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自荐了散文《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沉淀的艺术和我的沉淀》。前一篇散文中，她描绘了一个人置身于大雾的感受。触景生情，灵感突发，放松心情，展示本我：“只有在大雾之中你才能够在看不见一切的同时，清晰无比地看见你的本身。”雾里人生感受，自是一番滋味，最为难得。这是文章的支点，也见出构思的奇妙，她的语言委婉清丽，一如她小说的文风。
铁凝的散文最早结集的是《草戒指》、《女人的白夜》。她以温婉的笔触，写世事人生，尤以女人的人生片断，最见光彩。代表作有《河之女》。一个关于河中的石头的故事，写得曲尽其妙，也以出人意表的感悟，诗化了大自然中的情怀。河水，石头，人物，风习民俗交织相映，景象物象与情思相得益彰。所以，她在散文的感言中，以“心灵的牧场”来表述：
……
世上的各种文体，同植物和动物之间、陆生动物和水生动物之间一样，都存在着交叉状态，但这种交叉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彼此可以相互替代。比如小说和诗，是可以使人的心灵不安的，是可以使人的精神亢奋的，是可以使人大哭大笑或啼笑皆非的，是可以使人要死或者要活的。散文则不然，散文实在是对人类情感一种安然的滋润。
散文是心灵的一片牧场，心灵就是这牧场上的牛羊。当牛羊走上牧场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因辽阔、丰沃和芳香而生的自在。
散文需要自在……
安然自在，心灵牧场，散文的精神性为其主要，这是文学的归宿。以此为旨归的文学，是具有滋润人心的力量。
我说她的周到，还因为另一件事，在她一年后给我的信中说：
王必胜：
你好！
寄来的新闻出版报收到，多谢你对《无雨之城》的褒奖。
遵嘱，给长江文艺出版社写了几个字，不知会用否，请转交。有事随时联系。
祝
夏天好。
铁凝94.7.4
信中所说的新闻出版报的文章，是我评论她的长篇小说《无雨之城》的小文。我是从通俗化和严肃性的角度来论及的。那段时间，受大连日报的读书版之邀，为他们开有“京华书影”的专栏，每半月荐一书。我写了这部小说的评介，后也给新闻出版报的朋友发表了，这就是她信中说的，对《无雨之城》的褒奖的事。我以严肃与通俗的话题说到，小说有通俗文学的故事框架，严肃文学的内涵。“它是在二重人格的精神层面上，描绘当代人的政治仕途与情感隐私的尴尬和两难之状，直逼人生最为隐秘的情感之角，也在反思在物欲、媚俗的时弊中，健全的人格之于现代人的重要。”这部小说在铁凝作品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让我们看到一个纯情的严肃作家，通俗化的路子，或者加入了那一时期小说寻找新质文化的反思中。以后她写的另一部长篇《大浴女》，也可视为同一路数。
信中，她说的写字一事，是为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题字。当年，我的学长秦文仲是一个编辑室的头儿，他多次托我，说社里好像是个什么纪念日，要请铁凝写个祝词或者随便一句话。我曾建议他们在北京找个书法家倒也省事，可铁凝在外地，怕不太方便，私心想还不如书法家写个字得了。可是他们坚持，非要铁凝的不可，至今，我也没有弄明白是何因。记得还很少有找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题词什么的。可见他们对铁凝的重视。我已忘记了是当面还是信件请托铁凝了。不料，她很快就写了，让我十分感动。抱歉的是已忘记了她所写的内容，也忘了收到后如何转交长江社的，有否给她回音。事过多年，这题词什么的也不知何在？真有点不敢想象。也没有多大的奢望。因为具体办事的秦兄，是个好人，他在单位里还有很多的关口，出版社的几经变化，书后来再版也没有与我们打个招呼，可见一斑。再说，十多年过去，物是人非，世事茫茫，觉得对不起写字的主人。但，铁凝的周全，让我在出版社那边，有了交代，在当时是很愉快的。
与铁凝的熟悉，是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研讨会。那是在1989年2月，那次会议我写了一个较长的报道，以评述的方式说会议谈作品。当是较早的关于这部小说的新闻述评文字，后来又约发了有关的评论文章。记得铁凝为此还来过电话说及，想是她办事很周到。
后来，间或是在北京还是石家庄的会上，偶有见面，几年前她的新作《棉花垛》出版后也在北京开过研讨会。那是她上任主席前的最后研讨。位置更高了，时间更紧张了，只有更为勤勉而严谨了。听到较多的是，艺术上她勤奋精进，摇曳多彩，变法创新，而为人上她是通达周到的。这也是一个作家而主席的必要修炼吧。
