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他们轮流前去护卫，是为了让这些将士能有实战的经验。此事，只有父皇、母后和舅父岳云才知道。
赵惇并不打算现在就让臣子们知道关于外贸的全部谋划，只是继续解释自己坚持放开外贸的原因：“我朝自建立以来，钱荒一直十分严重，南迁之后尤甚。这既是因为我朝钱币品质精美、能够保值，使得周边各地都用我朝钱币，加重了本朝的负担；也是因为我朝铜矿极少，铜的产量一直不高。但根据海外归来之人言说，在南方海外就有富产铜矿之地，只是当地只有很少人口，没有钱币流通，没需求也就不会去开采这些矿产。发展外贸，就算可以解决一直以来的钱荒，都是值得的。”
见众臣再无异议，皇太子赵惇下旨，封马允为第一任榷易院六品院使，负责全面理清外贸，马文、康公为、左企毅、韩民功协助。
在有经验的官吏们的主持下，已经建立成的大宋皇室对外经经商网络从此公开。表面上刚刚放开的外贸，一年之后就有了丰厚的回报。尤其是，在原先马家为皇室求财所建立的船队基础上建成的皇家远航船队，两次远航所得的利益就超过了两百万两白银，已接近大宋之前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
在大宋进行大规模变革的情况下，朝廷政策的调整一定会影响到当年、甚至今后数年的财政收入。大宋外贸的扩大，使得民间和国家的收入在几年的时间里巨增，朝廷有了进行深入变革的底气。
更主要的是，激增的收入和逐渐减少的赋税也使百姓们看到了国家振兴的希望，朝廷的变革更得到了臣民们的普遍支持，大宋已经转向的车轮很难再刹住它那巨大的惯性。
在大宋对外贸易获得明显成效之后，年过七十的马林方才落叶归根，回国定居，被天子赵昚封为义侯，追复赵良嗣谥号“文义”，给了当年联金灭辽事件一个最终的评价。
在上述两项措施顺利实施，以及外贸收入激增的基础上，皇太子赵惇开始对冗军下手了。
此时的大宋，只有一直由岳云等几名将领负责训练的十万近卫军还有点儿战斗力。他们主要是由御前诸军改编而来，来自韩世忠、张俊、岳飞等大将的部下，原来朝廷中的禁军已经不复存在。但曾经上过战场的老兵，经过近二十年的淘汰已经不多，余下的也担任了将职，新兵大都没有什么战斗经验。
再次是边境上守卫的边军，他们分为各地部队，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分布过散。
各地厢兵还算多，整个是养老的地方，没什么战斗力。
由各地自行训练的乡兵们大多来自抗金时期的习惯遗存，倒是还有一定的战斗力，却没有一个定规，有些随心所欲。
好在这个时候的大金也比大宋好不了多少，老一代的将领相继离去，新的一代贪恋富贵，早已忘记了祖先创业的艰难。如今的金朝与靖康年间的宋朝没什么区别，君昏臣庸。再加上大金还没能进化掉的奴隶制尾巴，部族首领和朝廷共同管理着这个国家，金朝现在比大宋还麻烦，暂时倒也没有大金会南下攻宋的风险。
经过与诸位还建在的老将军，如岳帅、张俊等人的商议，也是吸取了他们在外驻军和抗金时的经验，经枢密院谋士团的再三商讨，皇太子决定在当年王安石变法中的“将兵法“基础上，改变现有兵制，将全国的军队分成地方驻军及中央军团。
地方驻军为“**路军”，负责守卫地方的安全，并有奉中央之令出战的义务。将全国分成四十多路，每路设一个地方驻军，每路驻军在数千到一万不等，设主帅、副将领各一名，其他将领若干。各路驻军低层将领不作调换，保证将领对下属的了解，以做到“知兵”。中层将领在升职前赴临安武校参加培训的时候，同时接受评估，看是调任还是返回原位，但一般在一支队伍中的时间不少于五年。
如有涉及数路的大战事，则由朝廷将涉及的各路统一合编成“**军”，由朝廷派出高级将领为帅进行指挥。比较特殊的是边境上的边防军，他们直接被改编成了十支边防路军，暂时未做大规模调整。这也是怕被大金、西夏等占了便宜。
中央军团还是以“禁军”相称，但却分成了两级。普通禁军有八支名称为两个字的禁军，每支禁军有八千到一万左右，都是从下面挑选上来组成的，战斗力强于地方驻军。他们的各级将领是从下面选调上来的，都必须有在地方驻军从军的经验。
最精锐的是皇室亲领的近卫禁军，一共有三支，名称为“龙威”、“龙胜”、“龙成”。由皇帝或者指派皇室成员带领，每支人数大概在三万人左右，由现在的近卫军改编而来；原以武林人为主的至勇军也并入“龙威”军。近卫禁军的将领则是来自地方军队和下面的普通禁军，必须有军旅经验。
各级军队有军、师、队三层固定的编制，统兵官有将、指挥使、校尉三个级别，士兵分为军兵和备军两级，每级又分若干等，下级将领必须服从上级将领的指挥。每支军队中都有专门的后勤队，主官为副将，负责非战斗类的后勤任务，随军医官队也包括在其中。
从地方驻军以上，每一级最高的指挥机构都配备有谋士团，由精通兵略的文士组成。他们起到为将领提供作战参考和分薄部分军权的作用，这也是得益于天子赵昚和皇后虞水灵在太子行在设立谋士团的经验。
如果领兵的将领不接受谋士团的建议，打赢了，谋士团不能分割军功；如果打输了，将领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相反亦然，这样既可以控制将领的胡乱作为，也可以防止谋士团的文士过于牵制将领的指挥。如果将领真的有了谋反之心，那谋士团可以起到牵制和分化的制横作用。
