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诗的序起了这么大的哲学题目，有虚张声势之嫌。其实哲学不过就是看世界的眼光，再延伸一些还可以说是人生态度，而海德格尔的哲学又是一种诗学哲学，其“存在”、“说”、“话”（诗、思）等核心问题，与诗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他偏好于“非概念性语言和思维”。可见，对题目还真不必那么认真。
海德格尔的“存在”，是在知识之前，即主体与客体尚未分化的一种最原始的状态。因此，对于“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它只有“不是什么”，没有“是什么”。海德格尔当然不能说“是什么”，因为“存在”在他来说“不能”用知识来阐明，只能用后退的一种思维来接近它，这也是他“回家”的原因。但是，毫无疑问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是具有自明性的，人脱离自明状态是由于人有了认知能力。从人的角度来说，“存在”是什么呢？应该说是一个“真”的世界，它没有假这样的遮蔽面，因为人还没有逻辑思维能力，也就是说人脑里只有感性元素，还没有抽象、概括、组合等这样的理性元素，内在语言尚未最终生成，精神还是一片空白，在当时人的眼里包括人在内的世界是澄明的，那是非知识的澄明，是物性的绝对自明。因此，如果说那时意识矇眬、世界混沌，就是用知识的眼光代替了非知识的眼光。当人从“真”的世界走到了知识的世界，由于认知的局限性，有了意识矇眬、世界混沌的体验，直至现在我们也不能说，这个知识下的世界已经没有矇眬没有混沌了，知识是永无止境的，知识世界的澄明也就是主体性的澄明是没有尽头的。人从“真”到知识一直受到虚无与实有的困扰，特别是经过漫长的过渡期进入人的主体性时代以后，虚无与实有不再仅仅是人看世界的两种不同结果，它通过错综复杂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生活，甚至上升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为少数人服务。但如果用是非或绝对化的眼光看待虚无与实有是十分有害的。总体来说，虚无不否定实有，实有也不否定虚无，而且虚无与实有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之所以可以相互转化，是因为不可见不可闻不可感（不可思）的虚无中可能还有可知的成分，还有个体实有的成分，而可见可闻可感（可思）的实有中也可能还有谬误的成分。当我们对天空只能说出太阳、月亮、星星的时候，再问下来就是不知道了，这个不知道就是虚无，是未知的概括，其中包含着可知，当星系、黑洞为我们所知的时候，原来虚无中的一部分又转化为实有了；而当一度成为实有的地心说转化为日心说时，原来地心说这个实有就变成虚无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虚无与实有以客观因素为基础，以主观因素为主导，它们的转化与知识的澄明（新知）密切相关。虚无与实有的转化也可以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上具体阐述，如当个体有了星系、黑洞的发现，而集体还未能普遍认知时，这一个体的实有对集体来说还只是个虚无，当集体对某个实有有了普遍认知，而有的个体却不能感受、把握时，这个实有对这一个体来说也自然还是个虚无。在这里，个体还可以引伸为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等等。在知识世界里，虚无与实有都有自在的澄明，但虚无面向的是过去，它的澄明在现在和未来只有变弱甚至熄灭而不会再提高亮度，从实有转化的虚无也只有用历史的眼光才能看到它往日的澄明；而实有面向的是未来，它的澄明是永无止境的。海德格尔的“存在”是非知识的世界，没有虚无与实有之分，但它面向的也是未来，只是它非知识的澄明被知识的澄明吸收了。“存在”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不过人们一般很难看见它的踪影了，海德格尔之所以隐约地看到，那是他用了一双诗性哲学敏锐的眼睛。
把老子的“道”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作比较，可以看出，他们在体察本源性问题时的一种相同的倾向：感性，“道”是从感性出发的，而“存在”也回溯感性的本源。老子从“体己”进入“无”，与海德格尔一样是一种后退的思维。与“存在”所不同的是，“道”虽然有“绝圣弃智”达到“物化”境界的倾向，但它事实上有可知甚至所知的成分，因而属于知识世界。“道”最初从集体上说它是虚无的，尽管有一些虚无成分转化为实有，至今它根本上也仍然是虚无的，但还可能有更多的虚无成分可以转化为实有，这说明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有比“存在”更高的智性，同时它也许要在知识接近最澄明时才能看得更清楚。我们现在对“道”的认识还是有局限的，比如有人说唐朝的王维诗体现了“道”的最高境界，这里的最高境界说就令人生疑了。不过我们应该肯定，“道”与“存在”的感性很贴近人们的诗心，有了这样的诗心，我们的内心就可能更宁静更清澈。从海德格尔与老子那里，我们追溯到了诗性的渊源，但他们停留在后退的思维上，作为一时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尚可借鉴，作为前进的主旋律则是不足取的。现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人已不能后退回到“无”，回到“真”，回到“家”，而只能在知识世界的澄明里前进，无论是真理或者“家”都是在前进的路上，我们永远只是一种途中的抵达。诗也只能向前进，从澄明走向更澄明，进入“高明纯一之地”，也许那儿才是真正的“无”。无疑，诗人要先于集体抵达，但更要善于把个体的实有澄明转化为集体的实有澄明，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深入浅出。
“说”、“话”（诗、思）是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海德格尔迷恋诗性语言，因此，这“话”中的思虽有西语思维的理性，但它追寻的，是现代语言描述对象时失去的那种最原始的存在意义和本原意义，而“话”中的诗，它更是偏好于原始状态中的感性释放。这对我们借鉴利用西语诗资源是一种很好的启示。“说”与“话”的观点，说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已经站在很高的平台上，可惜还不是站在语言思维的高度，把“说”从外在语言方面全面展开，从“话”在内在语言方面深入开拓（实际上“话”中诗就有内在语言的感性元素，思就有内在语言的理性元素），这也许是他追求诗性语言带来的缺陷吧。
现代一些学者认为，名词性语言是一种生活形式，一种初始语言，而形容词性语言是一种经过改造的人工性语言。这也是没有认识和把握到语言思维中内在语言与外在语言的内在联系。人的语言从简单到复杂是随着人对外部事物（包括自身）认知能力的提高进一步生成的。而初始的认知是感性的，外部事物的形态、色彩、声音、气味、温度等感性元素，反复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包括人脑），产生了内在语言的感性元素。这些具有差异性的感性元素，经过人脑长期的反复感知，人脑逐渐有了概括、抽象、组合等能力，内在语言的理性元素也产生了。当理性元素把这些感性元素经过抽象组合起来时，内在语言在人脑中就生成了，外部事物作为客观外在语言也相应产生，同时，人通过意指性的声音、肢体、符号等等主观外在语言，将人与外部事物低级的感知关系上升到了高级的语言联系。随着语言（包括语言记忆）的丰富，人在内在语言内部就可与外部事物进行抽象的语言联系，人与人之间无需具体的客观外在语言也可以进行具有外部事物内容的语言交流。从语言生成情况来看，具有形容词性的内在语言感性元素产生在先，因此，无论名词性语言还是动词性语言都是以感性元素为内容，以理性元素为形式，也就是说都包含一定的形容词性语言，片面地说名词性语言是初始语言，显然有悖于语言思维的特性。而形容词性语言真正现身于外在语言，应该是在名词性语言、动词性语言，已无法满足人提高对外部事物认知能力的时候。可见，形容词性语言不仅是语言思维的根，而且也是提高人的认知能力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