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巩固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西汉初年平息内乱，抗击匈奴，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军事力量，为雕塑艺术提供了新的题材；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为雕塑艺术注入了新的因素。
汉代较之秦代厚葬之风更盛，皇室贵族非常重视墓葬内随葬俑器的种类和数量，民间也纷纷仿效。东汉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中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及崇丧……多埋珍宝、偶人、车马”，厚葬之风盛行，可见一斑。汉人“事死如事生”，人们在生前能享受到的一切，死后仍要继续享受。上述种种因素使得两汉墓葬内随葬俑器较前代在种类、数量、使用材质、造型及审美趣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的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
汉代随葬俑器种类涉及到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人物俑。包括男侍俑、女侍俑、文吏俑、武官俑、武士俑、仆役俑、舞蹈俑、伎乐俑、百戏俑、说唱俑等。
第二类是镇墓俑。包括天王俑、镇墓兽、四神俑等。
第三类是家畜家禽。包括牛、羊、猪、马、鸡、犬、鸭、鹅、骆驼、鸠、猴等。
这些俑器按照墓主人的身份以及官位高低，分不同种类和数量随葬墓中，其作用在于保卫墓主人的安全，服侍墓主人，供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受。总之，在日常生活中能见到的，在汉代陶俑上都有反映。
（一）西汉时期
根据目前考古发掘资料可知，西汉初期墓葬内随葬俑以帝王陵园附近的大型从葬坑及诸侯王陵墓内出土的俑群数量最多，并以兵马俑群的形式出现，在内容和形式上仍沿袭秦兵马俑遗风。这些陶俑多出自于官营手工作坊，因此陶俑制作工艺精湛，造型设计讲究，规格整齐划一。西汉中晚期，随着社会趋于安定与富庶，人们的生活理念较西汉前期有了很大的不同，随葬俑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映追求生活享受的各种俑以及表示地主阶级所拥有的财富，如奴婢俑、劳作俑、百戏俑、歌舞伎乐俑及家禽家畜俑等，在墓葬中明显增多，这些俑的大量出现体现了社会风气的变化。
陕西关中地区是西汉王朝的京畿腹地，西汉十一个皇帝都埋葬在这里，除文帝的“霸陵”和宣帝的“杜陵”分别在西安东郊的白鹿原和南郊的鸿固原外，其余九个皇帝的陵墓都分布在由兴平县到高陵县之间的咸阳原上。这些帝陵是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义陵”和平帝“康陵”。因为汉代的皇帝与皇后死后实行“同塋不同穴”的制度，所以每座陵园基本上都由帝陵和后陵组成。
西汉绝大部分陵园附近，都有数量不等的公卿后妃陪葬墓。随着西汉帝陵及陪葬墓考古发掘工作逐步展开，愈来愈多的各类陪葬俑被发掘出来，如长陵附近的十一个陪葬坑、阳陵陵区从葬坑和惠帝安陵陪葬坑等等，这些陪葬坑内出土的陶俑均以俑群的形式出现，且具有极强的军事性质。
