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丽亚初来时所引起的骚动，平静下去了不少。许多围绕着她的青年也自动散开了。而且人们提到她的名字时，越来越多地由赞赏变成责难。说她“轻浮，在感情上打游击”。我想，男孩子们追求一个姑娘落了空，总难免说吃不到嘴的葡萄是酸的，所以我不仅不因此改变对她的看法，反倒有些替她抱不平。看得出，她也隐隐有些苦闷，于是和我接近得更密切了。每天晚饭后我们都到什刹海边去散步，或去溜冰。她脑子里随时都能出现奇异的幻想。看到冰，便想到将来有一天马路上的人行道会全用冰铺起来，行人全穿着冰刀。她说：“那时咱俩在星期天就可以散步到天津去。”看到水，她又想到将来她要盖一间双层玻璃的雕塑室，玻璃之间灌满了水。我就说：“将来我为自己设计住宅时，一定为你预备一间这样的水晶宫，把你像金鱼一样的养在里边。”说完，我偷察她的脸色，她并没生气，倒说：“你真是个知音，我要有你这样一个哥哥该多好！”我说：“好，你就做我的妹妹吧。”从这以后，单我俩在一起时，我们就兄妹相称。
有一次我们在什刹海边散步，她手里拈着枝梅花，一边往头上簪一边哼着：“啊，姑娘啊——”唱到半句，忽然停下来，自言自语地说道：“姑娘，这俩字多响亮啊，像黄金一样，我一辈子也不让它离开我。”
我笑道：“照这样说，一结婚，黄金就贬值了！那，你是永远也不结婚的了？”
“也不一定，”她笑起来，“也许将来有个人能使我不得不用这黄金似的名字去换他的爱情——谁知道这个人在哪里呢？”
我心里发起热来，以为她在暗示我。
冬天，加丽亚总是戴一顶灰色的哥萨克式羊皮帽。我很喜欢这样的皮帽，曾问过帽店，说是要一个月才有，我就等着。妻见我这么冷的天还光着头，便买了顶长毛绒的给我，说：“你也不要太节省了，条件允许也该注意一下仪表。”
戴上绒帽的第二天，加丽亚跑来找我说：“你不是喜欢我的皮帽么？店里有了，咱去买吧。”我毫不犹疑地和她一起走了出去。半路上，我觉得这样办有点不妥，踌躇说：“等一等，也许我钱不够——”
“我送给你，”加丽亚痛快地说，“全机关就我这一顶未免太孤单了，它要有伙伴。”
她真的不准我付钱，送了一顶给我，并且当着许多店员和顾客的面给我试过来试过去，一边端详着我，一边拍手说：“帅，帅，我要给你塑个半身像，戴这帽子的。”她不顾旁边人的窃笑，也不管我脸红。
我一时大意，星期六晚上戴着皮帽回家了，妻一见便吃惊地问：“你买的？”
我脸一红，支吾道：“不买还有人送？”
“我不是才给你买了新帽子？”
“我……”
“你根本不把我买的东西放在眼里，”她不高兴地说，“我真傻，还以为不买帽子是为了省钱呢！原来人家没找到合适的，哼，越打扮越好看了！”
“她就不懂什么叫美！”我想，“加丽亚就不是这样！这就是艺术修养啊……”
“你为什么发愣？”她睁大眼睛问，“生气了？唉，你想想你这是浪费不是？一个人的好坏不在他的打扮上，在灵魂里！”
“你瞧，劝我买帽子是你，反过来说我也是你！”为了不使她疑心，我又说了几句笑话，便帮她一起布置饭桌。吃过饭，我倚在床上休息，不知不觉地又想念起加丽亚来。我在脑海里重演着我们在一起玩的情景，回忆每一句似乎有意又似乎无意的话，不知过了多久，渐渐地我感到有什么不正常的气息了，为什么这样静呢？我找寻妻，她头伏在桌上，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意识到她在哭，心里烦躁起来，走到她身边问：“我又没惹你，无缘无故哭什么？”
她不说话。
“到底怎么了呀！”我急道，“有什么话不能说？是不是见我买了顶帽子心疼？”
“你有心事，回家来就自己出神，理都不理我！”
“哎呀，我工作一天累了，你又不是小孩，要人回来哄你！”
她又放声哭起来，呜呜咽咽地说：“咱们谁也不是小孩子，夫妻之间应该怎样生活也都懂得的！这样冷冰冰的总该有个原因！”
