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
2003年2月16日，93岁的张兆和躺在病床上，有人拿着那个为她写过“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这样美丽的文字，与她共度了55年生命的男人的照片给她看。
“你认识他吗？”
她说：“好像见过。”然后她又说：“我肯定认识。”
但那时，她已说不出他的名字。
就在那个春天，她阖然长逝。
1906年2月，留日学生姚洪业、孙镜清回到中国。他们四处奔走，募集经费，筹办了“中国公学”。
1906年4月10日，中国公学在上海正式开学，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之一，孙中山、宋教仁、蔡元培曾任董事。
1929年9月，胡适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沈从文由徐志摩介绍，受聘到中国公学，主讲现代文学选修课。
像沈从文这样一个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只有一张小学文凭，从军队退伍之后，只身闯荡上海，没有任何背景的年轻人，会被聘为大学的讲师，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胡适，近代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他看中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沈从文的才华。
1929年9月，是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
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不但写好了教案，还提前置备了新衣裳。为了不迟到，他还特意花了8块钱包了一辆黄包车去学校，而此次讲课的报酬，只有6块钱！
由于当时的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小有名气，当天慕名来听课的学生早已挤满了教室。
一走进教室，看着下面坐得满满当当的人，沈从文吓了一跳，本来准备好的开场白，突然卡壳了。2分钟过去了，他没能开口；5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10分钟！此时，整个教室鸦雀无声！在讲台前面，有
一位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的女生，名叫张兆和，见沈从文如此狼狈，她也不敢抬头看他。漫长的10分钟静静地过去了，沈从文终于抬起头来说道：你们来了这么多人，我要哭了。学生们笑了，张兆和也笑了，他们用善意和宽容的笑声，打消了他的惊惶。
张兆和当时在中国公学英语系读书，沈从文在国文系教学，因为沈从文的名声很大，张兆和经常来旁听。
张兆和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她的父亲张冀牖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挚友，并在当地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当时的苏州城，流传着“苏州城四朵奇葩”之说，说的就是张家的四个女儿元和、允和、兆和、充和这四位多才多艺的名门闺秀。
张兆和当年18岁，皮肤有点黑，活泼俏丽，被仰慕和追求她的男生称为“黑牡丹”。兆和顽皮地把一封封求爱信编成“青蛙1号”、“青蛙2号”
张家四姐妹，前左起：允和、元和；后左起：充和、兆和。
留存起来，一个都不理睬。
但是有一天，她收到一封信的时候，却愣住了。
这封信，竟然是她的老师沈从文写的。
为了向张兆和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不善言辞的沈从文拿起了笔。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学，情书这种古老的传情方式，在校园内盛行。从1929年12月开始，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几百封情书。
几乎每天都要写好几封信：
“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同另外一些人要好，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服侍我，却愿意自己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所爱的人。我说我很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你不会像帝皇，一个月亮可不是这样的，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如何不恰当，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呐喊。你是我的月亮，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用各样声音，各样言语，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
“我不仅爱你的灵魂，也爱你的肉体。”
情书写好以后，沈从文让一个好友代为传递。这位好友出于好奇，每次在送达情书之前，都要先拜读一下。“这个情书才叫真正的情书，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好的情书。”这位好友由衷地说。
每天收到几封情书的张兆和也十分焦急，一方面，她是倾慕沈从文的，不然，她不会作为一个英语系的学生，经常到中文系去听沈从文的课，但是，她毕竟是一个学生啊，老师对学生的这种追求该怎么接受呢？更何况，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还那么大。
