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幸福度的感知作为一种更深刻层次上的非正式制度，也存在同样的规律：人们在生活幸福度方面所拥有的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人们对幸福生活追求的价值标准和方向，即知识存量和生活幸福度呈反相关关系，而知识结构则决定了生活幸福度发展方向。如在科学和生产力不发达时期，人们的知识存量有限，对于生活满足的要求则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上，解决温饱是最大目标，此时人们的幸福追求比较容易得到满足，因而生活满意度也较高；随着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温饱的解决，对自身的自由和发展的要求则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人们的升级的幸福追求不容易得到满足时，生活幸福度就下降。知识结构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爱好和满足状况，如在美国人们都热衷于信贷消费，认为这样可以最大化地提前满足自己的需要，即生活幸福度高；而中国人认为负债消费是一种生活压力，习惯在积蓄后消费，认为这样消费的生活幸福度高。这些对生活幸福度不同的认知根源就在于美国人和中国人知识结构的不同。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既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也是正式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在一个社会中，正式制度数量是很少的，而非正式制度则遍布在人们的周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正如诺斯所说，“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由此可见，非正式制度在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古往今来，但凡改革，必然会触动一些人的经济利益。在不同的地区或者社会不同阶层中，由于人们对改革及生活幸福度所拥有的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的不同，就导致他们对改革所触动利益的不同反应。一些人觉得生活幸福度在下降，成为改革的反对者，从而增加了社会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另一些人觉得生活幸福度在上升，会成为改革的支持者，从而降低了社会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所以，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正确处理和掌握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们心中有关改革及生活幸福度的知识存量及结构，可以为经济、社会制度变迁提供方向和动力。正确对待人们因不同知识存量和结构而产生的对生活幸福度的不同理解，采取不同的疏导政策来因应、引导人们对生活满足的程度和方向，让人们感知制度变迁带来的生活幸福度的提高，这样就会形成有利于我国经济制度变迁的非正式制度环境，降低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不比较，才幸福
澳大利亚的幸福协会刚刚成立，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每小时交纳200澳元（约140美元）就能让你学会体验伟大的幸福。如果是团体消费，每人只需交纳30澳元。该协会的创始人蒂莫西·夏普说：“你真的可以提高你的幸福水平，这是我们要教给你的。我们可以让一个幸福‘存款’为零的人，在其幸福银行账号里有结余。”
据专家说，只有大约15%的幸福与收入、财产或其他财经因素有关，而近90%的幸福来自诸如生活态度、自我控制以及人际关系。夏普说：“如果你在这些方面不是太好的话，可以学会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
幸福协会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赞恩·皮尔泽所称的“幸福革命”的组成部分。在他的同名书中，皮尔泽说，在上万亿的汽车工业和信息技术工业化后，将会出现一个预防性产业，帮助人们发现和平、健康和幸福。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经济方面都比我们的父辈或祖父辈好得多，可是幸福水平并没有相应的按比例提高。有研究说，当住房和食物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额外的财富很少能增加人的幸福感。正如夏普说的：“财富的增加绝对不能保证你的幸福也随之增加，一年挣3万元的人和一年有30万元收入的人相比，在幸福感上的差别非常小，不过许多人对此并不了解。”为什么财富差距不会令幸福感有太大的区别呢？经济学家认为，是因为经济尺度发生了变化。
