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们要这样宣告，
我们无罪，
然后我们凋谢。
——阿垅的诗
朋友说，现在写文章就是要新。我说，旧就是新。譬如科学与民主，是旧的，即使在中国，1919年就时兴了，但是到了今天，还是新的。
朋友说，现时写文章很难有轰动效应。我说，时代越往前走，人们情绪的宣泄口越多，文学的轰动效应自然就少。
一个能诱发欺侮欲的人
我第一次看见他，五分钟内的感觉是：这是一个能诱发欺侮欲的人。
然而，或许被欺侮有被欺侮的快感呢？！
他把自己几乎缩小到无。他每日只小便一次。因为他不仅不喝酒不喝茶，而且不喝水。哪天要是突然喝起水来，那就是病了。有一次高烧四十度。妻打电话找车，同时翻出一片不知哪年剩下的感冒片让他服下。人们把他抬上汽车送到急诊室，一量体温，怎么只有三十六点六度？他生病从来只需吃一片药就灵。从小没钱吃药，所以任何药对他都有奇效。
他连身体也尽量缩小。体重八十斤。这么一个人也躲不过被打的命运。“我是可以随便被人打的。”他对我说，极平和地笑着。被打的时候自认为态度很好。人家打他之前照例要叫他老实交待：“说！你叫什么名字？”明明本来是同一单位朝夕相处的同事，他也总是诚惶诚恐地大声回答：“我叫陈宗棠！”因为希望人家说他态度好，讲话尤其急，绍兴口音尤其重。打他的人大吼一声：“什么？你叫响叮当？！你要老实交待你的名字！”于是再报，更加“响叮当”。打的时候也越发响叮当——因为他的骨头太多。打他的人打痛了自己：“你为什么这么瘦？！”
连头发也“瘦”。侧面看去，细细的、稀稀的黄发立体交叉地竖着。从来没有用过梳子。微驼着背，凹陷的脸颊，双手紧捂着身上一只布包，好像要把身子尽可能按进椅子里似的，全体往里缩，突出来的只有发黄的门牙。头发、面孔、眉毛、眼珠，全都像水洗布似的，褪色发白，总像漂洗太多，揉搓太多。而人，便像水洗布那么干硬，挤压不出水分。做人做学问都没有水分。一说话，下颌骨突露，像牵引火车头的滑轴，辛苦地一牵一动，可怜得叫人不忍看。
他说他很有孔乙己的穷酸相。可是他这个80年代的孔乙己常常穿得像小流氓。他有几条牛仔裤，都是儿子们穿剩的喇叭腿的，屁股上有一个金色的“牛头牌”，还有很多金色的圆钉。儿子都嫌过时了，他拣过来穿。上身的花格衬衫也是儿子淘汰的。外套一件妻的暗色毛衣。眼镜是他的老父亲年轻时用剩的。镜片破了一块，镜腿只有一条，另一端用一根细绳把这副眼镜搭到左耳朵上。看书时才戴。这副由两个挤在一起的黑圆圈组成的眼镜，把他那本来就窄小的脸越发地挤压在一起。
他像一种小动物那样本能地藏起自身，不引起人的注意，躲避正面冲突。十九岁的时候从报上看到批胡风，明白不能说话，只能治史入手、资料为本。他为自己找了这样一个很多人不屑的立足点。人们当初看不上他：一个搞资料的。等到人们注意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著作等身，须刮目相看了。
他写一手好字。但不备笔墨，无裕余之心挥毫。登门求字者甚多，一律自备文房四宝。业余爱好有两样：一是集邮。邮票不贬值，只增值。经济利益不受损失，又可留给孩子完整的东西。比如，建国以来跟马沾边的所有的邮票，一张不少。二是美术。尤喜人体画。某日我从他书桌抽屉里拿东西，一页白纸翩翩然飘落而下。他说不用捡，我说要捡的，捡起的是他画的裸体女人像。他书桌玻璃板下压着十二名三围很美的女人像，是十二张月历，但日月在美人脚下黯然失色。他大谈性的解放和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当此之时，风把他家的大门吹开了。他走出书房去关上大门，或者说，是掩上大门，并不锁上——怪不得风先生可以突入。他说妻子不在家，凡有异性来，他概不锁大门。他三十岁以前，人家给他介绍异性朋友，见他无钱无貌，介绍一个跑一个。他五十岁以后，他给儿子介绍异性朋友，异性却喜欢了他。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异性？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快点到六十岁吧。
