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80后中毒最深——房价收入比
在武汉工作的80后张阳很郁闷，眼瞅着武汉的房价不断攀升，早已经超过他的心理承受底线——5500元/平方米。对于毕业两三年的他来说，即使想买个5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也很难。
在武汉中心城区内，一套80平方米、单价6500元/平方米的房子，至少要50多万元。这对像张阳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难以承受，房子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张阳与女友，两人月收入共4000元左右。按照当前的房价水平，买房子对他们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他连做梦也没想到过武汉的房价会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内打着滚儿地往上翻。
张阳在武汉沌口某学校任教，又在某企业工作的小吴谈上了恋爱，他本以为幸福生活将拉开序幕，却没想到因为那遥不可及的房子，他的美好姻缘还没怎么开始就走到尽头。在高房价面前，爱情也在经受着考验，房子却成了爱情的入场券。
所谓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以故事中的张阳为例：一套普通新房平均50多万左右；张阳和女朋友加的年收入是4.5万；两者相除，房价收入比已经超过11。
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房价收入比在3-6之间被认为是比较正常的。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可知，2007年我国的房价收入比平均为15，远高于国际上普遍认为的正常水平。我国中小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多在6倍以上，属于房价过高的范畴，大部分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超过6，其中北京、沈阳、贵阳、南京、广州、大连和西安的比率都超过了10甚至更高。
房价收入比过高的原因，主要在于目前的房价过高。仔细分析起来，中国的高房价，是“众力”合推的结果。
其一，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房子是稀缺资源，中国拥有13亿人口，而这自然成为了中国人购房的硬需求，如此巨大的内在需求使得中国的房价不会太低。
其二，地方政府从房地产发展中谋得的好处。政府垄断城镇的土地资源。正是在这种体制和机制的刺激下，地方政府自然要拼命地炒高地价，绞尽脑汁使商业用地价值最大化。
其三，房地产暴利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房地产商为保持高利润，通过恶意炒作，囤积居奇，积压闲置土地，控制房源供给，联手哄抬房价，从而达到榨取购房者最大的利润。
其四，炒房团是高房价的潜在推力。如“温州炒房团”举世闻名，他们资金雄厚，集团运作，在各地房地产市场频频出手，如飓风一般攻城略地，所到之处房价急升。
其五，国际热钱大量涌入，为高房价推波助澜。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一直处于持续升值或升值预期中，吸引了大量国外游资流入了中国市场，这就是国际热钱。这些“游资”的目的就是赚钱，我国各城市的房价持续攀高，使得国际热钱越来越集中到房地产，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高房价跌不下来。
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内在需要，然而，在高房价面前人们却显得有点无可奈何。尤其对于80后来说，面临着“成家立业”的历史任务，或自掏腰包或父母赞助，竭尽全家之力去买房，成为事实上的房奴，背负高房价的压力。
【知识链接】房价虚涨泡沫
房地产价格是由房屋等建筑物价格和土地价格共同构成。房价与地价是紧密联系的，房价泡沫则与地价泡沫密切相关。此外，开发商对利润的期望值过高，人为抬高房价，也会形成经济泡沫。它是房地产业可能出现的泡沫经济的类型之一。
从柴米油盐看生活水准——恩格尔系数
过去，中国人见了面，习惯打招呼：“吃了吗？”但这一在中国流行了上千年的问候语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一句“你好”取代了。
子曰：“食色，性也。”食欲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的本性。中国人都知道“民以食为天”的古话，对老百姓来说，吃是天底下最大的事情。因此我们中国才形成了一个让外国人不理解的现象，不管在哪里见面，不管何时见面，总要问一句：“吃了吗？”
中国人习惯的“吃文化”已经深入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打人叫“吃拳头”；行不通说“吃不开”；受不了叫“吃不消”；靠女人的男人被称为“吃软饭”的；打官司叫“吃官司”。可见，吃在人们的心中是多么重要！
可是，为什么“吃了吗”慢慢被“你好”取代了呢？经济学家认为，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吃上的支出比例越来越小，而在服装、汽车、娱乐上的消费比例越来越大了。这种现象被称为“恩格尔系数”降低。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这就是恩格尔定律。恩格尔定律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推论：
①随着家庭收入增加，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就会下降；
②随着家庭收入增加，用于住宅建筑和家务经营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大体不变；
③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和储蓄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就会上升。
恩格尔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恩格尔系数＝〖SX（〗食物支出金额〖〗总支出金额
简单地说，一个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越小，就说明这个家庭经济越富裕。反之，如果这个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说明这个家庭的经济越困难。
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在我国运用这一标准进行国际和城乡对比时，要考虑到那些不可比因素，如消费品价格比价不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由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产生的特殊因素。对于这些横截面比较中的不可比问题，在分析和比较时应做相应的剔除。另外，在观察历史情况的变化时要注意，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绝对倾向，它是在熨平短期的波动中求得长期发展的趋势。
【知识链接】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收入水平是直接影响市场容量的重要因素。居民收入水平一方面受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国家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的影响。居民收入水平直接决定消费者购买力水平，收入水平高，则购买力强，反之则弱。
尽力减少贫富差距——基尼系数
1968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提出一个术语：马太效应，用以概括这种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社会现象。马太效应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尤其在经济领域内广泛存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于是在国民收入分配领域，马太效应进一步显现出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状态，对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用以测量贫富差异程度的基尼指数应运而生。
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数据，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在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把它作为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基尼系数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为“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介于0～1之间。
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基尼系数较为客观、直观地反映了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基尼系数都超出0.4。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8，超过了0.4的警戒线。将基尼系数0.4作为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是许多国家基于实践经验之上的一种抽象与概括，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但是，各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居民的承受能力及社会价值观念不尽相同，所以这种数量界限只能用作宏观调控的参照系，而不能成为禁锢和教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仅占收入的份额的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的50%。
【知识链接】经济租金的概念
可以将租金看成是一种要素收入，其数量的减少不会引起要素供给量减少。有许多要素的收入尽管从整体上看不同于租金，但其收入的一部分可能类似于租金，即如果从该要素的全部收入中减去这一部分并不会影响要素的供给，我们称这一部分要素收入为经济租金，又叫经济剩余。
老百姓的幸福是可以衡量的——幸福指数
《论语》中有一个“子贡问政”的故事。
子贡向孔子请教管理国家的要诀。
孔子回答说：足兵，足食，民信之矣。
第一，国家机器要强大，必须有足够的兵力做保障。
第二，要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
第三，老百姓要有信仰。
子贡又问道：如果非要去掉一个呢？
孔子回答：去兵。
子贡又问道：如果要再去掉一个呢？
孔子回答：去食。
孔子接着说道：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认为，兵力确实重要，但不是治国之要。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没有信仰的话是最可怕的事情，这个国家将会因此而力量涣散。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的力量凝聚起来。
物质上的幸福固然重要，但是精神上的力量才是无穷的。20世纪，评估一个国家人民生活得好不好，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简单看GDP就行了，还要看GNH，即国民幸福指数，也就是说，评估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富强，不能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还要看老百姓内心的真正感受——他们觉得安全吗？他们觉得快乐吗？他们认同自己的生活吗？
“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却较为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
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可以说，幸福指数是体现老百姓幸福感的“无须调查统计的”反映，是挂在人民群众脸上的“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