几十年前，《巴尔的摩哲人》的编辑亨利·路易斯·曼肯曾说过，“财富就是你比你妻子的妹夫多挣100美元”。行为经济学家说，我们越来越富，但并没有更幸福的部分原因是，我们老是拿自己与那些物质条件更好的人比。
夏普说：“如果你想幸福，有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可以做，那就是与那些不如你的，比你更穷、房子更小、车子更破的人相比，这样你的幸福感就会增加。可问题是，许多人总是做相反的事，老在与比自己强的人比，所以产生很大的挫折感，出现焦虑，觉得自己不幸福。”
科内尔大学的教授罗伯特·弗兰克说，当被问到你是愿意自己挣11万美元，其他人挣20万，还是愿意你自己挣10万美元而别人只挣8.5万美元呢？大部分的美国人选择后者，他们宁愿自己少挣，也不要别人超过他。弗兰克曾写过一篇论文——《多花少存：为什么生活在富裕的社会里却让我们感到更贫穷》，他在这篇论文里写道：就说住房吧，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住房？那要取决于他周围的人拥有多大的住房，如果邻居的住房小，他也不需要太大的住房；如果邻居有一所大住房，他就需要一个更大的住房，无论他是否真的需要。
幸福协会的目标就是要让你学会克服那些让你感到不幸福的因素。夏普说，最好的标准应该是凯利·帕克，他是澳大利亚最富的人，但最近几年，他移植了一个肾，而且心脏也做过手术。夏普说：“在财富上，我倒认为我比他强，你难道希望自己拥有40亿美元而一个肾被切除吗？”
既然不和别人比钱多钱少，那么就可以适当放松，享受闲暇了。
在传统观念中，闲暇没有什么好名声。“有闲阶层”、“游手好闲”均是好逸恶劳的别名，好容易有个成语“忙中偷闲”，一个“偷”字让人觉得理亏气虚。我们的传统是崇劳抑闲，提倡劳动光荣，从来就没想过闲暇也光荣。长期的传统教育弘扬蜡烛精神，“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英年早逝，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英雄永远是媒体宣传的榜样。岂不知列宁早就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短期内过度地耗费人力资源，是最大的浪费。“小车不倒只管推”是一种愚昧，注意保养和休整能让“小车”走更长的路程。闲暇是充电，是加油，关注闲暇就是关注人力资源的长期使用效率。况且，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的偏好与选择理应得到尊重。何时劳动，何时闲暇，是行为主体的自由。
改革开放对个人的影响之一是工作负担加重、生活节奏变快。在“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的口号下，每个人都变得更加繁忙。且不说父母官们为了自己所辖的那片热土披星戴月，也不讲登上呼啸战车的商人欲罢不能，就是大学里那群读书教书的先生们也早就没有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那份简单。电视小品演出了《全都这么忙》，流行歌曲唱着《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市场经济带给我们更多的选择时，时间的机会成本骤然增加。从原来大锅饭时代的混日子、低效率，转变为争分夺秒，投入更多的时间为自己与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这是一种进步。然而凡事有度，当社会到处充斥着“繁忙”的身影时，“闲暇”就变得稀缺，其效用也大大地提升，这“闲暇”与“福利”无关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人的一生究竟追求什么？财富、权力、知识、健康，说到底，是追求一种快乐。闲暇是快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罗素说：“人太忙了，和许多美好的事物无缘。”美好的世界等待着能够发现它们的眼睛。人太匆忙，会走马观花。品味生活的美好，需要闲情逸致。在过分密集的现代生活中，给闲暇留点空间，那就留下了一份恬淡，一份从容，毕竟人生不是为了遭遇生活而是为了享受生活。
世上总有干不完的事，一周七日，一日24小时，忙得昏天黑地；一周十日，一日36小时仍然会忙废寝忘食。既然十天与七天没有什么区别，不如索性假设一周只有五天可用，留下两天给自己和家人。
