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国中学周会的讲演稿）承贵校姜先生约庐隐到贵校讲演，因得与诸同学晤言一堂，不胜荣幸之至！唯庐隐事忙，不克有充分之搜罗，谨就平日管窥之见，为诸同学略述一二，不周不备，实所不免，尚希原谅！
今日所讲之题为“文学与革命”，二者骤视，截然两途，然细究之，实有种种之关系，兹分述如下：
文学之要素，有所谓思想（Thought），想象（Imagination）感情（Emotion），形式（Form），而感情且为每一篇作品之唯一冲动力，大有箭在弦上，不发不止之势，故曰文学之出发点，在感情之激冲。《诗序》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而革命事业，必具之条件，则有热烈的情感，牺牲的精神，视死如归的勇敢，以上诸点，皆不外高尚之情操为之左右耳。故无真情感之文学，如无灵魂之木偶；无感情之革命，如纸上谈兵，永不能见诸事实，必也。有热烈之感情，高尚之情操，始能作真正的革命家，或真正之文学家。
文学又为时代精神之反映，每一时代各有其代表之文学家。盖文学不能无背景，此背景必根据于时代思想及事实，为其思想之中轴，如西欧之莎士比亚（Shakspear），米尔顿（Milton） 代表文艺复兴；但丁（Dantin）代表中代的统一思想；哥德（Goethe）代表启明时代（Enlightenment）。文学既是时代精神之反映，则对于某一时代之社会制度，人类生活，常予以批评，故曰：“文学乃批评人生的，——此即文学对于思想上之反抗，而革命则为现实生活不满足而生的反动，——即积极的实际运动，而其对于一切之不满，实与文学同一意味。”
揆此则吾人可得一断案，即文学与革命实同立于一个相同的出发点也。今更进而论其因果关系：
文学作品往往可以启发一般人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而发生革命的动机，如俄之屠格涅夫（Turgeniff），托尔斯泰（Tolstoy） 因农奴制度之不满，而作《猎人日记》及《黑暗的势力》等，其后遂有农奴释放之运动。他如法之卢梭（Rousseau） 之《民约论》，激起法国之革命。马志尼之《人的义务》（The Duties of Man） 一书引起意大利之统一运动。但文学只限于思想上之反抗，和思想上对于一切不满之启发。如何能使其所反抗者，归于毁灭，而所理想者终于实现，是则有待于革命家之实际运动。故曰革命可以实现文学家伟大著作中之理想生活。
就上端所言，吾人知有许多文学作品，系对于生活不满足的思想上的反抗，革命是事实上的反抗，但实际运动恒在思想上之反抗有相当成熟性之后。盖文学之影响人类思想，为渐层的，犹如农人之届春播种，必须经过一定之时期，始能萌芽生叶然后开花结果。所谓相当之成熟性，至少须如已生枝叶之树木，如始下种，使思收成，此缘木求鱼徒受其害耳。
据此以推吾人复可得一真理：即革命乃有些文学的动的方面——因受文学影响之革命，盖思想上之反抗——文学的——则属于静的方面，而实际上的反抗——革命的——斯属于动的方面乃所以实现思想者也。
换言之即有些文学为表明革命的倾向，实际生活之压迫，同时不只一端，则革命又有全部的部分的之别，在部分革命的情形下则往往因文学所表明的倾向不同，革命家恒无形为文学家所左右。此不可免之事实也。
文学与革命既有如是之关系，则国家政治越紊乱，社会秩序越不安定，生活容易发生激变，皆足以酝酿伟大之文学家。盖文学无不以时代为背景，如四海升平，国家无事，社会生活平淡，此时代所出之文学作品率皆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或趋于享乐主义，其气奄奄，诚以生活平淡，感情之海极少波浪，自无如荼如火之热烈。作品产出，揆之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之学说屈原之《离骚》等勃然蛰兴，皆不外时势造英雄，即所谓“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故曰文学可以促进世变，世变可以促进文学，此必然之结果也。
但本此而论中国今日之文坛，则不禁令人喟然长叹。
中国今日之政治紊乱，达于极点。社会制度，人民道德无不在激变动摇之中，在可使吾人感觉不满意，理应有许多伟大之作家及真正之文学作品出现。然环观中国沉默有如阴森黑夜，不但无皎月朗照，即是光亦隐蔽无见，青年人只知发无谓之牢骚，作神秘之幻梦，不但无东方托尔斯泰产生，即降格而求西欧之第三等作家，亦绝无仅有，宁不令人慨乎言之。夫文学家乃人类之先驱者，苟有伟大之文学家，以热烈的情感，为百宝匙开辟个个人深锁的思想之门，而予以正当之导引，中国历史上文坛上，安知不同时开一朵璀灿光耀之花。
虽然，已往不谏，来者可追，偌大使命，其唯望于青年之有志者，愿与诸同学共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