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与马，共天下
西晋灭亡后，幸存的皇族纷纷准备渡过长江逃避战乱。其中，琅琊王司马睿实力薄弱，在渡江之前只想着如何避难自保，并没有考虑渡江之后的计划。可是王氏家族的精英人物——王导和王敦却准备扶持他做渡江之后的皇帝。因为作为皇族的幸存者，对社会还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号召力的。
王氏兄弟和司马睿接洽之后，说出了自己想要辅佐司马睿做皇帝恢复西晋基业的意图。司马睿自然是大喜过望，甚至有点英雄落魄得遇知己的感动，与王氏兄弟一拍即合。
渡江之后，王氏兄弟马上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们做的第一步，就是提高司马睿的声望和气势。三月初三这一天，按照当地的风俗，百姓和官员都要到江边去求福消灾。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坐上华丽的轿子到江边去，前面有仪仗队鸣锣开道，王导、王敦和从北方来的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排成一支十分威武的队伍。这一天在建康江边看热闹的人本来很多，大家看到这种从来没见到过的大排场，都轰动了。江南有名的士族顾荣等一看王导、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对司马睿这样尊敬，大吃一惊，怕自己怠慢了司马睿，一个接一个地出来排在路旁，拜见司马睿。这样一来，司马睿在江南士族地主中的威望提高了。
王导接着就劝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是这一带的名士，只要把这两人拉过来，就不怕别人不跟着我们走。”司马睿派王导上门请顾荣、贺循出来做官，两个人都高兴地来拜见司马睿。打那以后，江南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司马睿在建康就站稳了脚跟。
北方发生大乱以后，北方的士族地主纷纷逃到江南来避难。王导又劝说司马睿把他们中间有名望的人都吸收到王府来。司马睿听从王导的意见，前前后后吸收了106个人，在王府里做官。
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安排，拉拢了江南的士族，又吸收了北方的人才，巩固了地位，心里十分感激王导。他对王导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经过这样的一番经营，王氏兄弟最终联合各大家族，推举琅琊王司马睿做皇帝，是为晋元帝，从此建立了偏安东南百余年的东晋王朝。
晋元帝登基的那天，还有一幕富有戏剧性的故事：王导和文武官员都进宫来朝见。晋元帝见到王导，从御座上站了起来，把王导拉住，要他一起坐在御座上接受百官朝拜。这个意外的举动，使王导大为吃惊。因为在封建时代，是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事的。王导忙不迭地推辞说：“这怎么行？如果太阳跟普通的生物在一起，生物还怎么能得到阳光的照耀呢？”
王导的这一番吹捧，使晋元帝十分高兴，晋元帝也不再勉强。但是他总认为他能够得到这个皇位，全靠王导、王敦兄弟的力量，所以对他们特别尊重。他封王导为尚书，掌管朝内大权；又让王敦总管军事。王家的子弟中，很多人都被封了重要官职。
从此，虽然是东晋皇帝司马氏做名义上的天子，但是掌握实权的反而是拥立他的王氏兄弟。司马睿对王氏兄弟极为尊敬，甚至上朝时宰相王导没有入座自己都不敢坐在龙椅上。
历史上把司马睿与王氏兄弟的这一对政治组合称为“王与马，共天下”，也就是司马氏和王氏共同主宰朝政的意思。
现代社会，人们在强调一个名词，叫做“双赢”。
什么是双赢？就是双方通过合作，都获取一定的利益，而不是此消彼长或者两败俱伤。实际上，双赢这个名词里面就包含了最基本的博弈论精神：合作，而且是属于正和博弈的合作。
王氏兄弟和司马睿形成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正是在外界压力造成的困境下，双方合作打破囚徒困境的一种合作博弈。
王家兄弟拥有在政治上的实力和在社会上的地位，司马睿则拥有一个“高贵”的皇族身份，在当时北方战乱、胡族强势的时候，他们单靠哪一方都无法建立一个与北方少数民族抗衡的政权，所以，他们只能联合起来。尽管不做皇帝要失去应有的威严，王氏兄弟也要屈居人臣之位。
双方都付出代价，失去自己不愿失去的东西，但只有这样才能共存并且摆脱囚徒困境，这有如壮士断臂，不得不为，也必须为之。
博弈各方最终追求的还是永恒的利益最大化，盟约是手段，却不是最终目的，它必然随实力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西方所说的：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盟约是假的，实力是真的，利益才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二、官差与犯人合作
古时候，一个官差押着一个犯人，犯人脚上带着重重的脚镣，每走一步都费很大的劲。官差则拎着重重的两个行李箱，行李箱几乎快把他压扁了，他只好左手累了换右手，右手累了又换左手。他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还得时时盯看着犯人，以防他逃跑。
