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赚了七千多，还吃什么食堂，改天请客。”我亲了亲老爸的额头，急赤白脸地走了。
坦率地说，孤独并不让我难堪，我的形影相吊是自找的，我管它叫“光荣孤立”。我属于高压锅焖饭——早熟型的孩子。男女之情，小学时想入非非，中学时蠢蠢欲动，大学时阴差阳错，毕业后经过两次莫名其妙无疾而终的恋爱，反倒失去了激情。那时，全民发财的狂潮再次掀起，我也摩拳擦掌，尽管大多赚吆喝，却乐此不疲。赚了钱，哥儿几个啸聚一堂，提前过几天共产主义生活；遇到经济危机了，就赖在父母家里蹭饭吃，那时还没“啃老族”这个词，说起来我挺新潮的。
发不了财，我也想过去考研，至少可以暂时离开这个鬼地方。说实在的，我厌恶一切形式的考试。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回答一帮比你还蠢的混蛋提出的古怪问题、再以他们的标准答案来考查你的聪明度实在太可笑了，跟电视上那什么“幸运250”似的。当年高考，纯粹出于社会偏见。
但此刻我走投无路。我在马列主义、国际关系和社会学之间犹豫了很久，选择了社会学。我连资料都没有找齐，复习一月匆匆上考场。凭着被敲骨吸髓的中小学填鸭教育毁掉了一半、又被指鹿为马的大学教育毁掉了另外一半的智力，我愣是没考上。连我这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活动家都考不上，去TMD社会学吧！
考公务员为人民和人民币服务吧。可是我本为干部身份却莫名其妙弄丢了的屁民，哪里有我的戏呢？撤了吧，免不了愤愤地想：妈的，谁动了我的干部身份？谁坏了我混吃等死的好事儿？
我原本对生命充满了虚无和荒诞感，但目睹给了我生命的老爸一天天老去——特别是中风后医生私下坦承，如遇复发随时有生命危险，我突然觉得生命是有重量、有质感、触手可及又可戛然而止的。也许正因为老年人对此感应更强烈，才执拗渴望以传宗接代的方式延续生命。我实在不想什么延续生命，至少不想延续自己的生命。自己一塌糊涂，延续干吗啊？但作为父母的生命延续体，你却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感受。我妈说得更有人情味：“有个家可以互相支撑，你的心也不会那么野了。”
无聊透顶的我在餐馆吃了晚饭，在江边沙滩上转悠，胡思乱想着。白花花的江水蜿蜒流泻，凉风吹佛，晚霞西沉，碎银般的细浪泛着红彤彤的颜色。远处的山峦、建筑和树木如一幅静默画，温暖而悲凉。我登上河堤台阶，不经意钻进一临江茶楼，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孩迎上来，将我安排在靠窗临江的座位。见我孤客一个，她有些奇怪地问：“就一人啊？”
我没好气地问：“一个人不接待吗？”
“不，只是有点奇怪，第一次遇到。”
“我姓王，排行老五。”我随口而出，她抿嘴一笑，躬身退下。
上茶后，我看着窗外的临江河堤发呆。河堤上的茶座一字排开，少数有遮阳伞，其余躲在树下或裸露着。地上落满瓜子壳、烟头、烤肉串竹签和餐巾纸。同样一杯茶，那里的价格不到茶楼三分之一。炎热、嘈杂和灰尘中，短衣短裤光着膀子趿着拖鞋的茶客，或东拉西扯地家长里短，或热火朝天搓着麻将斗着地主打着长叶子牌。在控制成本规避意义打发人生方面，咱中国人有着异乎寻常的天赋和行动力。我无意识地朝藤椅沙发上一躺，跷起二郎腿，猛然看见这个女招待就站在我身后，吓了我一跳。我问：“你怎么站这儿？”
“我不站这儿站哪儿？这是我的工作。”她笑，上前给我添茶。
我很不自然，就说：“花二十块钱，还让人在旁边站着，这是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你能不能坐着？”