我急道：“你不要乱扯好不好？”
“谁也不瞎，星期六也不愿回来，打电话一找就发脾气，……你根本忘记了还有我这样一个人存在！”
我竭力强词夺理地分辩，可是连我自己也感到了笑声和话声中的虚伪调子。她的眼睛里，从此增加了忧郁和怀疑的影子，我的脾气也更暴躁了。似乎一切都变了个样，以前回家去，老远见到她在门口等我，心中感到无限幸福，现在一见她在门口等我，心中立刻发起怒来，“哼，一刻都不放松我，在这儿盯着呢！”进屋之后，她催我吃饭，我就没好气地说：“你叫我喘喘气好不好？”她看我一眼，便赌气坐在床上不响了。过了许久，她又问我：“咱们有什么问题当面揭开谈谈好不好，不要这样折磨别人！”我当然不能揭开谈，只好说她：“你就是小气，别人随便说几句话你都胡想，这样子别人怎么跟你相处呢？”
她冷冷地笑一笑说：“随你怎么说吧，不过我愿对你进两句忠告，往错误路上走的人，开始总是并不太自觉的，而且开头都是从极小的细节上开始……”
我气道：“你就是真理，谁对你不好谁就是往错误的路上走，多高明的逻辑呀！”
就这样，我们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吵架！只要一听到她来电话，我心中立刻像坠了块铅，一听说她星期六不能回家，我就浑身感到轻松。
回家，成了我最大的痛苦。
和爱人的关系越坏，对加丽亚的感情也越浓。对加丽亚的感情越浓，也和爱人的关系越坏。到底哪是因，哪是果，我已不甚了然了。
只有一点是明白的：每当我看到加丽亚的可爱处，便暗暗去和妻的讨厌处相比。甚至把妻引我讨厌的行为试放在加丽亚身上，那时就觉得这些行为也是可爱的。于是，我想象中的加丽亚就比现实的加丽亚更可爱、更完美。而想象中的妻，却比现实中的妻更难相处。
我不能否认妻在品质上、在思想上那些值得尊敬的地方，我觉得这对一个革命同志来说是重要的，但不一定适合做我的爱人！既这样，何不换个人？
我作离婚的打算了。
我下了多少次决心，但一到对着妻的面时我就张不开嘴了。我知道她爱我，我提出离婚对她是个沉重的打击，我不忍说出口。我绞尽了脑汁想找一个既不使她痛苦又能达到离婚目的的办法。我找机会说些别人离婚的故事，称赞那些人做得干脆。又偷偷地把两人的衣服分开箱子，暗示她。我已下决心要离开她，但天晓得，当她真的懂得了我的用意，脸色变得那么悲哀和可怕时，我又慌了，又拼命安慰她，不叫她多心，说我这一切行动全是无意的。结果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之间更紧张，更痛苦了，我连夜地失眠，她明显地瘦了下去。我痛骂自己这种倒楣的“善良”，却又下不了狠心。
在机关里，我的日子也很难熬。人们已经在说我和加丽亚的闲话了，他们甚至当着我的面说加丽亚是个道德堕落的人，说她是纯粹的资产阶级作风，有人半玩笑半正经地说我“昏了头”，但我又怎么能放弃和加丽亚接近呢？她是那么不稳定，今天给这个画油画像，明天和那个合作漫画，最喜欢和她跳舞的那个穿蓝西装的人（现在穿“皮猴”了，也是蓝色的）仍死追着她，我若把她失掉了，岂不是两头落空吗？
团里注意上这件事了，小组会上大家正式给我提出意见。支书也找我谈话，并且明示我这样下去将为团的纪律不允许。我不能不收敛一些了。可是加丽亚呢，这个冤家一点都不体谅我。有一次，她当着许多人的面约我陪她去买东西，我含糊了一句，她立刻一甩头发走了。我追上去解释，她说：“你不去别人会陪我去，没什么！”我说：“咱们感情好，何必当着人面表现出来……”
“我跟你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事？我就不怕别人诬蔑我，你怕受连累不要接近我好了！”
“加丽亚，你冤枉人心……”