结语
拉杂把十多位作家的信件作了一番评述，意犹未尽。其实，说评述不尽恰当，是借题发挥，说同他们的交往，说他们的文学，主要是散文的成绩。
写了这些，遗憾二字油然而生。是的，我没把收入书中的五十五位作家悉数写到，不是因为篇幅，是现存的信件中不少作家阙如，有几位老人，像冰心、巴金、孙犁老们，年事高不便直接打扰，还有的信件是寄往合作者潘凯雄那儿，也还有因保管不善没有找到，种种原因，就只留下一个遗憾了。那些没有写到的作家，如王蒙、王安忆、王中才、李国文、从维熙、史铁生、叶兆言、冯骥才、刘心武，贾平凹、莫言、苏童、余华、陆文夫、张贤亮、张承志、张炜、张抗抗、高晓声、格非、迟子建、陈世旭、苗长水、金河、赵玫、阿成等，或许以后有了机会再续。还有，写到的作家们，也是印象式的札记，请包涵了。
之所以把作家们关于散文的文字，基本抄录，觉得这些文字有相当的分量，也为研究者留下一些资料吧。这长不过六百，短仅是二三百的文字，是一篇篇精短小文，集中了小说家们对散文的领悟。谈文体，说语言，论意境等等，或零星感受，或细微梳理，各不相同，甚或矛盾，却出自内心，发于肺腑。随意为之，皆成文章。洋洋数十家，倾情于一种文体，甘苦寸心，见性见情，纵观文坛，历览散文百花园，实为难得，恐也绝无仅有。
因而，读他们，兴味盎然；写他们，言不尽意。“此情可待成追忆”。唯感佩而感谢。感谢散文，感谢小说家们的书信。
2010年4月老田
老田是我们部门的老主任，原名田钟洛，笔名袁鹰，在文坛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的著作，少说有三四十本，包括散文、诗歌、杂文，以及编著。他主要写散文，曾有数篇作品入选教材。五十年代，他的域外题材的少儿诗歌，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前几年，巴基斯坦总统访华时授予他贡献奖。还有，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老委员，他从四十年代起就从事新闻工作，一位资深的报人，他的文名和资历都是令人尊敬的。
老田，是大家对他的一种亲切自然的叫法，那时候，同事间称呼简单而随意，从不叫官职，没有谁把对人的称呼与叫职务联系起来。这在当时很平常，上行下效，大家都如此，老一点的不以官位自恃，小一点如我辈，也没有在称呼上的不便和难堪。一个平常轻松的称呼，体现了单纯亲切的人际关系。
我是1982年来到现在这个部门的，之前曾在一个大学，要说那里大小也是个局级，有相当级别的干部，也有延安时期的老新闻，大家都以某某或老某小某相称，连学校的某某老师的常规叫法也不多，没人叫官职，也没有人摆架子，好像没有条件摆什么架子。我的直接领导是一位三八式的干部，他的副手也是一位老同志，从年龄上我们相差三十多岁。他们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拖把和抹布满楼道地搞卫生，与他们共事几年，从没有听谁叫他们官职的，连我当时作为小字辈的，也这样老武老苑地叫，没觉得什么不好。也许是习惯了，也许是这些当事人的带头，谁也没有把这些个或大或小或实或虚的职位当回事，这个好的传统一直沿袭下来，光大于后辈中。我那时刚到北京进机关，因了这先行的一步，来到报社后对这种平常而简单，其乐融融的集体氛围很适应，仿佛这文化机关就是这样子的，所谓官僚衙门，一点没有感觉。
按说，老田我应当尊为老师的。他不仅在资历和学识上，在生活上，是我所尊敬的老师辈的人，而在我上研究生时，师从他指导学业，也是名正言顺的老师。只不过，我们上的研究生班是集体辅导，老师只是专门指导论文写作的。可能这一点与专门的导师制的研究生不一样，所以，在几次的场合我向人介绍，老田是我的导师，他却不以为然，总说哪里哪里，一笑了之，一番真诚的谦让，也就不再多说。有时候，我想，学生不才，忝列其门，有辱吾师，而从心里来讲，我总是把他当做导师的。如前所说，他不仅是我学业的导师，而在他身边工作的那几年对我的教育和关爱，以及他在单位以至文坛的口碑，都是为我师表，有如师严的。
记得第一次去见他，大约是1980年。他的办公室还在王府井报社大院，我是首次登门，拜他为师，对于一个年近而立的学生，他也许觉得没有什么可要交代的，而于我却近距离地见到心仪的作家，投其门下，颇有点惶怍，简单地交谈，觉得我导师是一个面善之人，那副身子显得结实，虽有些发福，但看出来他的干练，听他说话，觉得江南普通话里透露出浓浓书卷味。