她很为难：“不行，这是茶楼规定。”
“那你去服务别人吧，我有胳膊有腿的。”
“那边有人，这边归我，就你一个客人。”
“那我赚了，超值服务。”我开玩笑，喝了几口茶，半坐半躺，打量起这女子来。她白净，瘦筋筋的，颇为端庄机灵，不像当时餐馆或茶楼里打工的农村女孩。大伙都无聊，聊了起来。中国人并不忌讳打听别人的财务状况，我也有这臭毛病，女孩很是尴尬：“我都不好意思说，三百多，喝稀饭还不够。”
“干多久啦？哪儿人啊？”
“半年了。999厂的，早就不招工了。”
“以前多红火的厂啊，还洞洞厂矿呢（注：洞洞厂矿，四川方言，指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中央直属企业，因厂名常以数字代替而来。）。”我帮她叹息。
“是啊，现在都垮完了，命不好嘛。”她一脸囧样。
我突发奇想，这不是我的“临时女友”吗？我试探着提出这单业务后，她露出由衷的惊讶：“你真是王老五啊？”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我鼓励她。
“我凭啥？就为了好奇？”她有些恼了。
“好奇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可以——”我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摩挲着，做点钞状。
“居然有这事？”她惊喜地笑。
“当然，见一面一百块，就一个小时，不过你要假装亲热点。”看着诧异的她我赶紧补充，“你别误会，也就眉来眼去勾肩搭背拉拉手挽挽腰什么的。”
“啊——？”
“你只说去不去，我老爸住院呢，见一次唠叨一次。”我给她来了个上纲上线，“这也是革命人道主义，反正你也没男朋友。有电话吗？”
她满脸通红，笑而不语。我结账时，她给我一张小纸条，是个传呼号。
二十二岁的雪儿准时出现在医院门口，远看一簇跳跃的火焰，近看还乔装打扮了一番，尤其在脸盘上下了些工夫，本就颇为清秀的她又增添了几分妩媚。我心里一跳，化妆品这玩意儿真TMD助纣为虐误导众生。我正准备和她谈如何应付父母，她一把挽住我，剥夺了我演主角的机会：“我会应付的，你配合就行了。”
我一愣，想想这样也挺好。我父母惊喜地接见了这位冒牌货，拿出水果招待她，她是毫不客气地连吃了一个大苹果、一个大鸭梨和一串葡萄。雪儿对我父母问长问短，我父母的问题，她也对答如流。雪儿说我们是在溜冰场认识的，有半年了。她是一个单位打字的，父母是退休工人，自己是个独生女，中专文化，在自修大专，法律专业。雪儿说她性格内向，不喜欢打麻将，喜欢读书。
雪儿大方地和我勾肩搭背，还采取喂宠物的方式和我分食了一个橘子。雪儿看见按摩师为我老爸按摩，也去帮忙，医生说她按得有板有眼像模像样的。我口上插科打诨，心里却纳闷，如此聪明伶俐的女子怎会屈就于一个茶楼？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对人的可塑性，生活的艰辛像一把刀子，既可以把你削尖，也可以把你削平，还可以将你拦腰斩断。在我父母高高兴兴将我们送出医院后，雪儿原形毕露了，手一摊：“钱呢？”
我付了她一百块钱，她又甜甜地说：“哥，再付五十吧。”
“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满起来。
“哥，我给你爸按摩了快一个小时呢，这对他很有好处，那个医生都说我按得好。就是街头野店也不止这个数呢，还有往返出租车，五十块不多吧？”
“那是你自己主动的，不过我还是给你五十块。”我掏出五十块钱给她，警告她，“下次我没点头，不许单方面增加服务内容，你不能违约啊。”
“啊——？还有下次！太好了！什么时间？”她高兴地叫起来。