陕西地区西汉初期帝后陵及陵区陪葬墓俑基本上分三大类：一、带有军事性质的兵马俑群；二、陵园宫廷侍仆俑和舞俑；三、裸体俑。
陵墓兵马俑
陕西地区西汉初期陵墓兵马俑较多保留着秦兵马俑遗风，与此同时又有所变化与发展，其代表是咸阳长陵区杨家湾兵马俑群和咸阳安陵狼家沟兵马俑群。
咸阳杨家湾兵马俑于1965年发现于咸阳东北汉高祖刘邦长陵附近的杨家湾，随后进行了多次清理，共清理出11个陪葬坑，都是汉高祖长陵的陪葬墓。在这11个陪葬坑中出土陶俑多达2548件，内有骑兵俑583件，步兵俑和兵俑1965件，指挥俑1件，还有木质战车一辆。据传，墓主人为汉初太尉周勃、周亚夫父子。
杨家湾兵马俑出自11个坑道的边侧土洞中。11个坑道均为南北走向，东西两两相对，由南向北分布有序。各个坑道长、宽、高都不一样，最大的坑道南北长3米，东西宽1米多，最小的坑道南北长2.65米，东西宽0.98米。11个坑共有13个土洞，各洞大小、形式和种类也不相同，最大的土洞东西长1.3米，南北宽1.65 米，土洞中所埋葬兵俑最多的有300多个，最少的有100多个，埋葬骑兵俑最多的有121个，最少的有47个。11个坑中有骑兵俑坑6个，步兵俑坑4个，战车坑1个。
骑兵俑，高67厘米——70厘米。陶马，长50厘米——68厘米。分二式。
一式：头戴箕形冠，束巾帻，不背箭箙，多着铠甲。
二式：头戴箕形冠，无巾帻，不穿铠甲。
两式骑马俑为左手持僵绳，右手握兵器，骑兵俑下体与马身联为一体，上半身与马尾是另外制作，分别装配。施彩绘，彩绘色有黑、红、紫三种主色调。
步兵俑，高48厘米——52厘米。分两式。
一式：头戴箕形冠，束巾帻，身穿三重衣，腰间束带，背负箭囊，腿裹行縢，足穿草履。右臂弯曲，手执戟，左手下垂持盾，这类兵俑又分穿铠甲和不穿铠甲两类。
二式：头不戴冠，身不着甲，不负箭囊，身穿大红曲裙战袍，由左肩向右腰际披挂一件黑边白条带纹衣，形似蓑衣，这类俑数量较少。
乐俑，高48—49厘米，分别作跳舞、奏乐、指挥等不同姿势，这些乐俑是随军乐手的形象，其作用在于鼓舞士气。
杨家湾兵马俑群为我们研究西汉军阵提供了形象资料，其兵马俑的排列布置和兵种组合与秦兵马俑有很大的不同。杨家湾兵马俑群呈现的是骑兵与步兵的组合，骑兵俑与步兵俑被安排在不同的俑坑，表明了骑兵作为一类兵种而独立存在。而秦兵马俑则表现的是骑兵、步兵和车兵这三种兵种的组合。从两者的兵阵排列可以看出西汉时对骑兵的重视。
根据史料记载，西汉文、景时期骑兵已经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兵种，在军队中是主要的作战力量。文帝三年匈奴进攻北地，文帝就令灌婴率八万五千骑兵抗击匈奴；文帝十三年，匈奴入侵甘泉，文帝又发车千乘、骑兵十万防守长安。这次军事行动调遣骑兵十万之巨，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杨家湾兵马俑群是西汉军队构成的真实再现。
杨家湾兵马俑均为彩绘俑，彩绘颜色有红、黑、紫、淡绿、白色等，色彩鲜艳。这些兵马俑制作工艺精细，造型优美，战马形体逼真，骑士威武肃穆。不足之处是兵马俑姿态造型单一，人物形象缺乏变化。制作工艺采用模制和绘塑相结合，一次烧制成型。
杨家湾兵马俑群是目前所发现的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研究价值最高的西汉兵马俑。它完全继承了秦兵马俑写实主义的艺术风格，与秦兵马俑一样，也是通过群体形式的排列再现了二千多年前西汉军阵的真实情况，反映了一种整体美和气势美。
安陵陶俑出土于咸阳狼家沟汉惠帝第11号陪葬墓从葬坑内。从墓内清理出84件陶俑，大部分为武士俑，还有少量男女侍俑和陶制牲畜羊、牛、猪等。
