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并不是笔直通畅的走廊，让我们轻松自在地在其中旅行，生活是一座迷宫，我们必须从中找到自己的出路，我们时常会陷入迷茫，在死胡同中搜寻。但如果我们始终深信不疑，有一扇门就会向我们打开，它或许不是我们曾经想到的那一扇门，但我们最终会发现，它是一扇有益之门。
——AJ克朗宁
适应变化，而不因袭守旧
1“奶酪”的启示
《谁动了我的奶酪》是一本深受读者喜爱的书，它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以一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一个被忽视的东西——“变化”。
故事发生在一个迷宫中，有四个可爱的小生灵在迷宫中寻找他们的奶酪。故事里的“奶酪”是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追求目标的一种比喻，它可以是一份工作，一种人际关系，可以是金钱，一幢豪宅，还可以是自由、健康、社会的认可和老板的赏识。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精神上的宁静，甚至还可以看做是一项运动，如马术、高尔夫球等等。
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都有自己想要的“奶酪”，我们用全部的力量追寻它，想要得到它，因为我们相信，它会带给我们幸福和快乐。可是一旦我们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奶酪，又常常会对它产生依赖心理，甚至成为它的附庸；更严重的是，如果我们忽然失去了它，或者它被人拿走了，我们将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伤害，我们难以接受这种变化。
故事里的“迷宫”代表着你花时间寻求着的东西所在的地方，它可以是你效力的机构，你生活的社区，亦或是你生活中的某种人际关系。
这个小小的“奶酪的故事”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赞誉，它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因为它挽救了他们的事业、婚姻以及他们的生活！许多人的生活因为这个小故事而发生了巨变。
工作与生活就像不断翻滚的浪花，各种变化时时都在发生。生活在剧变的社会中，的确使人感到紧张不安，除非有一种办法能使我们关注到这些变化，并且能够从中得到启迪。有一条找到这种办法的途径，那就是走进“奶酪的故事”。
相信很多人都不只一遍地读过《谁动了我的奶酪》，而且阅读过程中，几乎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个故事让人有一种释放压力并开始放松的神奇的作用。这个故事使个人能够坦然面对生活中的变化，使员工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公司正面临的种种变化。
阅读这则简短的寓言只需花费我们不多的时间，但它带给我们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为了能更清楚地了解这本书，我想还是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结构与内容，这本书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同学聚会”。这部分讲述一群过去的同窗在一次聚会上讨论如何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变化。
第二部分是全书的核心。这部分讲述了“谁动了我的奶酪”的故事。
在故事中，你会发现，当面对变化时两个老鼠做得比两个小矮人要好，因为它们总是把事情简单化；而两个小矮人所具有的复杂的脑筋和人类的情感，却总是把事情变得复杂化。这并不是说老鼠比人更聪明，我们都知道人类更具智慧。但换个角度想，人类那些过于复杂的智慧和情感有时又何尝不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呢？
老鼠和小矮人代表我们自身的不同方面——简单的一面和复杂的一面。当事物发生变化时，或许简单行事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和益处。
第三部分，“讨论”。这部分讲的是那些同窗好友们围绕这个故事展开的讨论，他们讨论这个故事的启示意义，以及如何把这个故事带给人们的启迪运用到生活与工作中去。
故事中虚构了四个角色：老鼠嗅嗅和匆匆、小矮人哼哼和唧唧，用来代表我们的不同方面，即我们简单的一面和复杂的一面。老鼠嗅嗅能够及早地嗅出变化的气息；匆匆能够迅速开始行动；哼哼因为害怕变化而否认和拒绝变化，以至于事情变得一团糟；唧唧能看到变化会使事情变得更好，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去适应变化。
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这些不同的方面，不论我们的年龄、性别、种族和国籍如何。
时代在不停地变化，而我们生活的环境与节奏每天也都发生着变化。变化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我们该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走出自我的迷宫呢？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谁动了我的奶酪”给了我们最好的启示：随着奶酪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适应变化，不要因循守旧。
2以变应变
在变化的时代，应当紧跟时代节拍，以变应变，寻找出路，不然你会处于被动地位。要成大事者必须能顺应时势，善于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方案，而不因袭守旧，这是成大事者适应现实的一种方法。
当今社会，各种事物都是飞速发展变化的，因此深处其中的人，也应审时度势，顺势而变。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大事。在这里我们以曾国藩为例，虽然他并不处在我们这个时代，但从他的一生“三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成大事者是如何适应变化，以变应变的。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应变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但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蕴含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更大的成功和名声。
“其书字初学柳宗元，中年学黄山俗，晚年学李黄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即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为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这是说学问上的三变。