“可惜不是你了。但你可以推荐一个。我和我老爸老妈说过，我有几个让他们择优录取。”
“哼，花花公子！”她撅起嘴巴。
“什么花花公子？都是演戏。有可能再找你，但下次不行——你有人选吗？”
“那我有什么好处？”
“我只出一百块，另外给你二十块好处费——三十吧，谁让今儿个我高兴呢。”
“好吧，那你现在先给我五十块定金吧，你到时就给她八十。我找我表妹吧，不漂亮不给钱。”
媛媛并不漂亮，不开朗，呆若木鸡，一眼就看出瓷器国应试教育的后遗症，要不是我临时给老爸老妈通报了消息，加上她已经到了医院门口，我都要退货。细节无须赘述，更像一部照本宣科按部就班的木偶戏，无论是我还是我父母都一致认为，这个大学生比雪儿差远了。看老爸老妈很高兴，我又聘请了雪儿几次。她演技出众，嘴巴甜，手脚勤快。我差点以为自己挺有面子。
其实在宽慰父母的同时，我自己已经四面楚歌了。砸掉那个泥巴饭碗并不可怕，戳洞洞鱼，甚至拾废品也比那挣得多。问题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钱突然不好挣了，连扛着镰刀斧头都不如以前好使了。尽管我摇舌鼓唇，把这本内部机关刊物吹嘘成本地的《求是》杂志，暗示只要花点小钱，树树形象，仕途上肯定大大光明，那些比我还聪明的“猎物”们却谢绝入瓮了，明说暗示宣传未必有用，没准还会引起反效果。的确，与其让上级通过报刊间接看到自己光辉而猥琐的形象，还不如直接将银子偷偷打点上去，神不知鬼不觉，还避嫌。
斤斤计较市场回报的私有企业就别费工夫了，只能在这个欠发达地区的机关或不景气的国企里转来转去，很快就竭泽而渔，还常常出现一家杂志几名人员在同一个单位撞车的尴尬事儿。我知道，这招摇撞骗的事业难以走进新时代了。
有人拉我去做少儿英语培训，我拒绝了。我实在无法殚精竭虑歇斯底里地和一帮流着鼻涕穿着开裆裤的小屁孩厮混在一起。我妈看见一则广告，一所中学在招英语代课老师，按课时付酬，每课时十块大洋。我听了直摇头。想当初，我哭着喊着想去教书，那帮王八孵化物却不让我去。现在去瞎教什么？何况，当年我“稀饭”学院的同学们都混上中学一级二级教师了，难道去做个工资只有他们三分之一、没编制的代课教师同事吗？我还要脸吗？
我也不想再去做什么街头窜窜，摆个地摊什么的，钱挣不了几个，把人弄得灰头土脸气急败坏的；如果遇到发了情的城管或喝醉了酒的大盖帽，没准小命都难保。我曾亲眼看见这些家伙像“动物世界”里的猛兽攻击食草动物一样攻击在街上摆摊的，连老弱女人都不放过。像我这样的倒霉蛋，放在体面人的眼里，纯属TMD烂命一条，再不敝帚自珍一把，也就眼睁睁看着自己变成一堆不耻于大好形势的狗屎堆了。
父母长住医院，我一人赋闲在家。白天我去股市上晃一圈，套得一塌糊涂，估计几年是出不来了，索性不理它。回家后看看电视吧，千篇一律的新闻和假模假式的电视剧让我忍无可忍退避三舍；看看盗版美国大片吧，那种远离下岗职工生活的玩意儿很快让我厌烦了。其余时间，除了三天两头去医院看看，在医院、单位和社保局为老爸的医药费问题和他们死磨硬缠，就无事可做了。
我常常失眠，实在不知道该干啥。我想起几年前从深圳铩羽而归后极度空虚时写的那本书，一阵翻箱倒柜，那稿子居然还在！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觉得这小子还有点意思。
一年前北京有个作品研讨会，一个叫什么“追魂”的文化公司发起的。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获得了我的地址，给我发了个邀请函。我一看，除了交通食宿自理，会务费倒便宜，四百九十九块，还可以见到中国文学界一群“大尾巴狼”。我一直想去北京旅游，在京的大学同学杨星辰和李皓也邀请我去。于是带着书稿进京，半是旅游半是开会。两周时间，结识了一大帮五湖四海形迹可疑的文学老中青。研讨会上，一群“大尾巴狼”们吹得我如坠云雾。这部尚未出版的粗糙作品被冠以“解构性写实”、“后现代”、“黑色幽默”、“囚徒困境”等吓人名词，把我说成一个若经他们调教必将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还假模假式地和我签了出版代理合同，一直没下文，稿件也就扔进了墙角书架。现在，是修改它的时候了，至少我还有些事情可做。