武士俑高44厘米——46厘米，分步兵俑和射击俑两类，全部敷彩。武士俑头戴紫色萁形冠，耳戴护耳，上身穿绿色或红色右衽短襦，外披甲衣，甲衣用红色和白色勾画绘制，腰间束红色腰带，腿上扎绿色或紫色行縢，足穿鞋。武士俑造型修长。
安陵兵马俑与杨家湾兵马俑在服饰形象和造型特点上基本相似，两处兵马俑群的特征反映了西汉前期士兵和马的一般形象特点。
侍女俑有的双手相握，拱于胸前，呈跪坐状；有的两手半握，拳眼上下相对，作拥物侍立状。俑体表面敷白色陶衣，然后用黑褐，深绿、土黄、大红和粉白着色。人物面庞丰满，衣着华丽，比例匀称，体态端庄，富有个性，应为宫廷侍女形象。
陵园宫廷侍俑
陕西地区出土的陵园宫廷侍俑以西安东郊汉文帝母薄太后南陵和任家坡文帝窦后陵出土的侍俑最为典型。它代表了陕西地区侍女俑制作的最高水平。
汉文帝刘恒为刘邦次子，初封代王，后即帝位，后元七年病死于未央官，葬于霸陵。霸陵位于西安市东郊渭水南岸的白鹿塬上。文帝母薄太后的南陵位于霸陵西南，为覆斗形陵冢，俗称“望子冢”。文帝窦后陵则位于白鹿塬东北的任家坡。南陵陵园西北从葬坑和窦后陵园之东从葬坑都出土了一批陶侍俑，内容包括男侍俑和女侍俑，姿态呈立姿和坐姿。
任家坡汉墓出土陶俑9件，形象为男、女侍俑两类。俑身穿三重右衽衣，外衣为赭色长襦，内衣深红，中衣浅红，曲领露出衣外。领口、衣袖用白色宽料镶边，脚穿方口履，均为拥物侍立的站式。两手半握，拳眼上下相对置于胸前，发式有圆髻、垂髻两种。
西汉妇女发式多为露髻式，即在髻上不装饰任何饰物，头发一般都梳成髻的形式，其梳发是先将头发从头顶左右中分，然后向后梳理，在背部挽结，发梢自然下垂。这种发式在汉代称作分霄髻，傅毅《舞赋》“华桂飞霄而纤罗”就是说的分霄髻。任家坡和南陵出土的女俑头发梳的就是这种发式，它是对文献最准确地印证。
任家坡窦后陵和南陵陶俑类型各有特点。
任家坡陶俑以坐俑为典型，俑为跽坐状，身穿三重衣，发分两颞，发后梳绾成垂髻垂在肩际，发梢自然下垂，发丝梳理清晰，双膝并拢跪地，脚掌向上，双趾向内交叠，臀压其上，手臂呈三种不同的姿势，俑表情娴静端庄。任家坡坐俑造型成为西汉陵园型侍女坐俑的标准造型。
南陵侍立俑，身穿宽袖束腰长裙，裙口呈大喇叭型，线条优美，比例匀称，神态端庄恬静，是西汉陶俑中难得的别具风格的艺术品。
南陵和任家坡侍女俑人体比例匀称，面容秀美，身材修长苗条，衣着的形制和色彩都如实模拟。女俑温婉娴静，端庄恭顺的形象是西汉宫廷侍女的真实写照。侍女俑的造型设计对京畿以外其它西汉诸侯王陵墓从葬侍俑的塑造影响很大，从各地诸侯陵墓内出土的侍俑来看，造型基本相似。作为原型范本的陕西地区的陵园侍俑形象，不仅对诸侯陵王陵墓侍俑有影响，它甚至对西汉中小型墓葬陶俑也影响深远。
西汉舞女俑以西安白家口出土的最为优美，其婀娜的身姿，贯注的神情，飘逸的长袖，轻盈的舞步，构成了一幅极富旋律感的画面。
这批陶俑制作工艺均为手工模制。通体施彩绘，有黑色、红色、褐色、白色等颜色。陶质为青灰色，陶土细腻而坚硬。对于人体的细微变化，工匠们并不作细致处理，只是在掌握了人物的动态和基本比例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和变形，并赋于情感的变化。
裸体陶俑
裸体陶俑在汉代各类墓葬中，所占比例很小，近年在阳陵、茂陵、杜陵、汉长安故城、西安东郊汉墓中都有出土。从出土情况来看，除河南永城芒山汉梁王陵外，其余绝大部分均出土于汉代京畿一带。
