嵖岈山不甘示弱，不久又报一喜：韩楼大队旱田改水田2000亩，专门成立“水稻营”，社员集体居住，生产军事化。“稻改”高潮迅速在全县兴起，遂平人压根不管当地的气候特点是否适合种植水稻，只相信“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这句话。
然而，嵖岈山仍只是“点灯者”。秋收季节，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报出亩产水稻48925斤，光山县钢铁公社亩产水稻31302斤，商城县跃进公社亩产水稻30009斤。
这三颗“高产卫星”全出在信阳地区，来自省委的贺信、祝贺电话接连不断，那段时间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显得神气十足。
可是表面上神气十足的路宪文内心却极度不安，因为他十分清楚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高产卫星”都是吹出来的。他不得不担心几个问题：牛越吹越大，怎样收场？吹牛浮夸形成作风，岂不失信于民？国家一旦按“高产卫星”的标准征购粮食，如何兑现？所以在吴芝圃特意召见他以示褒奖时，他如实道出了自己的担心，并建议省委尽快掌控日渐狂热的局面，以免造成更大的被动。
至此可见，路宪文一度狂热的头脑突然清醒几分，如果这几分清醒能够保持下去，将是信阳的幸运，可惜他没能做到，因为大背景令他身不由己。
吴芝圃对路宪文的看法并不认同，他对路宪文说：你看问题缺少战略眼光，目前的局势完全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意图，慢慢你就懂了。放心干吧，省委对你们的工作非常满意，这样的大好局面必须保持下去！
路宪文内心依然惆怅，行动上却不敢懈怠。
几天后，河南省委随即宣布：河南成为全国第二个平均亩产水稻千斤省。路宪文自然清楚省委第一书记也是在吹大牛，他的惆怅只有靠“战略”消解了。
河南省“群星灿烂”，吴芝圃终于在全国性的“小社并大社”热潮中率先为中央献出一份“厚礼”。
这份“厚礼”也引出了一首童谣：
为啥笨牛天上飞？
因为领导地上吹；
笨牛不要怕摔下，
地上有的是棉花。
一首童谣佐证了河南“吹牛浮夸”的程度。
6月底，华北地区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在郑州召开，重点交流河南省的经验。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到会，肯定了吴芝圃的试验，称嵖岈山卫星公社为“共产主义公社”。
河南的成绩吸引了毛泽东，1958年8月上旬，他亲赴中原视察工作。毛泽东在新乡县七里营视察时，看到了“人民公社”的牌名，凝望片刻，点头说：“人民公社，好名字啊！”又转头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信誓旦旦：请主席放心，有一个这样，就会有更多！
毛泽东到了山东省，大讲“人民公社”的好处，于是，“人民公社好”这句话迅速传遍全国。
毛泽东在河南、山东视察期间，两省领导原本都做好了挨批的准备，因为此前都发生了饿死群众的事情，并已报告中央。尽管两省饿死人的数目不大，山东上报4000人，河南上报5000人，但毛泽东能够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吗？两省领导人判断毛泽东对此事决不会置之不理，所以等待挨批甚至更严重的后果。所幸，毛泽东只字未提饿死人之事，全程陶醉在“人民公社好”之中，完全出人意料。这种“出人意料”只能作以下解释，一种可能是饿死人的情况被中央某些领导和部门隐瞒了，他们不希望让毛泽东看到任何与“大好形势”不协调的情况；另一种可能是，毛泽东知道饿死人的情况，但为了强国的战略大局，认可这一代价，决不轻易动摇和减退“跃进式发展”的决心和热情。这两种可能自然是人们的猜测，至今也未得到证实。但无论出于哪一种可能，都令人心寒，因为这是对灾难的容忍，对百姓生命的轻视。正因为如此，饿死人的苗头未被及时掐灭，最终殃及大众。
河南省农村“大跃进”的热潮深深地感染了毛泽东，尤其在河南视察工作时得到的一份《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更让他如获至宝。他在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说：社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力量就不同了。毛泽东还要求对《简章》“要好好吹一下”。
8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称“人民公社是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还写道：“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8月底9月初，河南省便以全国最快的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所有的公社实行了“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吴芝圃形容当时全省的跃进景象是：“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灯火。”（几乎在同一时间，辽宁省也宣布实现人民公社化。北戴河会议后两个月内，全国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化带来的“巨大成就”一夜之间便产生了，9月1日《人民日报》隆重推出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把徐水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的“高产卫星”放上天。此文还介绍了徐水人的“劳动创造”：给山药浇狗肉汤，给玉米注射葡萄糖，用沼气养育土层和作物等。有资料称，河北省徐水县的这些“杰作”抹不掉刘少奇的“功劳”，因为此地是他的另一块“共产主义试验田”。如此看来，刘少奇的“狂热”与毛泽东的“狂热”融合了，我们宁愿把这种追随式的融合看作是自保平安。我们不必责怪这种自保行为，因为环境所迫，非如此不可。后来，刘少奇脱离了“狂热”，好汉般走进了实际，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58年9月，中央的两个“大理论家”陈伯达、张春桥光临嵖岈山，建议把“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改为“嵖岈山人民公社”，并调来共产党的权威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帮助制定出《嵖岈山人民公社社章》，直报毛泽东。9月下旬，中共中央最高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相继发表了《嵖岈山人民公社社章》，这是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最早的章程。