作为一介儒生，曾国藩的思想之中最本质的部分是儒家思想，但是其中又夹杂了各家的学说。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的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些都表明曾国藩以变应变的能力。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北熊也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描绘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的儒家思想，形成于他在京做官时。他用程朱理学这块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深入研讨，同时曾国藩又得益于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点，这使他在理学素养上更是有了巨大的飞跃。他不仅对理学证纲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修身养性。这种修身养性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而且曾国藩还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究，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了他整个一生。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被任命回到湖南组建湘军。在对待起义军和管理湘军的问题上，他的一系列主张和措施表现了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的极力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纳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战争与治军上是行不通的。他在1852年2月《与魁联》的信中解释说：我在公寓内设立了审案局，十天之内已处斩了五个人。世风日下，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思，一些恶人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而去作恶为害，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将官府君子视同无物。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酿成大祸就无法收拾了。因此，哪怕只能起一丁点的作用，也要用残酷的措施来挽回这败坏已久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喜欢大开杀戒，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的，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无从安抚我们软弱的人民。这一点，我与您的施政方针，恐怕比较吻合吧！
曾国藩在为官方面，恪守的却是“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外，须存退让之心。在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他的这种思想愈加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他的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而要将权力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做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这不失为明哲保身的高招。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从诸子百家中汲取养分以适应不同的情况。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典型人物”。无疑，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才使曾国藩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个精神偶像。也就是他的以变应变，才造就了他的功业。
3不要随波逐流
要想真正适应时代的变化，做到以变应变，就不能因袭守旧，随波逐流，要做环境的主人。
要想做到不因袭守旧、随波逐流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大部分的人宁愿顺应环境，躲在人群当中接受保护，对各种统治者的领导毫不质疑或提出反对——不敢做与众不同的事。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安全其实是虚伪的。大众心理其实最脆弱，最容易被牵着鼻子走。
为了追求所谓的安全感，他们顺应环境，随波逐流，往往最后变成了环境的奴隶。人的真正自由，是要接受生活的各种挑战，是要不断奋斗，并经历各种争议。著名的战地特派员爱特加·莫勒曾说过：“一般男女并不因追求消极性的德行——如：顺应环境、安全或一般所谓的幸福——而达到人格的完整性，而是凭借承受重担以达到卓越的境地(这也是最大的幸福)。健康的人从不逃避困难，我们的祖先一直就了解这一点。”
我们不必后退，躲进懦怯者的避难所里去顺应环境；我们不必躲在人群当中，不敢把自己的独特性显现出来；我们不必盲从别人的思想，而要凡事有自己的观点。
一些认为自己负有某种特别使命的人，并不需要你向他们发表什么有关人性价值的长篇大论。这种人通常为热诚的使命感所驱使，因此变得义无反顾——一种强烈的内在力量，使他们能不顾一切地去面对各种困难。
但一般人——像你和我——便常常摇摆于各种团体的压力之间。我们常常认为：假如有那么多人反对，想必是我们错了。我们的信念常常被绝对多数所压倒。当大多数人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信心而随波逐流。
也有人认为：那些不随波逐流的人，通常是一些古怪、喜欢哗众取宠或喜欢标榜“与众不同”的人。我们不会以为一个不刮胡子的人，或一个在大街上打赤脚的人，或穿着T恤参加正式宴会的人，或在剧院内抽雪茄的女士，是一些喜好自由的独立人士，反而会以为他们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一般，文明程度不高罢了。
爱默生在世的时候，有很多从事反奴隶或其他种种改革运动的人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都遭到拒绝。爱默生当然同情这些运动，也都希望他们能做得很好。但他却不认为应该把自己的精神与能力放到这些运动上面，因为那并不是他的专长。他非常坚持这个原则，虽然因此遭人误解，但他并不介意。
坚持一项并不获人支持的原则，或不随便迁就一项普遍为人支持的原则，这些都是不因袭守旧的表现。当一个不随波逐流、因袭守旧的人，并愿意在受攻击的时候对自己的信念坚持到底，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
许多人之所以随波逐流、因袭守旧，是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其实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专家——在他们自己本身、家庭或事业的世界里，他们做某些事，只不过是因为某些“专家”这么说，或因为那是一种流行，跟着做也可以凑个热闹。
爱德加·莫勒常常用所谓的“群体状况”来警告我们——他认为这种东西会扼杀人类个体的珍贵价值。
“这种扼杀，正如同令人痛恨的**政权一样。”莫勒在《周末文艺评论》中写道，“它鼓舞了人性中的残暴和专制成分，这种思想的暴政正与美国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