阳陵陶俑从葬坑位于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20号坑，出土侍卫俑363件，均为裸体。陶俑原来穿有衣物，如今都已腐朽，仅见织物残痕。俑高62厘米，无臂，作裸体，两肩呈竖直而平行的圆面，其中心部位有一圆孔，横向地穿过胸腔，原本装有木质的可以自由活动的胳膊。整体塑造合乎比例，人体的肚脐、阳物和窍孔都塑造齐备。俑的头发由前额中分，经两颞至脑后合拢扎结，额前至脑后有一圈用朱红色颜料绘出的“陌额”，“陌额”是用来束敛头发的。有些陶俑的膝下足上还有一段留下的朱红色“行縢”缠绕的痕迹。陶俑排列成行，俑侧有盾牌、戟、戈、铁剑等兵器，应为侍卫俑。
阳陵还出土了大批动物俑，有陶牛、陶猪、陶羊、陶鸡，全部敷彩。
新安机砖厂汉墓是一座西汉前期列侯级墓葬，墓主与刘氏皇室有关。此墓出土男裸体立俑3件，女裸体立俑5件，骑马俑7件，陶俑尺寸和制作工艺与阳陵裸体俑一致，也出自官属陶俑作坊。
新安机砖厂裸体俑通高54厘米——64厘米，骑马俑通高73.5厘米，马高66厘米，长75厘米，大体特征与阳陵裸体俑相类似，只是俑侧无兵器，这一点与阳陵裸俑不同，应该属于侍仆身份。
新安机砖厂汉墓还出土有着衣立俑和着衣跪坐俑，这种俑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全身裸体，而是上半身显出胸部和腹部轮廓，腰胯以下则塑成衣袍裹身的形象，这种俑型应该是介于裸体俑形和塑出衣袍陶俑的中间俑型。
两处裸体俑都出自于官属制俑作坊，因此，制作精细，陶质坚硬而细腻。其工艺流程应该是模塑→窑烧→绘彩→着衣等四步，陶俑分头、躯干、腿、脚分别模制，耳、鼻、性器官等细部则分别制成后粘附在俑体上。阳陵裸体俑施橙红色，新安砖厂裸体俑则施粉红色，都接近真实人体的肌肤色。
两处裸体俑是一批现实主义作品，裸体俑形体比例合度，简而不陋，各个器官都予以表现，人物面部五官比例恰当，刻画细致入微。通过对面部表情和肌肉骨骼细致入微的刻画，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不同的人物形象。阳陵裸体俑和新安机砖厂裸体俑代表了西汉裸体俑制作的最高水平。
除了帝陵和帝后陵及其从葬坑出土的陶俑外，1985年西安市汉城乡唐家村村民李腊珠在其村南的自留地掘土时，发现了不少陶俑残片，这些陶俑残件后经粘合、修复，有五件基本完整，计有持盾俑和持物俑两类，其造型如下：
持盾俑4件。72—74厘米。俑头戴长冠，身穿双领长袍，长袍及地，腰间系带，抱盾而立。持物俑1件。高83厘米。头顶残。面部扁平，下颌接一长方形长条，可能是用来系冠之物。身穿厚翻领阔袖长袍，长袍及地。双拳相对，拳心中空，原应持有物，今已失。全身原涂白衣，现已全部脱落。
陶俑的出土地唐家村位于汉长安城厨城门外。厨城门是汉城北面三门中中间的一个城门，这里显然不可能是墓葬区，伴随着陶俑还一起出土了瓦当、鬲及甑等陶器残片，因此推断在唐家村出土陶俑的地方应该是一个中央官府制陶作坊遗址，这些陶俑很可能就是从这个作坊中生产出来的。
持盾俑和持物俑造型风格一如帝陵及帝后陵内出土的陶俑，姿态表情一致，大小一致，区别只在于冠帽的不同，他们都是出自官营手工作坊，具有一样的造型特征，一样的艺术风格。
西汉陕西地区一般墓葬中每墓出土的俑器数量不是很多，往往以个体形式出现，俑的构成主要是家内奴婢俑、乐舞俑及家禽家畜俑等，陶俑形体都不大，制作较为粗拙，但陶塑艺术呈现了新的气象，它已经完全摆脱了中央制陶官坊那种已经形成的固定程式的束缚，塑造人物注重人的精神面貌，取大势，去繁缛，用高度概括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俑的形象逐渐趋向生动活泼，充满生活的情趣，一般西汉墓随葬陶俑大多是呈静态的个体人物形象，数量不多，以成组成套形式出现的乐舞杂技俑群是这一类陶俑中最精华的部分。男俑着阔袖长袍；女俑体态修长，长裙曳地，表情安静，这类俑显然是受到了京畿陵园型侍女俑的影响。还有陶、木结合的俑，这类俑有的俑头为陶质，头发、眉、眼等都用颜色描画，俑身用木料雕刻；有的头部和腿部都用木料刻划，身体部分为陶质，可惜出土时木料部分大多数都已经腐朽。这种以两种材制组成一件俑器的陶、木结合俑，是北方陶质俑与南方木质俑互相影响、互相结合的产物。