官差在路边买了一根扁担，将两个行李箱串在扁担上，让犯人抬一头，他抬一头。这样一来，官差轻松了很多，可是犯人苦不堪言，终于犯人累得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任凭官差怎么打骂都不肯起来了。
官差打开犯人的脚镣，一边锁犯人的脚，一边锁自己的脚。这样，犯人顿觉轻松很多，两个人抬着行李箱同时加快了步伐，很快到达了目的地。
许多时候，对手不仅仅只是对手，正如矛盾双方可以转化一样，对手也可以变为助手和盟友。有对手才会有竞争，有竞争才会有发展，才能够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当困境出现时，还可以选择与竞争对手组建统一战线来应对。
作为图谋大计的人，往往不限于只与一个人或者一种势力合作，而是在不同的境遇下选择不同的合作者和合作方式。
有的时候，他们要通过不同的手段同时与几种力量合作，来达到他们在几个方面的目的。
或者，在完成一件大事的过程中，在各个重要步骤上，寻找不同的合作者来顺利完成自己的计划。
有对手才会有竞争，有竞争才会有发展，才能够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三、挪开圆木墩
有一户人家正在举行婚礼，很多亲戚朋友都前来祝贺。主人叫来家里的仆人，吩咐道：“你去看看，今天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婚礼。”
仆人领命而去。他搬了一个圆木墩来到院子的门口，然后坐在院子旁边的一棵树旁，耐心地看着究竟有多少贺喜的客人从里面走出来。
婚礼快接近尾声，贺喜的人们陆陆续续往外走，每一个走出来的客人都或轻或重地被圆木墩绊一跤，这些被绊一跤的人都是骂上一句难听的话之后就继续走他的路，没有一个人想去把那个绊人的圆木墩移开。
到最后，出来一个老妇人，也被绊了一跤，她爬起来之后，没有像其他客人那样咒骂，而是把圆木墩挪到院门的角落里。婚礼结束后，仆人去向主人汇报。
“今天来的客人很多吧？”主人问。
“不多，只来了一个人，而且还是个老太婆。”仆人回答道。
“不会吧，怎么可能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主人非常惊讶。
“是这样的，我把一个圆木墩放在院门口，所有被绊倒的人都只顾诅咒这个该死的东西，却没有人愿意把它移开。只有一位老太婆担心别人再被绊倒，主动把圆木墩挪到院门的角落里去了。因此，我认为只有她一个人才配得上叫做‘人’。”
挪开一个圆木墩并不是件很难的事，只不过是举手之劳。但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去做呢？因为这些人总是存有这样一种想法：天塌下来，有高个头的人顶着，关我什么事呀！
说到底，就是缺乏公德心。只要不至于危及自己的生命和利益，就会置之不顾。缺乏公德心的人有一个最大的毛病，那就是很难避开一己之私。
但是，如果一个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和社会，他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人们都不会欢迎这样的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自私自利的人和自私自利的行为都会被别人嗤之以鼻。
在一个居民小区，你也乱倒垃圾，我也乱倒垃圾，弄得臭气熏天，蚊蝇滋生，闻臭味的是全体住户，带着细菌病毒的蚊蝇更不会认窗户。
如果大家都注意保护环境的清洁卫生，那么受益的将是每家每户；如果大家互相谦让、尊老爱幼，人们就有可能在排队、乘车等公共场合受到礼遇，那么受益的将是每个人；如果人们都诚信经营、诚实待人，也就不会有人担忧食品安全问题了，那么受益的将是每个人。所以，有公德心，既方便了他人，也方便了自己。
拥有公德心是做人的根本，更是构筑人格“长城”的根基。公德心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且影响到人们的一言一行。诚如罗曼·罗兰所说：“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本身心存私利，缺少社会公德这缕“阳光”的人，是很难给他人、给社会带来“阳光”的。
本身心存私利，缺少社会公德这缕“阳光”的人，是很难给他人、给社会带来“阳光”的。
四、让他们自己去修堤坝
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在苟陂县一带修建了一条南北水渠。
这条水渠又宽又长，足以灌溉沿渠的万顷农田，可是一到天旱的时候，沿堤的农民就在渠水退去的堤岸边种植庄稼，有的甚至还把农作物种到了堤中央。
等到雨水一多，渠水上涨，这些农民为保住庄稼和渠田，便偷偷地在堤坝上挖开口子放水。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一条辛苦挖成的水渠，被弄得遍体鳞伤，面目全非，因决口而经常发生水灾，水利变为水害了。
面对这种情形，历代苟陂县的行政官们都无可奈何。每当渠水暴涨成灾时，便调动军队去修筑堤坝，堵塞决口。
后来宋代李若谷出任知县时，也碰到了决堤修堤这个头疼的问题。
他便贴出告示说，“今后凡是水渠决口，不再调动军队修堤，只抽调沿渠的百姓，让他们自己把决口的堤坝修好。”