他极规范地生活在妻子的生物场里。他以绍兴人特有的精打细算来支配他的时间，孜孜于著书立说。他十几岁时感慨于那被削、被烧、被烙上印记踩在底下的马蹄。他读庄子《马蹄》篇，深恶对马的前有镳缨之束缚，后有皮鞭之驱赶。从此署名马蹄。马蹄在潜意识里，便兼有服罪感和不服罪感。马蹄寄出二百来篇稿子，纷纷“落马”。“我这个轮胎，就是用别人的嘲讽和欺侮打足气的。”他说。他在“马蹄”两字之后，加一“疾”字。后来学界皆以为他姓马，叫蹄疾。从此他马不停蹄，马踏飞燕。十来年出了十五本著作，还有几本已写完还未出版的书。去年他用四五个月的时间写出我国第一本《胡风传》（二十七万字）。1955年他十九岁时为胡风感到不平，到1988年一吐为快！他会享受自由了。
他拎的那只布包上，印的是马踏飞燕。他胸前的徽章，是马踏飞燕；他卧室的窗帘、床罩、枕头、被子、沙发布，全印满了马。更不用说书柜上的一行马队，墙上挂的马、写的马。他如蚂蚁的形象使他得以营造自己的巢穴。他如奔马的内核使他脱缰而出，甩脱现实世界的纷争和束缚，驰入意识自由的境界。讲到自由，他从全是马的沙发上站起来，弓着背，两臂屈着同时使劲地向前挥着，一下一下的，好像双手拉缰骑马疾驰似的。然后两手一摊，十指插向心间仰天长啸。
这时他是野马，是自由马，是背负重荷的千里马，是被他挡在妻子生物场外的异性眼中的骏马。
马性勃发的时候，他告状了。为什么好几个只写了一两本书的评上了研究员，他这个写十几本书的反而评不上？他觉得这样的事是应该告状了。然而君子坦荡荡，告状之前他找领导谈话，说他要去省里告阁下什么什么。到省里，他又遵照领导的口径“告”领导。然后回到领导那里汇报他“告”了阁下什么什么。他虽然告状，却不希望引起领导反感。于是又自省吾身：“吾异化了。”其实，他也没想认真告状，就是觉得评不上研究员面子上不好看，生气。
知识分子是怎样越来越老实可爱的
1931年10月，胡风加入日本反战同盟，继而加入日本共产党。
1933年2月，小林多喜二暴死狱中。日共机关报《赤旗》被搜出。胡风等被捕。
1933年7月，胡风被驱逐出境。列车开出东京站台时，胡风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口号。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胡风即往鲁迅寓所，料理丧事，与宋庆龄、蔡元培、茅盾等十三人组成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22日为鲁迅起灵扶柩，抬棺入穴。
1959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收到制锁工人陈宗棠的一封信。信中说哪儿能搞学术研究他就想调到哪儿去，所以希望郭院长帮助他调到北京。工种不限，扫地、看门、收拾厕所都行；工资不计，能勉强维持生活即可。