1982年，陕西临潼床单厂在搞基建时，清理了一座西汉墓葬，从墓中出土了5件彩绘陶俑。
女侍立俑：1件，高41厘米。女俑眉清目秀，头发从头顶端中分，向后拢于脑后，至背后挽一髻，内穿红色衣，外著白色圆领右衽广袖喇叭裙，裙长曳地，衣袖和领边为深紫色和朱红色，腰间束红色腰带，带头下垂至膝，足瞪鞋，双手拢于袖内，置于身前，亭亭玉立。
男侍立俑：3件，高54—59厘米。头戴皮囊式软帽，脑后挽髻，身穿朱红内衣，外罩白色广袖圆领右衽袍，领边绘土黄色，袖边绘红色，束黑色腰带，下著白色紧口裤，足蹬黑色方口履。双手握拳于身前，拳眼上下相对。
骑马武士俑：1件，高29厘米。武士头戴帽，红色帽带结于颏下，上著白色高领朱红衣，外披铠甲，白色勾绘甲带甲钉，背负红白色相间的方形囊带。下著白色紧身裤，两腿紧紧夹住马的腹部，端坐在马背上，双臂前伸，双手做持缰状，面部表情严肃。马昂首前视，双耳竖起，额前分鬃，四腿直立，垂尾挽结，鞍鞯齐备。
这几件彩绘陶俑形象生动，雕塑手法继承了秦代陶俑写实主义的艺术风格，人物的刻划细致入微，从衣饰、鞋帽到发丝，无一不精心绘制。色彩的运用，简洁明快。人物形体匀称，完全符合立七坐五盘三的人体比例。
这座墓中出土的彩绘陶俑、陶马造型准确，与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陶马风格一致。男俑性格拘谨，表情恭顺，女俑则温柔顺从，从侧面看，仿佛正在碎步慢行，静中有动。
这几件彩绘陶俑是陕西地区西汉一般墓葬陶俑的代表之作，它为我们研究秦汉之间陶俑艺术风格的相互继承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
除了陶质俑器外，陕西地区还出土了一些其他材质的、精美绝伦的俑。
其一是铜羽人，1964年出土于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内，高15.3厘米。铜羽人形象赤足屈膝跪坐，宽肩束腰，身背一对羽翅，在衣摆处也装饰有羽毛状纹，高鼻大目，两只大耳高高竖起，如外星人的形象。这件铜羽人其用途可能是陈设品或宗教供物，反映了汉代人所追求的“羽化成仙”思想。这件铜羽人是一件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
其二是1966年咸阳出土的一批玉质俑器，有玉奔马、玉熊等。其中玉奔马为新疆所产和田玉雕琢而成。由奔马、骑俑和底座构成。奔马昂首前视，两耳竖起，四腿弯曲，马尾高扬，仿佛正在天空中翱翔。骑士体形高大，肩背一对羽翅，挽缰驱马。因为骑士身背羽翅，因此也把这件作品称作“仙人奔马”。
其三是1981年兴平县汉武帝茂陵从葬坑一号无名冢出土的一件鎏金铜马，高62、长76厘米。马通体鎏金。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冢，一号无名冢是茂陵陪葬墓之一，从中出土了大批的珍贵文物，特别是鎏金铜马遍体鎏金，光彩夺目，是我国考古发现中首见。从马的造型和工艺水平来看，此马很可能是西汉武帝时期宫廷御马的形象。
西汉时期的良马基本上出自大宛，西汉墓中出土的陶马不少就是大宛马的形象，玉奔马和鎏金铜马也是以大宛马为蓝本而雕刻的，“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这是唐朝诗人杜甫《房兵曹胡马诗》中的诗句，诗中非常恰当而鲜明地描述了大宛马的形象，它与玉奔马和鎏金铜马所塑造的马形象十分贴切。
