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始于一根木头。迁木为信，由此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处于劣势的秦国随之蒸蒸日上，富足勇战。之后商鞅虽死，但新法不灭，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历史上就有了统一这辉煌一笔。中华大地上千百年来一次次的变法，无不是遵循商鞅开的变法先河。
公元前356年，秦国国都的南门边。人潮涌动，老百姓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原来城门中间立着一根木头，一个穿着华贵衣服，公子模样的人指着木头对众人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赏金十两。”
围观的人虽然多，但是没有人站出来。有的说：“这根木头又不重，谁都搬得动，为何要给十两金子？”
有人接着说：“一定是骗人的。”
见无人响应，那公子便把赏金提到了二十两金。
正在众人犹疑之际，一个人跑出来说：“我试试。”说着扛起木头直奔北门。
那公子满脸喜悦之情，立刻传话：“五十两金子，一分也不能少。”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秦国，老百姓都赞赏说：“左庶长果然言出必行。”
这位左庶长就是商鞅。商鞅是卫国的贵族，原名公孙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公叔痤慧眼识珠，临终前将其推荐给魏惠王，希望能够任他为相，但可惜惠王认为公叔痤病糊涂了，并没有当真，也没有重用。后来，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招纳有才有识之士，发愤图强，于是离开魏国，以变法强国之术说孝公，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开始了变法。制定了变法的章程之后，恐政令不行，百姓不信，所以才有了开头迁木为信这一幕。
当时天下，正值奴隶制崩溃时期，封建制正在逐步建立，相应社会性变法的出现在当时政治环境中已经是大势所趋，有志称霸的诸侯国也看清局势，纷纷进行改革。最早的是魏文侯当政时任用李悝所进行的变法；楚悼王时，在魏国受到排挤而奔楚的吴起被任命为令尹，于前382年开始主持楚国的变法；赵烈侯在位时，赵国采纳牛畜、徐越和荀欣的建议实行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命申不害为相，主持韩国的改革。商鞅就是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了秦国。但是变法是不破不立，要建立新的制度，要重新分配利益，所以必然会触及旧贵族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反对；而有些大臣因循守旧，不希望国家有大的变动，因此商鞅在变法过程中也遭到了很大的阻力。
变法尚未开始，秦大臣甘龙就说：“圣人在教育人的时候从不改变人们原有的风俗习惯，聪明人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从不改变国家原有的法度，按照人们就有的习俗来进行教育，就能不费劲地获得成功；遵照原有的制度来治理国家，就不仅能管理顺手，而且百姓们也能够相安无事。”商鞅反驳说：“夏、商、周三代都称王，但他们奉行的礼教是不同的；虽然都是霸主，但执行的法度也不完全相同。法度是聪明人制订的，而愚蠢的人只知道遵行；礼教是有才干的人改立的，而一些无能的人只知道接受约束。”杜挚又说：“按照古代的章程做，就不会错；按照旧的礼法走，也不会有偏差。”商鞅针锋相对：“治理天下的办法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的是方便有利，而不是为了仿效古人。”最后商鞅赢得了秦孝公的信任与赞同，被封为左庶长，由此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但是徙木为信容易，要严格地执法并不容易，因为贵族们都虎视眈眈。商鞅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第二次变法时太子犯了法，执法官员就起了犹疑：王子犯法，真的能与庶民同罪？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就因为对百姓和贵族实行双重标准，所以才使得法令不行。这正是一个杀鸡儆猴的大好时机。既然不能够处罚太子，就以师教不严为由，拿他的老师开刀，公子虔的鼻子被割，公孙贾的脸上被刺了字。商鞅这一举动和曹操割发代首以表军政严明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位可怜的太傅不过是替罪的羔羊而已。通过这种方法却得到了百姓的信任，也使得新法顺利地贯彻了下去。
变法后的秦国在各诸侯国中迅速崛起。而那位不听公叔痤之言的魏惠王则要为他当年的轻视付出惨重的代价。公元前340年，商鞅率领秦赵两军军队打败了魏国，魏国不得不割地迁民，此时的惠王悔恨何及！当年，公叔痤曾提醒魏惠王：如果不能重用商鞅，就应该把他杀了，以防止被别国所用。惠王走后，公叔痤让商鞅离开魏国，担心他的性命。而商鞅则从容地回答说，既然惠王不能听他的话重用自己，又怎么会听他的话杀自己呢？果不其然。公叔痤是一个忠于魏国的贤臣，所以害怕人才外流，同时又爱惜人才，希望商鞅的才华如果不能在魏国得到展示也能另觅用武之地。最佳的选择当然是惠王能够重用商鞅了，若真的如此，后来横扫天下的是否是魏国了呢？
得胜之后的商鞅封商十五座城池，这才有了商鞅之称，原来应该叫做卫鞅。可惜好景不长，过了几年孝公去世，惠文王继位，这就是那位曾受到过商鞅惩罚的太子。惠文王虽然表面上对商鞅恭敬，却对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贵族明推暗纵，捏造商鞅的罪名。不久之后惠文王就以谋反为名下令逮捕商鞅。商鞅仓皇逃到封地，惠文王发兵讨伐，商鞅兵败被杀，死后还被处以车裂之刑。曾处庙堂如此之高，今日却落得如此下场，真是可怜可叹。
后人对商鞅褒贬不一。
司马迁就认为他天资刻薄，因为在推行变法过程中，许多刑罚过于严酷，但是他得到了同道者王安石的响应。王安石曾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其实，生前身后事，在于后人评，孰好孰坏，观点各执，不能一概而论。
商鞅变法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秦国能够从一个落后于关东各国的荒蛮之国迅速崛起，最后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商鞅可谓功不可没。刘向就明确指出，商鞅变法是秦得以并天下的根本。“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强，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
商鞅的成功有历史的契合，也依赖于君主的赏识。一千多年后，中华大地又实行了一次次大的变法，可以说都是遵循着商鞅开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