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词中，朋友间赠答的诗不少，唐诗中尤多，但如果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则纯粹的友谊仍然寥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该是绝顶光艳的名句，但人家明明白白说清楚了这种“知己”的基础——“同是宦游人”，即同处一个官场，一个政治圈子，而世上没有比官场更多变化，没有比政治圈子更会“翻脸不认”的了，所以，尽管我们曾将这两句名诗热血沸腾地赠给了“欧洲社会主义明灯”，但一旦我们认为人家“灯灭”或人家认为我们“修正”，则双方的血温都会降到冰点，所以这样的诗歌似乎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友谊颂”。别的诗呢？“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以我独沉久，愧君相见频”，颇为深沉，但“平生自有分，况是蔡家亲”，原来是亲戚之情；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是为人所称道的，比所传的李白与杜甫之间可疑的友情真切而可以捉摸，元稹诗曰：“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晚风吹雨入寒窗。”细品之后，发现他所关切的，还是白居易的仕途沉浮，这其实还是一种“同僚”之谊，即潜意识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绪宣泄。而“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名句，含义汗漫，所谓“故人”，指泛泛的朋友，或可理解为“故里之人”，引出的并不一定是关于友情的思绪，而很可能是对离别熟悉的人文环境踏入一陌生境界的惆怅；杜甫名篇《赠卫八处士》句句牵人魂魄，但通读全诗，就可知杜甫与那位卫八处士之间其实平素并不互通消息也并无思念挂，只是在偶然的邂逅中抒发人生无常的感慨罢了。“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充其量只是一对“酒友”，“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也无非只是一对“文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也只不过是短暂的“离情”；“十年磨一剑，霜刃未尝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似乎在呼唤友情，但究其实，不过是醉金刚倪二似的乜斜着眼爆着嗓门发泄自我的侠义情思罢了。所以，倒是感慨友谊之难寻觅的诗更多也更深刻。“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深知散比聚更为人际关系之常态。“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干脆断定人际关系是“金本位”而非“情本位”。“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对在世期间觅到友谊已不存幻想。“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则对离世后也不抱期望，人是自始至终只有以自己为友了。李白毕竟还是伟大，杜甫对他那样好，所献出的感情非“友谊”二字莫能命名，但他的回应总是淡淡的，他“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自得其乐，或索性以大自然为友：“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伯牙子期的美谈似乎并不能打动李白的心，他连“知音”也不尊重：“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简直十足的“以我为中心”，我要是那位被轰走的人，一定会对他说：“我才不伺候你呢！明儿谁来谁是孙子！”
说了这么一大堆，无非是感叹友谊的精贵。不作习惯性的“中西文化对比”了，洋人的文学里或许真有关友谊的闪光篇什吧，但人家没有长达几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一连串把全民都卷进去的政治运动，所以尤其不必也不便作近期的对比。