陈宗棠是绍兴人。儿时母亲总说：钱要仔细花。后来在仔细花钱的人生经验上，又增加一条：仔细做人。陈宗棠十来岁时，二分三分的零花钱，他都仔细地攒下。攒到五六角钱了。从他家到秋瑾烈士纪念碑的轩亭口，不过二百多步，就有四五家古旧书店。他花一角钱买一本旧书，读完后就可能以一角五分钱卖给另一家旧书店。钱要仔细花的——然后再买一两本，读完后再卖出去。可能在三本书的买进卖出中就赚下一本书的钱了。前后七年，他就用这五六角钱做本钱，读遍了绍兴旧书店里的书，自己还攒下两箱书，而手头依然还是那五六角钱。三十年后他在《绍兴日报》上撰文说绍兴人小气，是绍兴经济发展的一大精神障碍。说绍兴人一到市场，几乎没有一种东西不讨价还价的。五十岁的他或许忘了少年时代的他正是发扬了绍兴人讨价还价的优势，才能以五六角钱扫荡全城旧书店的。
他在1951年小学毕业时，得了肺结核。不能考中学，也不能就医——没钱。天天喝搅上鸡蛋清的柏树叶水，也算偏方。正是暑假，他找了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光明文艺社，出了两期《光明报》，每期八开四页。1951年的绍兴，文化尚未开始大规模的流失。但是绍兴市委宣传部没收了这张小学生办的《光明报》——非法出版物。同年报上连篇累牍地批《武训传》。少年陈宗棠惊悸地觉得，这场劈头盖脸的批判和他好像有什么关联。
陈宗棠从此再没有上学的机会了。
1954年的批判俞平伯过去了，又开始了1955年的批胡风，十九岁的陈宗棠读了《文艺报》上发表的胡风三十万言书的部分，然后看到作家出版社出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从1955年5月到7月，三个月里居然以超高速度连续出五集。这在中国，若不是搞政治运动，就不会这样“一抓就灵”，且每集十万册，五集共五十万册，作者是一大批著名的学者、文人。
从此开始了集体无意识。
从此知识分子越来越老实可爱了。
陈宗棠再不想涉及他本来极感兴趣的文艺理论。他没有健壮的身体，时代更不允许他有健全的性格。他只能在读书中寻找他那被压抑了的越人性格的宣泄口——绍兴是越国的都城。越王勾践十年卧薪尝胆终于报仇雪耻。清兵攻下南京时，明宰相马士英想躲到绍兴。绍兴文士王恩任去信痛斥马士英：“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越人陈宗棠选择了具有反叛精神的《水浒》进行研究。他收录有关的版本、续书、仿书、故事乃至纸玩片、扑克等等。但是他在当地再也搜寻不到更多的他要找的书了。他想中国哪个文化人最大呢？郭沫若。那就给郭沫若写信。这是一个饿极了的人不顾一切地写下的呼救号：SOS。
陈宗棠当真接到郭沫若请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代写的回信时，他自己被自己吓了一跳。1961年3月，他被调到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而且不是扫地、收拾厕所，是在资料室工作。他总的感觉是：一条憋在脸盆里的鱼，放进大海了。
他每每把本职工作一做完，不参加舞会，不参加党团活动，不参加各种可开可不开的会，包上一个馒头就奔北京图书馆。从春到秋，又迎来了初冬的寒流。终于，资料室主任的面孔上，也越来越凝着寒气。你陈宗棠调到科学院这么些日子了，什么政治活动也不参加，群众还反映你找俞平伯这样的人请教学问，你这是白专道路，以后不准上北京图书馆了。
陈宗棠再开不出单位介绍信去北京图书馆查找善本书、孤本书。科学院图书馆长汪蔚林知道了，说我给你开介绍信！
这天，资料室主任找来陈宗棠：你是不是又在搞自留地了，又去北京图书馆了？
——我星期天去了。
——你有没有单位介绍信？
——没有。
——那么你是伪造介绍信了？你看看，这是北京图书馆寄来的，是你跟他们要的资料。还有这，让你陈宗棠付款的单子。没有介绍信怎么能给你查寄资料？
陈宗棠的潜意识里，一种犯罪感和不认罪感在厮打。
汪蔚林给陈宗棠开介绍信，支持陈宗棠的个人奋斗，后来被撤掉了图书馆长的职务。