在沈从文执著的追求下，张兆和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想到校长胡适，于是有一天，她拿着情书去了胡适的家。张兆和说：你看！他是我的老师呢！写这样的信给我算什么样子？她想不到的是，原以为校长会为自己主持正义，谁知道他根本不站在自己这边。胡适竟然这么回答他：沈从文没有结婚，他向你追求那是正当的事情，你同意不同意当然你有你的自由。
这个话，张兆和听了已经是出乎她意料之外，没想到胡适还接着说：你的父亲跟我是同乡，我也认得他，你要不要我去跟你的父亲讲一讲？张兆和气得不得了，拿了信就走。
但其实呢，她心里，已经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了。与胡适会面之后的几天里，张兆和又收到了沈从文的情书。这一封信，竟长达6页。
正是这封长信，深深地影响了张兆和，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了他这信，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我离开这世界以前，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我总会记着，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为了我，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
1932年7月，张兆和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回到了苏州。沈从文决定亲自来苏州看望张兆和，并向张家提亲。盛夏的中午，没有一丝风，阳光晃眼，街上极少行人。沈从文在烈日下匆匆赶路，他来到苏州九如巷的张家大院门前，敲开了张家的大门。门房拉开门，看着这位陌生的人。他说，他想见张家的三小姐。看门人说：“三小姐不在家。”
听到张兆和不在，站在阳光下的沈从文有些失望。这时，张家二小姐允和从门口路过，她一眼就认出来，这位年轻人是当时文坛上小有名气的作家沈从文。张家二小姐上前说：沈先生，请进屋来坐，三妹到图书馆看书去了。沈从文不知所措，过了好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我走吧。然后，他留下了自己的旅馆地址，转身走了。
沈从文回到旅馆，正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到了两声轻轻的叩门声，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的正是他苦苦等待的张兆和。
沈从文在苏州停留了一周，每天一早就来到张家，直到深夜才离开。在这期间，张兆和终于接受了沈从文的感情，长达3年的情书追求有了一个美满的结果。但是生性腼腆的沈从文却没有当面向张兆和的父亲提亲。7天后，沈从文返回青岛，才写信给二姐张允和，让她去征询父亲对这桩婚事的意见。张兆和的父亲思想开明，在张兆和的婚事上，他自然不会强加干涉。在得到父亲的明确意见后，张允和来到邮局，给沈从文发了一份电报。那封电报的内容，就一个字：“允”。允，就是张允和的允，一个意思是表示父亲允许了，另外一个意思呢，是她的名字。一个字的电报发出去了，张允和却觉得不放心，她担心沈从文看不懂，就给沈从文发去了另一份电报：“乡下人，来喝杯甜酒吧！”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的中央公园举行了婚礼。他们没有正规的仪式，新房也十分简陋寒酸。
婚后，张兆和随沈从文去了青岛，在新婚的甜蜜时光里，沈从文创作了著名的《边城》，小说里“黑而俏丽”的翠翠，就是以张兆和为原型写的。
有一年，沈从文回湘西探望生病的母亲，在路上，他又为张兆和写了许多情书，张兆和也给他回了信，这些信里，他叫她“三三”，而她叫他“二哥”，后来汇集出版了，书名叫《湘行书简》。
在《湘行书简》里，他们用简单的语言写着绵绵的思念：
张兆和：“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都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3年后，抗战爆发了。
1938年，沈从文离开了北京，去了西南联大任教，张兆和留在北京照顾孩子。
面对现实困窘的生活，再美的诗也会褪下颜色。
分离的日子，他仍然和她通着信，这时的书信后来汇编成了《飘零书简》，然而，《飘零书简》早已不复当年的《湘行书简》。在张兆和的信里，柴米油盐的琐事成了写信的主题。
由于他们两个人都不是善于理财的人，没有什么积蓄，分居两地，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于是，她开始在信里说沈从文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
而沈从文这时候开始对张兆和的感情，充满了疑虑与猜疑，因为张兆和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离开北京去和他团聚，但是她并没有。他由此怀疑张兆和不爱他。
沈从文似乎一直很自卑，而张兆和，从来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好像一直都没有真正地理解过他。在沈从文声名大作时，张兆和经常看他的文章，不经他同意就动笔修改他的语法，一度让沈从文不敢让她看自己的文章。沈从文深爱着她，但是他一直感到沉重的压力，“一看到妻子的目光，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
沈从文患上了忧郁症，他去清华园疗养了两个月。这两个月，张兆和没有去陪他，也没有去探望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