朋友问我：“你认为什么才是纯粹的友谊？”《尔雅·释训》：“善兄弟为友。”《易·复》：“朋来无咎。”这些古典的解释我都不取。“同师曰朋，同志为友”，其实等于取消了纯粹的朋友。我认为，在当代中国，纯粹的友谊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1）它是超越性的。超越爱情，异性或同性间的情爱，可能含有相当的友谊成分，但我不视为正宗的纯粹的友谊。超越政治功利，所谓“同志”、“战友”，特别是“同一条战壕中的战友”，当然都可能含有相当的友谊成分，但我更不视为正宗的纯粹的友谊，记得几年前刘少奇同志得到平反后，某报上立即登出一篇《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革命友谊》，字字句句皆陈述若干年前的事实，但读后感觉不舒服，类似的大文还有《毛主席与彭大将军情深义重》等等，其实几位作古的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变化从历史角度上看并无多少创新成分，并不足奇，亦不必怪的，问题在于那些大文的作者把友谊这一类型的人类感情栽串了秧。友谊当然更应超越金钱，时下泉涌般冒出的“作家艺术家企业家联谊会”，其中的“谊”究竟有几多重，殊可怀疑。友谊还必须超越世俗。中国的世俗其实是一张铺天盖地的关系网，人际为网络，个人为网结，互相依存又互相牵制，依存时颇能派生出“咱们是朋友”，即“哥儿们”、“姐儿们”，“爷儿们”的亲昵感觉，牵制时又颇能滋生出“别那么不够朋友”的怨懑，在冲撞离弃中也颇能产生“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情思，产生出似曾有情谊的错觉，其实，这种世俗的网络关系，是培植不出纯粹的友情的，真友情必须连这个也超越。
（2）与一般人所强调的相反，我认为友谊的真谛并非所谓的“知音”、“知己”、“知心”，所谓“支颐不语相思坐，料得君心似我心”，可以用来形容爱情，却不宜用来表现友情；又所谓“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只能说是“酒肉朋友”，离真正纯粹的友谊何啻十万八千里之遥。真正的朋友，互相之间是一种精神互补的关系，他们完全不必也不大可能达到“心心相印”，他们能够而且应该有坚固而深密的个人隐私，他们应该具有独立不羁的灵魂和独特的见解，他们相聚时，默默无语乃非常态，愉快交谈才是常态，而互相印证及趋于认同是其次的，互相撞击及促使各自思想的深化则是主要的，交友的乐趣，几乎全在“精神的宴飨”这一点上。所以，真正的朋友往往并不存在于同一代人之间、同样社会地位之间、同一职业之间、同样性格气质之间、“同僚”之间或“同科”之间。
（3）不消说，真正纯粹的友谊必须有坚韧的承受力。所谓“陌路相逢，肥马轻裘蔽之而无憾”，说的是刚一交友便可作出财物上的重大牺牲；而俗话所说“为朋友两肋插刀”，则体现出为朋友可以一直牺牲到性命的气魄，不过我以为这些做派都只是浅层次上的表现，友谊的坚韧承受力，主要应体现为心灵上的大理解和大容纳，比如朋友犯罪受罚，别人或幸灾乐祸，甚而落井下石，或漠然冷然，只作壁上观，或一般同情，并给予一定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和慰藉，而作为其朋友，则有一种超越于法律和道德上的大宽容大悲悯，深知其人性中的什么部分与人文环境中的什么因素化合为这样的结果，因而，除了一般的关怀和帮助外，仍保持与他或她的一如既往的对话关系；倘是蒙受冤屈或遭遇不测，当然这种对话关系更应保持其坚韧性与美好性；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至少不是当代人友谊的要义，福应各自享各自的，难应各自当各自的，只是无论在福中还是难中，双方心灵上的互补都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需求，在这茫茫人世上，朋友间的大悲悯应覆盖着双方的灵魂。
以我如此挑剔的眼光来观察，则不仅我们的文学作品中简直没有纯粹的友谊浮现，就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何尝能找到很多经得起检验的友谊？我倒并不拘泥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镜子”的观点，文学完全不必是镜子，文学可以表达理想，可以寻觅现实中罕有或没有的东西，文学还可创造出完全与现实无关的也并不一定是理想的怪物，文学是绝对自由的，但这绝对自由的文学中，竟然如此匮乏友谊这种东西，细思之，又并无人禁止表现友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所以这回的“闲话”题为“搜索友谊”。友谊竟稀少、隐蔽、潜在、混沌、模糊到了必须加以搜索的地步，这是当代中国人（且不必将地球上其他人类囊括进去）的悲哀吗？