或许因为总觉得不知还会突然遭遇到什么，或许因为虽然到了最高科研机构竟也不能堂堂正正做学问，或许因为越做学问越觉得学海无涯时间有限，陈宗棠越来越深感紧迫，常常想起少年鲁迅在绍兴三味书屋攻读时，刻在桌上用来自勉的那个“早”字。从此他的笔名叫：马蹄疾。
从此，《三槐堂刊本〈水浒传〉》、《西谛残藏嘉靖本〈水浒传〉》等等文章陆续见诸报端。《文汇报》1961年9月14日开始，l0月12日，11月16日，11月26日……都是马蹄疾的文章。从此报刊上马蹄疾、马蹄疾、马蹄疾的，后来很多很多的人知道马蹄疾。后来又后来，陈宗棠这个原名，连单位里的人也不知道了。
1962年，开始了困难时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中国科学院要砍掉三分之一的人。马蹄疾被砍掉去了鞍山。他在北京一年，从二十五岁长到二十六岁，长了皱纹——心灵的皱纹。于是常记起母亲说的：仔细做人。
他在鞍山图书馆工作，有事没事也得在班上呆着。别人做什么他也做什么，不管他内心多么厌烦，多么深恶痛绝！譬如闲聊、打扑克牌。人家叫你一起玩，你不玩的话，就可能是不关心集体、不关心政治、白专道路之类。于是给你设置障碍，制造麻烦，更加影响你做学问。为了做学问，先得学会仔细做人。做人要紧的是不要让别人挑出毛病。每天第一个来打扫办公室；晚上对外借阅不是他的工作，他也常常在帮忙：人家打扑克三缺一，他舍命陪君子，那三位打牌者高声大笑，他心里痛苦不堪。但是无论如何得坚持，坚持下去。如果要社会接受他，他首先就得接受这个社会，包括闲聊、打牌，这打牌的时间，他本来要查多少资料、抄录多少卡片的。现在只能把这些活挪到凌晨三点去干了——凌晨总没有人来找他打牌了。
他已经不是在中国科学院的他了。他从1962年到1965年在鞍山图书馆，年年被评为馆里的先进工作者。有一年还评上全市的先进工作者。他本来是目录员，很轻省的。但他要求去当辛苦的采购员。馆里自然同意。只不过馆里不会想到，他当采购员可不是专拣重担挑。他只有利用采购图书的机会，才能到各地图书馆去收集在鞍山不会有的资料。钢都鞍山只有钢铁。上海、北京、南京、天津等地图书馆的管理员，都认识了这个刻苦又穷酸、谦卑又韧长的体重八十斤的嗜书者——马蹄疾。他的探亲假也用来跑上海的图书馆。没钱住旅馆，所以天热偏往南方跑，可以夜宿火车站，冻不着。这天有人把他推醒。他睁开眼来，一时不明白这是在哪儿？他躺在候车室的长椅上，仰望一位俯视自己的严肃的民警。他是谁？马蹄疾懵懵懂懂的。他是谁？民警也在想。民警已经多次注意到这个一把就可以拎起来的瘦人干，天天晚上蜷缩在上海火车站。倒是不像小偷。可他为什么像个流浪汉？马蹄疾如实招来。民警破例照顾——招待他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大模大样地睡一夜。
马蹄疾少不了还要找到一些大学者家里去查资料。极拘束的、怯怯的，所以敲门极轻，轻得人家听不见。然而又非“打入”这些学者教授的私人藏书室不可。“笃”、“笃”、“笃”、“笃”敲来，敲木鱼似的，念佛朝圣似的。也许，对学术的虔诚，确使他超然于现世的苦痛肮脏之上。当他终于得以走进私人藏书室，面对他一路风餐露宿特来朝拜的著作时，他风尘仆仆而心无纤尘！
于是，三十五万字的《〈水浒〉书录》和三十五万字的《〈水浒〉资料汇编》完成了。连续几年的先进工作者马蹄疾，真正先进的是他的业余工作，自留地活儿。
一个不被现实接受也无法接受现实的陈宗棠逝去了。一个别人挑不出毛病、自己也能把公活私活都做好的马蹄疾，稳扎稳打地站住了，如果没有“文革”的话。
“文革”，他到底还是被挑出了很多毛病，譬如，资产阶级杂家，黑笔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