她见我真急了，反倒扑哧一笑说：“光知道注意别人的反应，就不知道注意一下自己的脖子么？瞧，围巾都破了，不能换一条吗？”我苦笑道：“哪里顾得上！”她说：“自己都不爱美，还说欣赏旁人呢？”她把自己一条驼色的解下来围在我脖子上。围巾上带着她的体温和芳香，使我发醉。
但，到底还是痛苦多。我真不知道一个人的脑子竟会乱到那样的程度，我总想把自己的心事整理出个头绪来，却怎样也整理不出来。
组织上交给我设计一个医院的任务。我高兴极了，以为这下精神有了新的寄托，可以暂时忘记这些杂事了，谁知道我在桌前一坐下来，脑子就又转到了加丽亚和我妻的身上去。设计神经病房，我就想到自己提出离婚会给妻带来多沉重的痛苦，为自己的残酷害怕。画到日光浴室我又想起了加丽亚的玻璃雕塑室，加丽亚是这么可爱，我怎么能和幸福交臂而过呢？不，忍受过一时的良心责备，就是一生的幸福啊……就这样想啊想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连张草图都没画出来。上边催了，再不能耽误了，我没法叫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为加丽亚效劳，设计病房，我就想着她披着轻软的睡衣在屋里躺着；设计阳台，我又想象她在阳光下画水彩画。图设计出来以后，我吃惊地发现自己在舒适、美观上花了那么多心思，甚至显得太豪华了，但已经没有修改的时间。
图纸交上去不久，批回来了，不仅指责了许多地方不实用，形式主义，还在上面写道：“一个人的设计风格和他整个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你的朴素的风格在失去，这是一件值得你深思的事情！”
这个打击使我更加深了一层苦恼，在爱情上我是这么不幸，在事业上我若再没有了前途，我还有什么可希望的呢？我悲观极了，既找不到引起这一切的原因，又不知道应该把这一切怎样结束。
团里专为我开了一个批评会。大家帮我分析，说我的资产阶级意识在作怪，说我道德品质低下。我是这样反感，但又没勇气反驳他们，我说我和加丽亚只是一般关系，顶多是感情趣味上相投些。大家又批评加丽亚的感情趣味，说她是在感情上剥削人！发言最尖锐的正是过去围绕加丽亚的几个青年，你想，我能服气么？
散会以后，留在我脑子里的只一个印象——这一切该有个结果了，越拖延下去越糟糕！
这天晚饭后，我悄悄约加丽亚去海边散步。偏巧在路上遇上了我们的科长，他是个老干部，在科里威信很高。他用不喜欢的眼色瞅了瞅我俩，对我说：“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好不？”
我答应着，猜到他要和我谈什么，心里忐忑起来。
显然，加丽亚也猜到了这一点，她瞅瞅我，嘴角轻轻一弯，像嘲笑我，又像嘲笑她自己。
我俩各想着心事，顺着海边的笔杨走了半天。她轻轻叹口气说：“在咱们这儿做人真难，尤其是姑娘！”她皱起眉来，但那声调却一点也没有伤心的意味，反倒像有点得意地说，“长得漂亮点又成了罪过了，人们围你，追你，你心肠好点，和他们亲热些，人们说你感情廉价！你不理他，他闹情绪了，又说不负责任！难道，这一切都能怨我吗？”
我说：“有些话，只当听不见算了！”
“我也有缺点，有点温情主义，喜欢和男孩子们玩玩，可是，难道这样就非逼我嫁一个人才行吗？谁爱出嫁谁出嫁好了，何必管我！”
我笑一笑。
她看看我，小声说：“他们还说我破坏了你们夫妻关系……”
我紧张起来，忙说：“这是哪里的话！”
“我只是把你当作哥哥的，并没有想别的，你如果因为这受到旁人批评，尽可以不理我！”
“加丽亚，我又没惹你……”
我心中顿然一悟，啊，女孩子常常要说和自己心情相反的话：她怕你和她分开，就故意说愿和你分开，她心里真爱你，又怎么好直说出来呢？特别在这众目所视的情况下……
“唉！”她手里拿着个树枝，拍打着自己的裤子说，“最苦闷的，莫过于没人理解你了。”
