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我和太太詹妮弗·艾伦——不，现在她叫詹妮弗·戈从纽约飞抵北京。因为四川大地震和H1N1流感，这是拖延了三年的旅行。我们先在美国驾车旅行了十多个州，甚至到了美国的天涯海角——佛罗里达小岛KeyWest。海明威年轻时在此“南漂”十年，完成《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巨著。
波音777飞临北京时，碰巧风和日丽，靠近机舱的老外们发出片片赞叹声。我心头为之一松，如果以一场沙尘暴为太太接风，实在难堪。机腹下庞大的城市，像一堆堆微型盆景、积木玩具和机械装置展现开来；高速公路上连绵不绝的车流蚯蚓般蠕动、甲壳虫般闪耀着破碎的亮点。这个庞然大物越来越肥大，像失去控制的甲状腺和骨质增生。
京漂八年，这个城市磨盘一样将我碾个粉碎，但在“夷人”面前，精神错乱般的自大狂还是不可救药地发作。我就像一个长工炫耀老财主的产业似的对太太说：“看，那是第三号航站楼，全球最大的！”
太太循着我的手指望去，赞叹：“Amazing（真棒）！”
“世界上没几个城市可以在块头上和北京比，纽约、芝加哥小Case（事情，案例）。”我说，太太深信不疑地点头。
“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Pancake（饼）。”
“什么？饼？最大的饼？”詹妮弗被弄蒙了。
“这是个Metaphor（隐喻），就是说北京是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工地。”我解释道，“中国使用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钢材和近一半的水泥，很多又用在了北京，越来越大，就像摊大饼……”
“就像二战前后的美国。”
“我在这里住了八年。”
“唔——这是你的地盘。”
“对，我的磨盘。”我鼻子发酸，低下头，捂住眼睛。飞机开始下降，耳朵轰鸣起来，隐隐作痛。瞬间，一股看不见的力量猛然入侵身体，让我灵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