设立懂得军事的谋士团约束将领过于随意的行为，比起军权完全掌握在一名将领手中，或是设置不懂军事的监军来控制将领的行为，应该要好的多。
为了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以上的军队的军制整顿从上往下进行，先动近卫军，再动大宋的核心地区，边境最后动，一层层的推广开来。这样，大宋现有的军队就从原来的一百九十多万缩减成了七十万左右，大大减轻了财政的压力。
至于淘汰下来的大部分厢兵，皇太子在诸臣的建议下，并没有把他们直接赶回地方，而是按照他们原来的归属，编成专门负责后勤的附属大队。凡完成了厢兵编制的地方，由厢兵负责原先百姓必须服的傜役，百姓可以用银钱支付酬劳，价格由当地公论。
这样，厢兵们可以有了收入，百姓们也用不着非得丢下自己的生计去服傜役。
至于原来那些二溜子、进厢兵就是为了混日子的，一律清除。
当然，军制改革后，军人不用再在脸上刺字，原先发配到军中的罪犯不再从军，而是改由当地厢军监管，一同参加傜役服刑改造。
如此大规模的改变军制，也得益于临安武校多年培养的将领，现在大都在地方上任中级、低级军官，高级将领中也都基本经过临安武校的培训。除非国家从此偏安一方，再无恢复之志，否则军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这也是大家都清楚的事。
为了保证地方军队的变革不发生太大的变故，皇太子赵惇接受了部分臣子的建议，由临安军校的那些功勋老将出面，每人负责一片。他们对朝廷的忠诚不用质疑，而且下面的各级将领大多是他们的部下和学生，能够保证大部分将领的忠心和服从。所以，军制改革在军队中的阻力并不是很大。
关联到地方的军制变革是平时负责地方治安的乡兵，还有普遍分布于大宋境内的武装集社。朝廷以原王安石变法中的“养马法”、“保甲法”为依据，再加上战争时各地组织自卫的经验，十丁抽一、二十户一马，本时训练、战时为兵，“寓兵于民”、“寓马于民”。
这两个战备之法经修改后，乡兵和马匹按地域编组成乡军，都由兵部主管，能够蓄兵予民，一旦有了战事，可以很快形成战斗力，也免得平日里过多的军队浪费钱财。
原来王安石实施之时，百姓承平已久、安逸享乐之心过盛，将军役等同于傜伇，不愿意参与平时的训练，也不愿意多养育马匹，导致二法时行时废，根本没了作用。但现在，百姓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已经知道保证国家武力的重要，求战、恢复中原之心极为迫切，乡间百姓自主集社或主动参与军事训练者甚多，故二法只要地方行事妥当，能够得到很好的效果。
在地方“养马法”、“保甲法”推行，阻力最大的反而是地方政府和官员。尤其是“保甲法“，改变了地方以大姓和宗族管理百姓的旧制，也使得国家可以借编制保甲之机查清实际的情况，给每年征收的赋税提供详尽的数据。
更主要的是，编制保甲之后，国家可以利用编成的保甲知道不少民间的实际情况，等于多了一个由下而上的监督体系，地方官吏自然不愿意推行。
为了让朝廷的改制深入民心，皇太子赵惇接受了峦明的建议，把朝廷关于改制的坻报增印，明发天下。然后，又将各项新制度由太子宫中的文臣们改编成了顺口溜，让召集来的说书人教吏民百姓传唱，以使更多的人了解朝廷的新举措和目的。
为了减轻地方上的阻力，“养马法”、“保甲法”从边境向核心推广，边境地区经常还是有些小的战乱，百姓们和当地官府都有保护地方安宁的需求，推行这两种蓄兵于民的策略比较容易。而且，因为大宋缺少良马，边境上常年与金、西夏、周边诸部进行交易，以换取马匹，种马的来源可以更好的解决。
皇太子在这样大动干戈之前就建立起监察台，也是担心地方上在进行变革的时候胡来。监察台虽然不能完全杜绝地方上不服从命令或是随意改变政令的行为，但要好的多。监察台派出了监察官员，如果那些地方官员不愿意推行，就开始对其进行清查，吓的地方官员不得不推行。
军制的改变虽然也让那些守旧之臣担心，但整个军队层级的设计是重头轻下，战斗力最强的军队集中在朝廷手中，而且军队的后勤也还掌握在国家手中，不怕有国家变乱的风险。各级谋士团的设立，反而使得有军事素养的文人可以大量进入军队担任官职，还给予了他们对将领的牵制权，这也使得士林们对此次的改革接受度较高。
在地方军制改革正在比较顺利进行的时候，理学大师朱熹再次上书，认为练兵修武、恢复中原都是胡说，反对现在所进行的军制变革，他觉得只要能够紧守疆界，修正德业、严明纪纲，就能使金人感到恐惧，不战而屈人之兵。
看到这份长达万余言的上书，皇太子赵惇本人是觉得既可笑又有些恼火，朱熹身为当今的理学宗师，在儒学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这种只要自己立身明义，就可以决胜于朝廷之内、播远威于外国的思想，会让不少士林中人更加的死守所谓的“义理“，而不知变通，牵制朝廷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