吃饭问题很好解决，我姐新开了个小餐馆，我天天蹭上两顿，风雨无阻。其余时间，我陷入了文字的汪洋大海。
此后一段时间，我还找过雪儿一次，家里聚餐，需要她出场，她没收费。她也来找过我两次，我依然不冷不热地接待了她，她两次夜不归宿，波澜不惊。她忽悠我和她合开茶楼，还想“转正”，我都拒绝了。她几次约我出去玩，我都推掉了。我们家里对她意见不太统一，我父母觉得还行，说她白白净净，又挺机灵；我姐和弟觉得我可以找更好的，按他们的说法，雪儿有些咋咋呼呼。
两月后，将全书大幅修改一遍，感觉好多了。把这手写的稿子拿到了一个打印室，几天来就守在那里校对。为了不至于稿件在某一家出版社墙角发霉，决定自印二十本，同时寄出去。老板在计算器上乱按一阵，开出了一千四的价格。
“七十元一册，比正式出版至少贵三倍，你拿我当猪头啊？”我气晕了。
“你在杂志社干过你知道啊，这个成本主要在排版出片，多印几本没多大关系，一点纸钱而已。你如果印一千册，每册三十元没问题。”老板寸步不让，说得也合情合理。
我看那打字的小妹哈欠连天，趴在桌子上揉起眼睛来，于是减价二百。老板的脸皱成一团，TMD就跟刚做了包皮手术似的，一阵痛定思痛，终于遇见我倒了八辈子霉似的答应了。
一周后我拿到了成品，杂志那么大，印刷清晰，装帧扎实，封面还设计成一叶扁舟孤帆远逝什么的，看起来像模像样的。我笑逐颜开地付了余款，挑最牛逼的出版社一口气寄出去十八本，一本寄给了“追魂”文化公司，一本自留。邮局说自印品非印刷品，既不能走印刷品，也不能走包裹，只能按信纸走，态度坚决，不容分说。一称重量，加上挂号费，一本居然要三十多，五百多块一眨眼就出去了。
我兴冲冲地拿着书稿去医院。刚走进理疗室就觉得走进一个新的磁场，诡秘而阴冷，几个护士正在紧张收拾廖老头的床铺。老爸老妈一脸悲凉，我爸苦笑着说：“见马克思去啦。”
这不过是父母住院一年多来目睹的接踵而至的死亡事件中的最新一桩。沉默了一阵，我老爸询问我这一段时间所作所为，他警告我找点正经事干，别无事生非，把公安局的招来。他的担心不是没道理，我曾经两次把公安招来。一次因为在街上练摊和几个摊主发生冲突，一次因为拒缴保护费和几个资深烂滚龙血拼。两次流血冲突我都幸运地免予治安处分。我拿出书稿：“老爸，您就不能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我在当‘坐家’呢，天天在家坐着，稿子修改完毕。”
我几年前写初稿时家人就知道，我妈和我姐鼓励我，但老爸并不看好我。土八路出身的他对知识分子感情很复杂，一度很鄙视，直到他儿子考上一所“稀饭”大学。老爸翻了翻，只是问了句：“这花了多少钱？”
“二十册，一千块。”我把零头隐瞒了。
这个数字把他们吓了一跳，那年头，猪肉也才三四块一斤呢。
“书已邮寄给出版社啦。”我安慰他们，“打印是为了出版，出版是为了换来白花花的银子。舍不得孩子还套不来狼呢，这点小钱算什么啊。凡事都有牺牲，你们当年不牺牲，哪来今天腐败分子的好日子？”
我老爸一声叹息：“我看你是狗揽八泡屎，泡泡舔不净。”
“你准备怎么办？”我妈话锋一转。
“什么怎么办？”
“你装傻啊？你的工作怎么办？写作能养活你吗？那只是个业余爱好。还有你的个人问题，我看雪儿还行。”
“走着瞧吧。”我不耐烦地说，撤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