这以后，因他工作忙，写作的事仅与他通通电话，学业方面也只是简单汇报，到了快毕业时，才因写作论文与他接触稍多些。他对人对事，总是十分的宽厚，也许是这个年龄有所成就的人，对于后辈的仁厚，也许是一种放手的信任。记得我的毕业论文，他也没有具体提些什么意见，只是在大的框架和结构上，宏观指导，也是到了论文打印上交时，他作为最后的审定人、导师，签字放行。他对我最后的论文答辩，也没有后来的一些辅导老师那样的紧张，没有为我谋划商量，以便有所预案，应付可能的不测和变故，像后来我所参加评审学位时的那种杂七杂八的人事和非学业的纠葛。当时，我的评审委员有几位、都是谁，田老师也没有过问。大概他以为，我们这些“文革”后较早一批的研究生们，耽误了十年，恨不能夺回荒废的时间，大家学业勤勉，对这批人的行事标准、学业研究，较为放心，觉得都有相当的自控力；或许，田老师们还以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清纯，学风纯正，作为老知识分子，他希望看到的是年青人的认真求实的作风和老实本分的态度。这也许是老田他们这一批德高望重的新闻、文化界知名人士，乐于指导我们这批年龄不一、社会经历也较复杂的研究生们的一个缘由。
毕业后，我成了他的下级、同事，到1987年他退休。这段时间里，我亲聆教诲，他那学者的风度，长者的宽怀，父执般的善心，深有体会，也时有感动。部门里大都有我这种看法，记得缪俊杰先生曾在文艺报上写过一篇文章《袁鹰的风格》，生动地描绘了老田的为人为文，说他“官不大，名气很大；职务不高，威信很高”，认为老田是最没有架子的，对人对事真诚善良，心胸豁达。我还记得，最为大家谈论的是，他得了稿费后，总要交一笔党费，这已成了惯例。老缪的文章说，“文革”前，老田曾一次交了八千元的党费。二十多年前，人们的工资很少的两位数，除外也就是一点不多的稿费了，老田每有稿费都拿出一些，好像很自然。那时，也不时兴搞什么内部的表扬，也没有内部的宣传小报和单位的闭路电视，这类宣传也不是老田的本意，他也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纯粹是个人的行为，只是表达一份神圣的情感。按说，他的家境并不宽裕，家中老父亲和一个残疾的女儿，需要照顾，可他却多年一直是用这种方式表示一个老党员、一个部门领导者的心意。那时候，不时兴作秀，也不像现在有人还没有做点什么，满世界地鼓噪，生怕自己做了一点事别人不知，特别是那些有点权力或有点小权的人，陶醉于表扬与自我表扬中。
老田属于那种对别人宽厚，对自己严格的人。他在主政部门时，没有见他激烈过，每每部门的会议，都在一个稍大些的办公室里开，如同农村田间地头的村民会，随意地坐着，谈点实事，无高谈阔论，只有信息情况的交流，简洁的工作安排，如此而已，要做的和要办的就解决了。而作为主角的他，不激烈，不焦急，也不偏执，但也不马虎。属下的有条不紊，工作也没有出现过差池，也许那种纯正的文学和文化气氛，让各位编辑同仁、同事们各司其职，演绎得得心应手了。老田领导作风朴实，不指手画脚，不颐指气使，哪怕是对我这样的小字辈和新来的，说话总是以商量的口气。不说官职（好像他已是“文革”前的十三级，属高干之列），就是在年龄上，他可以是部门的有些人的父辈级，可他还是以细声和气谈工作，商量的口吻说版面，即使议论单位的大事小事，即使批评文化界的一些不良之风，或者激愤于某些孜孜于利禄权势的人，蝇营狗苟的事，他不像我等之辈，恨不得与之绝决；在他也多是一种认真地分析，还为那些本来就是尸位素餐的人，那些混迹于文坛而捞取资本的人，作些“假若”、“如果”式的推想。比如，说他们也不容易，替他们的生存现状着想，其宅心仁厚，为不多见。在“文革”中，老田被造反派打倒，也有个别同事落井下石，颇不地道，他的处境可想而知，可平反主政后，他并不把过去的恩怨当回事，连那些对此有过节的人也心有芥蒂，可老田却对此付之一笑。在他的眼里，总是看到你的优点；在他的心里，总是为别人想的多。与他共事几年里，我发现他没有批评过什么人，甚至于，对别人的挑剔和耍性子，他也不太计较。大约是1984年左右，一次因为一块小刊头漏发，开了“天窗”，造成了报纸上的不大不小的事故。在部门会上他自责，检查批评了这件事，可是当事人却有些漠然，不当回事，好像还说了些不合适的话。这事让我们都以为当事人太漫不经心了，而老田只是把这件事在大会上说过以后，没有因为对方的散漫而动怒，更没有因此而给人“穿小鞋”。他好像不曾批评人，也没有见到因为什么对属下发火，更不会无名地动怒。这些，除了与他的修养有关，我认为，体现为老田对事对人，多以一个文人的思维来对待，无论是他的下属，他周围的人和事，他取的是平等宽厚，甚至于过分的自我担当。当然，更多的时候，他是想为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尽量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这种大度的领导作风，最容易赢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