西汉工匠以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将马的形象刻划的准确而逼真，这也是汉人昂扬的民族自豪感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具体体现。
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具有生活气息的百戏俑、伎乐俑日趋增多，在创作风格上也摆脱了西汉前期以官营手工作坊陶俑为代表的单一，缺乏活力的风格，陶俑的塑造日趋轻松，日趋接近生活，为东汉陶俑题材多样化开了先河。
（二）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陶俑艺术较西汉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陶俑题材更加丰富广泛，风格也更加活泼，体现了一种奋发向上，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时代精神。东汉时期受豪强地主庄园经济影响，创新了一些与庄园经济有关的劳动人民形象，如持锸、抓箕、握铲、扛犁等农夫俑，还有一些部曲俑和提壶、持瓶、扫地、献食的奴仆俑，更加鲜明地反映了东汉“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之风。这些造型各异，呈现出不同身份的陶俑，构成了当时庄园地主家居生活的真实画面。
陕西地区东汉时期墓葬一般是地主官吏及其眷属的墓葬，从中出土的俑器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可以看出陕西地区陶俑的艺术特征。
墓葬内出土的俑基本上都是陶质，以家内奴仆俑和伎乐俑为主，陶俑全部为模制，有的施有彩绘。伎乐俑在墓中均放置在墓内陶案的前方或侧面，显示了乐舞杂技俑是供墓主人宴饮时享受的。东汉时期墓中陶俑由西汉时的以家内奴仆为主，转为以供墓主人享受的乐舞百戏为主的变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已较前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东汉中期以后豪强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墓中增多了模拟歌楼舞榭、亭台院落、建筑模型和田地的陶模型，这些模型上都附着有人物或动物俑。这类俑反映了东汉豪强地主庄园经济的兴盛及其政治势力的膨胀。
东汉时期的陶俑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形体较大，个体形象塑造相对细致，这一类陶俑均以成组成套场景式组合俑的形式呈现；另一类陶俑体量较小，造型简拙。陶俑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文吏俑：一般头戴冠，身穿宽袖长袍，拱手而立。
男侍俑：一般呈站立状，身穿交领长袍，拱手而立。
侍女俑：一般为头梳髻，身穿宽袖长裙，长裙及地，拱手而立。
百戏俑：形象各不相同，造型生动活泼，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伎乐俑：这类陶俑往往成组出现，乐俑均手持各种乐器，舞俑则挥袖而舞，形态多种多样。