“加丽亚，”我捏住她的手，低声说，“相信我，我理解你。”
我们挨得紧紧地站着，有好几次我想吻她，但终于克制住了。站了好久，才往回走。想到立刻要去见科长，我一步比一步走得慢。
科长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见我进来，将身子一挪，便招呼我坐下。
“上次叫你考虑一下自己在设计作风上的变化，你考虑了没有？”
“想……想是想了，还没想仔细。”
“怎么想的？孤立的，就设计思想考虑设计思想？”
我含糊地应了声。
“那样考虑不出名堂来！”他昂起头，自语地说。他思考了一下，直爽地问道：“你谈谈，最近一个时期，在你心中占最重要地位的是什么问题？”
“生活问题！”我也坦白地说，“和爱人相处得不好。”
“为什么相处得不好？”
我把我的情况和想法大概和他谈了一下。
他沉默了许久，叹口气：“有些人说‘爱情问题是生活琐事’，我倒不是这样看法，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最能考验一个人的阶级意识，道德品质！”
接着他详细地给我讲了一段从前他自己想离婚而又没有离成的故事。抗战前他在家里结的婚，两人感情一直很好，胜利以后他进了城市，接触了好多知识分子，便产生了要和自己老婆离婚的念头，经过几次请求，领导上批准他回家去办理手续了。在回家坐的火车上他碰见有一孕妇要生产，当时整个车厢里的人都忙起来了，有人解开行李撕被单给小孩作尿布，有人从这车厢跑到那车厢来回地找大夫，列车长额上挂满了汗珠，就像那个生产的人是他的女人一样。这一切使老科长有了很多感触，他一边思索着一边和我说：“当时我就想，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所追求的道德精神，不就是要这样地关心别人，关心集体么？对别人负责，对集体负责，互相都把对方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说穿了，共产主义精神不就是这么个内核么？我在离婚这件事上，为我爱人着想了多少？她等待我好多年，今天把丈夫等来了，却是来和她离婚的，不难想象，她的思想，她的精神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呀？……还有比否定自己整个儿的精神品质更严重的悲剧么！就算离婚后我能找到一个漂亮的、合意的新爱人，它能弥补我这终身不能挽回的损失不能？在尖锐的斗争中，自己向自己低了头，以后再说自己是真正愿做个真实的共产主义者，恐怕连自己也不会相信了！……”
他的事情，他的话，动了我的心，我有好几次不自觉地联想到了自己老婆的那痛苦处境。可是，我又怕我自己的意志软，会真的听了科长的话毁了离婚的念头，等将来后悔失去了加丽亚时再挽救也来不及了。我对自己说：“狠一点，一咬牙就过去了！”便竭力、故意地增加自己对科长反感的情绪，心里在说：“他说的光是大道理，他是没有碰到我这样的具体情况！你身边有一个加丽亚看……”
我嗫嚅地问道：“这么说，两个人在性格、作风方面的不同就不能成为他们是否能幸福地生活下去的主要条件了？”
“是的。当然这很有关系，所以任何人在没有恋爱和结婚以前都有权利选择选择么！为什么你在恋爱和婚后都很喜欢她而现在变了呢？为什么人家嫁给你以后你又见异思迁呢？”他不放松我，追问道：“听说你喜欢加丽亚？”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
“加丽亚在美术学院因为作风不好被记了过，你倒跟她的性格相投，嗯？你觉得她的作风跟我们健康的思想感情不相容没有？你批评过她这些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