这布告贴出以后，再也没有人偷偷地去决堤放水了。
如果在执行一项政策之前就把这当中的利害关系对执行者讲清楚，他们也许就不会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做出损害团队利益的事情了。
当制度都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就只有利用李若谷的办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利益人发现这样做得到的好处还不如他损失的多的话，他自然也就不会再去做这样的事情了。
所以说，不管具体用什么方法来执行，制定一套安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当利益人破坏制度得到的好处还不如他损失的多的话，他自然也就不会再去做这样的事情了。
五、应该去报账
春秋时期，鲁国有这样一条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其他国家中遇见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可以垫钱把这个奴隶赎出来，回国后再到国库去报销。
孔子的弟子子贡曾花钱赎出一个已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但事后并不到国库去报账，以显示自己追求仁义的决心与真诚。
孔子知道此事后，对子贡说：“我知道你追求高尚，也不缺钱花，可是这个补偿你一定要去领。
“因为你自己掏钱救人，会受到社会的赞扬，但今后，当别人在国外再遇见沦为奴隶的鲁国人时，他就会想：垫不垫钱去赎人？
“如果垫钱赎了人，回国后去不去报账？不去报账，岂不是白白丢掉一大笔钱；如果去报账，岂不是在行为上要遭旁人讥笑，显得自己的品格不高？
“于是就会装作没有看见，这样一来，你的高尚行为岂不是阻碍了对至今仍沦为奴隶的鲁国人的解救？”
如果德行善举得不到报偿，那么它就只能是少数人的“专利”而不会成为社会公德。
在社会中，一个有效促进“双赢”的方法是教育人们关心他人的利益。
家长和学校花了很大的努力去教育年轻人关心其他人的幸福。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这些长辈试图使孩子们形成这样的价值观念，即这些新一代的公民的偏好中，不仅有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了其他人的利益。
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关心他人的社会里，即使遇到“囚徒困境”，成员之间也容易达成合作。
利他主义就是描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人的利益效用是与另一个人的福利相联系的。因此，利他主义是一个人行为的动机。
但是必须认识到，有一些看起来是宽宏大量的行为可能有其他各种原因而不是利他主义。
例如，慈善行为往往不是出于对不幸者的关心，而是为了它所能带来的社会赞赏。
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赠送礼物可能是交换过程的一部分。它的动机更多的是使受惠者承担某种义务，而不在于改善受惠者的福利。
人们之间的利他主义也可以通过社会化来维持。但是，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个自私者可以从其他人的利他行为中得到好处而不给以任何回报。
我们都遇见过一些令人讨厌的人，他期望其他人宽宏大量，只考虑自己的需要而不考虑别人的利益。必须把这种人与关心他人的人区别对待，免得被他占便宜。
毫无疑问，在一个人人关心他人的社会里，即使遇到“囚徒困境”，成员之间也容易达成合作。
六、朋友和熊
两个朋友一起去深山里面游玩，结果遇到了一只熊，他们都十分害怕。
其中的一个人弯下腰去把鞋带系好，作好逃跑的准备。
另一个人对他说：“你这样是没有用的，你不可能跑得比熊快。”
那个准备跑的人回答说：“我不需要跑得比熊快，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了。”
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个准备逃跑的人面临的选择有以下几个：
选择A-—不逃跑，被熊吃掉；
选择B-—逃跑，被熊吃掉；
选择C-—逃跑，得以生还。
在这些选择里面，如果选择逃跑，会有生还的机会，而他的朋友也有同样的几个选择。
对于选择逃跑的人来说，只要他选择了逃跑，就会有生还的机会，而他的朋友选择不逃跑，生还的机会自然属于他。
朋友选择逃跑，就需要一个附加的条件——跑得比自己的朋友快，这样才会生还。
当人们处于困境之下，自私的本性会导致人们不惜牺牲同伴的利益以保全自己的利益，这样才能让自己获得“囚徒困境”下可能最好的处境，这就是淘汰最差者原则。
所以，在这一博弈过程中，无论他的朋友作出什么选择，只要他自己拼命去跑，就会有机会生还，这是一个标准的囚徒困境模式。虽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是这种思考并且作出选择的模式十分常见，并且不断出现。
处于囚徒困境的时候，只能尽量做到使自己不受侵害，正是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