当代的中国人，或心甘情愿生活于人际的既定网络中，误将网结之间的牵线当做友情；或不甘在人际的既定网络中沉沦，于是拼命维系个人这网结的尊严和价值，乃至用厚厚的壳儿将自己包裹起来，对友情不存追求与向往。以上两种人，似乎都生存得不错。
不想再说什么了，引一首晚唐韦庄的诗《独鹤》作结尾吧。为什么引它，请读者诸君随意解释——
夕阳滩上立徘徊，
红蓼风前雪翅开；
应为不知栖宿处，
几回飞去又飞来。
11.友情
（台湾）林海音
林海音，（1918～2001）女，厚名林含英，生于日本大阪。台湾作家。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窗》、《两地》、《一家之主》，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等，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似乎只有春夏两季的岛上生涯过得快，一转眼间就是三年了。今天，白天听着巷子里叫卖枳柑的声音，晚上按摩的盲者又拖着木屐，吹着笛子从窗前经过，和三年前自基隆舍舟登岸后，借住在东门二妹家的情景一模一样。
邻居的一品红开得正盛，陪伴着一株高大的橡皮树，在墙头迎风招展。在北平，这是珍贵的“盆景”，此刻正陈列在生了洋炉子的客厅里和冷艳的腊梅并列。
想到了北平，便不能忘怀扔在那里的一大片。家搬到那里二十多年了，可留恋的东西实在很多，衣服器物，只要有钱原可以再购置，但是书籍，尤其照片，如果丢了就没有法子补偿。更可怀念是那一帮朋友——那一帮撇着十足京腔的朋友，他们差不多都没舍得离开那住进去就不想走的古城，现在不但书信不通，简直等于消息断绝。
这些朋友，有的是同事，有的是同学，有的是同乡，有的兼有以上两种或三种的资格。我们从梳着俩条小辫儿一同上学到共同做事养家，又到共同研究哺育子女方法，几十年都没有离开这城圈儿，现在却分居在两个世界里，不知何日重见。和这些朋友彼此互悉家世，了解性格，而且志趣相投，似乎永远没有断交的可能。如果他们果然能保得余生，但是经过长期地世事封锁，将来再见，也想象不出他们那时是何等情景了。
我刚回到台湾时，幸运的是家人大部分团聚，甚至还多了许多亲戚长辈。不过寂寞的是友谊突然减少，偶然有剩余的时间，觉得无所寄托，认识的人虽多，可以走动的朋友却极少，值得饮“干杯酒”的知己更少。所以我那时常对人说，回到台湾，理论上是还乡了，实际上却等于出了远门儿，因为只有到一个新地方才感觉到没有朋友的寂寞，“出门靠朋友”，没有朋友便有流亡身世、无所依靠之感。
幸亏第一个来填补这个“感情的真空”的是乡情，我所能感觉到的乡情有两种，一种是台湾的，许多亲友听说我“少小离家老大回”，都来接风叙旧，对于我的“乡音未改”，尤其感到愉快；另一种是大陆的，例如山东朋友明明听到我是“京油子”，却坚持要称我是“老乡”，广义地说，都是从大陆上来的；再狭义一点儿，好像我们都有资格参加华北运动会，他却不晓得我是回了“本乡本土”的呢！反而是到了台湾人的面担子上，老板娘却坚持说我连“半山”都不像。
第二个是，友情之门忽然开放，许多“不速之客”闯了进来，这完全是因为偶然在报纸杂志写写稿子的缘故，日子一多，纸上也熟悉了。以文会友，一封表示“久仰”的信便可以建立了友情。
这许多新朋友是分住在各地的，有的在热闹的城市，有的在安静的小城镇，有的在风景区。台湾的交通便利，旅行成了极平常的事，再远的地方也不过朝发夕至。无论新朋友老朋友，都是到一处，搅一处，一地有一地的情味，一处有一处的风光，虽然台湾的恶酒不足以论文，甚至会吓跑了文思，但是作客异地，秋窗夜话，已经够得上是件乐事了。我常常感觉到，即使从小看大，乃至天天见面的老朋友，有些共同生活反而不容易产生，例如昔人说“联床夜话”，想一想，越是亲近如邻居，反而不会有这种乐趣的。
木屋生活是有趣的，榻榻米上可以许多人拥被围坐，中间放一只矮脚桌，烟茶果点，有备无患。如逢冬夜，加上火盆一只，烧着熊熊的相思炭，上面烧水、烤薯、煮咖啡，无往而不利。战火余生，得到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真该谢天谢地了。
两年来，在台湾交的新朋友，寄来的信已经塞得满满一抽屉。台北的电话太少，本市的朋友也要靠绿衣人联络，所以写信也成了伏案生活的一部分。写信有好处，“物证”在手，闲时可供消遣，必要时也可资覆按，比起话说过了不存形迹，另是一番趣味。将来“王师北定”之后，把这些信整理发表的话，也称得上是“避秦书简”呢。
信笔至此，风正吹着门窗格格作响，雨打椰树发出沙沙的声音来。若有足音到窗前而止，敲着玻璃问道：“海音在家吗？”我必掷笔而起，欣然应道：“在家在家，快请进来坐，乌龙茶是刚沏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