》的导语中，已做了较为详细清楚的说明，这里从略，不再赘言。
翻阅40多年前，乃至50多年前的日记，感慨良多，心态矛盾复杂。我仿佛又回到了当时的场景，看到了自己当年的表现：一个年轻的新的中共党员，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向上，朝气蓬勃，对工作认真负责，努力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但是，另一方面，我是最基层的一名普通党员，受到时代和自己认识的局限，当时认识不到自己和时代的关系，更认识不到那个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当然现在的认识也未必就正确，但至少比当年一个青年的认识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比较的基础。当时我和绝大多数同学和群众一样，认为当时所有的“新生事物”都是正确的，真心拥护，并努力贯彻执行。对我们这一代大学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评价，那是后人的事，但我们有义务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人。不然，他们研究历史、评价我们，依据何在呢？
此书记叙了我青年时期的三个生活片断，表现了我人生旅途上的三段重要经历，是我当时思想情感和精神状态的原始印记，是当时社会政治思想在我身上的体现和反映，是我经历大跃进公社化、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的真实记录。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高校和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于当时的社会面貌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祝伟坡
2009年8月3日草成，2012年10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