工作繁忙我们应该反思。反思之一，我从事的工作能否发挥我的优势，以己之短做人所长自然会事倍功半；反思之二，我的工作是否属于我的职责范围，越俎代庖，大权独揽，均为出力不讨好的傻子行为。市场经济不承认苦干只承认巧干，不认可苦劳，只认可功劳。在历史长河中，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世界上没有丢不开、放不下、舍我其谁的工作。强调闲暇是强调资源配置的高效，分工协作的合理以及时间安排的科学。工作与闲暇既有替代也有互补。
经济学中的闲暇并不是指无所事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经济学中闲暇的定义。闲暇强调的是个性的释放和选择的自由。在闲暇的时候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心无旁骛地挥洒潜在的能量，活出一个真正的自我。闲暇是一种快乐，是一种幸福。在我们追逐能够带来快乐与幸福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时，别忘了闲暇，它也有效用。
现实中没有这样的情景，与现实不符。
效用即消费者消费某种商品时的满足程度，其实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就拿生活方式来说，是“懒惰”地过一种低水平却能充分享受闲暇和交往的生活？还是“勤劳”地过一种可以换来金钱但每天要工作十六个小时且没有任何自由的生活。生活幸福，不在于可换算的金钱有多少，而在于主观感受。就人的本性来说，“只要有可能，就不愿意被强制”，所以，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前一种生活方式。佩罗曼就说，“爱尔兰妇女厌恶在工厂工作。她们不愿放弃假想中的独立，情愿选择贫困，也不愿选择被工厂雇佣禁锢和忍受一成不变的日常工作”。爱德蒙·摩根也注意到，在殖民地弗吉尼亚，虽然经常存在饥饿和营养不良，但人们仍宁愿选择悠闲的经济方式维持生计。这样看来，他们愿意选择“懒惰”、低水平但有享受的生活，鼓吹市场给人带来选择的自由、崇尚个性的经济学家与学界精英们，我们似乎不应该群起谴责，相反还应该给予足够的理解。
就生活方式对人的“效用”而言，只有生活中的人自己知道。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的目的在于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所以，应该尊重农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你无法知道他们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下的主观满足程度，所以不能先验地以自我标准判断，农民生活方式很“懒惰”，很落后。
忘记沉没成本，方能潇洒前行
斯蒂格利茨在其《经济学》一书中说，经济学家与普通人的区别之一在于，经济学家计算机会成本，而普通人不计算。其实，他认为，经济学家与普通人的区别还有一个，即经济学家不计算沉没成本，而普通人计算。
小杨周末去商场，小李作陪。小李是经济学专业高材生，最头痛的是在商场里消磨时光。小杨对一件衣服一见钟情，所以，简单地问了问价钱，看了看衣服，但连试穿都没有，就被小李拉着交了款。回到家，小杨一试穿，问题来了：衣服的扣子竟然掉了两个。小杨认为是小李太急才造成的后果，要求一起去退货。没有办法，两人硬着头皮到了商店。谁知售货员不认账，而且同一型号与品牌的衣服也没有货了。最后他们找到商场经理，经协商，店方同意再加一百元钱给他们换一件某著名品牌的夹克，而那种夹克的原价是四百元。小杨很犹豫，有些舍不得那一百元钱，想找两个扣子凑合。小李则痛痛快快地说：“很划算，一百元买了四百元的衣服，这种好事哪里去找啊！”最后，在小李的极力劝说下，这笔交易总算完成了。
路上，小杨问小李：“明明那件衣服花了430元钱，怎么能说是一百元钱呢？”小李说：“商家不退货，所以，实际上我们先花的330元钱就等于永远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的口袋了，这在经济学上叫‘沉没成本’，经济学家是不会把这笔成本计入成本的，所以，在经济学家眼中，后来那件衣服实际上就只是花了一百元钱，因此他会认为这笔交易很值得。而如果将原来的330元钱也计入成本，那么，可能会因此不进行这笔交易，那么，不仅穿不上这件合意的衣服，而且实际上前面330元钱也白扔了，因为凑合着穿不合意的衣服完全有可能使你的主观满足程度（即效用）变为零甚至是负数。
不计算沉没成本，其实就是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反正是覆水难收了。尤其是过去所受的苦难，我们更不要去计较，不要让它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我们咬咬牙再坚持，一切都会有回报。经济学从诞生之日始，就具有一种乐观主义的传统，也因此，经济学家都习惯于朝前看，而不回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