1958年10月，毛泽东主席再次视察中原，专门在遂平火车站接见了遂平县委第一书记蔡中田、县长张庆林和嵖岈山人民公社负责人，路宪文也在被接见之列。实际上，此时的遂平县全县已合并为一个大社，名为“卫星人民公社”。毛泽东此次充分肯定了“人民公社”的道路，路宪文和所有被接见者一样，心情无比激动。
让路宪文更为激动的是，毛泽东教诲他：历史上，你们信阳这个地方出了个大状师宋士杰，专门为穷苦人伸张正义，世代传颂呀。你把信阳的事情办好了，百姓安居乐业了，就不会再有“宋士杰”了，这个任务很光荣啊。
路宪文异常激动地表态说：请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巩固和发展“大跃进”的良好局面，尽快让群众过上好日子，让“宋士杰”真正成为历史。这次“异常激动”给路宪文的变化注入了不竭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最高领袖。如果路宪文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变化，也只会觉得自己变得更革命，决不会向反面想。换作别人也会如此。
此次中原之行，毛泽东一路兴高采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也满面异彩。吴芝圃对路宪文说：你对毛主席的表态很不错，美中不足的是，把“大好”局面说成“良好”局面。这是表达失误而不是思想错误，如果干不好工作，信阳再出个“宋士杰”，那才是天大的错误。
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的当面点拨，“大理论家”陈伯达、张春桥的具体指导，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充分肯定，这是何等的荣幸，它进一步激发了河南上下开展“大跃进”运动的热情。10月19日，《河南日报》发表了吴芝圃的大作《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此文回顾了河南“大跃进”的历程，大批“生产悲观论”，提出“拔白旗，插红旗，敢想敢干”，“只要有决心，没有办不到的事情”等观点，并从理论上诠释了风行一时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末，吴芝圃欢呼：“哲学跃进的钟声响了，行将见哲学的花朵开遍大地”。
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心中的惆怅至此顷刻间消失殆尽，他坚信毛泽东肯定的一定是正确的，吴芝圃的政治眼光一定比自己强多倍。因此他在地委常委会上要求：中央有毛主席掌舵，省委有吴书记坐镇，我们无须担心什么，只有坚决落实好上级指示，放开手脚干工作。
从狂热中曾一度恢复几分清醒的路宪文又跌进狂热，他把自己连同信阳牢牢绑上了疯狂的战车。
1958年，河南在不断地创造新的“辉煌战果”：一年实现水利化、一年产量过长江、一年实现“四无”、一年绿化全省、一个月实现公社化……除了这些，不得不提的还有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因为它对河南的建设失控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1958年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的社论，号召一年之内增产1000万吨钢、2000万吨铁。
社论的大标题使用了“加速”、“捷径”这样的字眼，说明了最高决策层发展钢铁工业的迫切心情和坚定决心。8月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不能不说，这也是一个民族的期望，因为这个在世界上最早发明了钢铁铸造技术的民族，眼下竟沦为钢铁工业贫困国，让英、美帝国主义耀武扬威，这种天地般的落差无疑是种屈辱。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吹响了图强的号角——十五年赶超世界钢铁大国英国。中国人的激情被点燃，一场全民性的“大办钢铁”运动蓬勃开展。
河南仍是这场运动的急先锋。河南省召开发展钢铁工业动员大会提出的目标是“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9月12日《河南日报》发表文章助势，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15日宣布八个县成为日产生铁千吨县。
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人民日报》的“祝捷社论”非同一般，因为报纸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规格，又以社论的形式“祝捷”，其规格可谓“高上加高”，使得河南受宠若惊。
9月25日，中央书记处根据钢铁生产将完不成月度任务的情况，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快马加鞭力争完成任务。
一边是《祝河南大捷》，一边是中央对全国钢铁生产形势不满意，说明河南的钢铁生产成绩突出。10月上旬，兴高采烈的吴芝圃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一个“大放”，一个“升帐”，看出了吴芝圃的“气魄”，看出了河南“钢铁大跃进”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