东汉时期各种小型陶俑以简洁概括、拙朴粗犷为特色，人物塑造注重形体的动态变化，不作细部雕饰，充满着生活气息。东汉一般墓葬中出土的俑以场面性组合俑见长，姿态各不相同的陶俑再现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景。
东汉陶塑继承和发展了西汉寓巧于拙的雄厚豪放的风格，人物形象的塑造，不拘泥于形体比例地准确和细节地刻划，而是从整体上把握人物的神韵，追求神似的艺术效果，力求通过形体动作地刻划，赋予俑塑旺盛的生命力和震撼力。汉代工匠制作每一件作品时，既不对人物的面部表情作细致的刻划，也不对衣饰做更多的加工，寥寥几刀就将人物的性格和身份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东汉动物俑的塑造丰富多姿，种类为历代最多。各地东汉墓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马、牛、羊、猪、犬、鸡、鸭等常见家禽家畜，甚至连虎、狮、豹、龟、松鼠、青蛙、螺、鳖、鸱鸮、熊、猴、龙、獐、狐狸等，也都成为东汉动物俑的塑造题材。塑造手法有模制法和捏塑法，或者两者兼用，雕塑手法简洁概况。
（三）汉俑的制作工艺和艺术特征
汉代俑所使用的材料与秦代相比，要多出很多。从秦代陵墓中出土俑的材质来看，截止目前为止，只有铜质和陶质两种材料，而在汉代俑器中则发现有陶质、木质、铜质、石质、玉质、金质等材料，各种材料广泛应用，大大丰富了俑的表现力。
汉俑的制作分官属制俑作坊和民间制俑作坊。京畿帝陵帝后陵及陵园从葬坑，各地诸侯王陵出土的陶俑都出自官属手工作坊。在西安市东郊薄太后南陵陵园内出的汉瓦上就发现了“东园”印文，说明在汉代中央政府设置有专门负责明器制作的“东园匠”，此外，在长安城遗址内，也发现了专门烧制陶俑的窑址，窑址内发现了一些陶俑的残件和半成品。经过对窑址地发掘，我们知道汉代官属制陶作坊分工细密，工序讲究，一件陶俑的制作要经过筛选陶泥、炼泥、分件模制、精雕细修、粘合、入窑焙烧和敷白衣、施彩几个步骤，每个步骤都经过严格把关，烧制出的陶俑质地坚实细腻。
官属制陶作坊制作的陶俑具有规格整齐划一，工艺精良，塑造精美，形体高大的特点。由于官属作坊的陶工受到较多的礼法制度、制陶工序和随葬陶俑规格的限制等各种因素的束缚，使得出自官属作坊的陶俑具有形象单一、严谨，情感内敛，多呈静态的艺术风格。
出自官营手工作坊的杨家湾兵马俑群中每一件陶俑的造型基本一致，这种一致按照成组出现的排列组合方式，制造出了一种震撼人心的整体气势美。
民间制陶作坊陶俑的制作除了使用模制法以外，还广泛地使用捏塑法，特别是到了东汉时期，手工捏制陶俑的制法更加普遍，这主要表现以乐舞杂技俑为主呈动态状陶俑的塑造上。汉代民间制陶作坊制作的陶俑工艺水平参差不齐，作品质量高低不同，质量差的稚拙粗率，质量高的则生动传神。优秀的陶俑作品注重内在神韵地刻画，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充满生活情趣，艺术风格粗犷豪放，呈现出一种动态美。
汉代陶俑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无论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军阵俑群，还是以个体出现的各类俑，尺寸明显缩小。
第二：汉代陶俑取材更加广泛，形象更加生活化、多样化，更加生动、充满活力。
第三：汉代陶俑具有形体适中，比例适度，姿态自然生动，生活气息浓厚，手法洗炼明快等特点。在人物动态塑造上，比秦俑明显进步，追求一种简浩明快的动势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