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秋生于北京，1969年“文革”期间离开学校，随家流放到山东北部，在农村种地放猪。1974年回到北京，做过翻糖工、油漆工、木工。1980年以后待业，专事创作。
谢烨
1958年生于北京。热爱文学，创作过一些诗歌、小说和散文。高中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工厂做会计。1979年结识顾城，1983年与顾城结婚。1988年与顾城定居新西兰。1993年10月8日死于新西兰。
顾城
我把你的誓言把爱刻在蜡烛上
看它怎样被泪水淹没被心火烧完
看它最后一念怎样灭绝怎样被风吹散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顾城
也许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出笨拙的自由，画下一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一片天空、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
我想画下早晨，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画下所有最年轻的没有痛苦的爱情，她没有见过阴云，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她永远看着我，永远看着，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
我想画下遥远的风景，画下清晰的地平线和水波画下许许多多快乐的小河，画下丘陵长满淡淡的绒毛，我让它们挨得很近，让它们相爱，让每一个默许、每一阵静静的春天悸动都成为一朵小花的生日
我还想画下未来，我没见过她，也不可能但知道她很美，我画下她秋天的风衣，画下那些燃烧的烛火和枫叶，画下许多因为爱她而熄灭的心，画下婚礼画下一个个早早醒来的节日上面贴着玻璃糖纸和北方童话的插图，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擦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我想画下风画下一架比一架更高大的山岭，画下来东方民族的渴望，画下大海无边无际愉快的声音
最后，在纸角上我还想画下自己，画下一只树熊，他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他没有家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他只有许许多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我在希望在想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领到蜡笔，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创痛，只有撕碎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它们去寻找蝴蝶，让它们从今天消失
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
再见了，情人，请原谅我的一切
“我变老了。我突然发现我老了。他也看到这一点，他说，你累了。”——杜拉斯《情人》
要认出杜拉斯，很容易，她穿得很特别：格子裙，毛套衫，一件黑色的背心，鲜艳的大围巾，一副黑色的宽边眼镜，脚上穿一双高跟短靴。她这样打扮了十几年，以致在《情人》全球大热的时候，许多人都在模仿她的穿着，其实她是因为穷才这么穿的，那件黑色的背心，她穿了15年。因为她70岁才真正地成名，那似乎有点太晚了，但是对她来说，不是这样，因为写作是她的生命，是她的救赎，也是她的“慢性自杀”。“写作，那是我生命中唯一存在的事，它让我的生命充满乐趣。我这样做了，始终没有停止过写作。”
在法国，她被称作是“一位不可模仿的女性”。
她的身高只有一米五。
她喜欢独来独往，独断专行。
她的眼睛，看上去狂妄、自恋、傲慢、癫狂。
她一生都是孤独的，尽管她有好多情人。
她的小说《情人》打破了法国出版印刷的纪录。
我是因为看了她的书，才去越南旅行的，只是我去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太多书里的痕迹，和太多努力“发展”的国家一样，街边有太多手机和洗发水的广告牌子。
可是，少女时代，和母亲、两个哥哥一起生活在越南的杜拉斯，看到的却不是那样的情景吧！湄公河的粼粼波光，大叶子的树，细窄的房子，浓密的草，闷热的空气，旋转的旧旧的电风扇对了，还有一条湄公河上的渡船！
那个年轻的杜拉斯，小小瘦瘦的白种女孩，就是在那条渡船上邂逅了一个中国男人。她虽然穿着寒酸，但是俯身靠在渡船上，浑身上下透露出稚嫩的性感。
那个中国男人叫李云泰，是一个中国富商家的公子，他衣着体面，风度翩翩，衔着一支英国烟，从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里走出来。
他们就这样相识，并且不可收拾地爱上了。他们疯狂地爱着对方，一个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作家的女人的初恋，是那么不可抑制，无法停止。但是，也许是因为种族、年龄的差距，也许是命中注定不能在一起，15岁的杜拉斯，跟随母亲乘船回法国了。中国男人穿着西装，坐在轿车后排，目送着情人离开。杜拉斯站在船上，没有流泪。
从那天起，这段恋情，就被杜拉斯锁进了心里，深深埋葬，她没有再提起，在心里一放，就是几十年！1971年，中年的李云泰带着妻子去巴黎，他给已经50多岁的杜拉斯打了一个电话。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仍然爱着她，他说他将爱她一直爱到死。
这个时候的杜拉斯，已经结过一次婚，又离过婚，经历过孩子的夭折，她在巴黎孤独疯狂地写作，10年里写了十几部剧本。她自己做吃的，自己裁剪衣服。她喜欢喝酒，在情人中周旋徘徊，相爱，又分手，为他们疯狂，为他们绝望，为他们痛苦挣扎。
所以，不知道接到那个电话的杜拉斯，心里是什么感受，她恐怕也是没有流泪吧！
1991年，李云泰病逝的消息传来，杜拉斯才老泪纵横。
“我根本没想过他会死。”
她停下手头的一切工作，沉浸在往事当中，她重新打开记忆，开始写《情人》。
“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
这部小说，获得了法国最具权威性的“龚古尔”文学奖，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情人》大获成功，她却十分冷静。
因为她已经老了，成不成功，无所谓了。仔细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她发现自己真的已经老了，于是她选择了一个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的朋友——酒精。她一生中最忠诚的，能赶走她心里的惊慌和失落，给她欲望和激情的朋友。
晚年的杜拉斯，喝了很多很多的酒。
有记者采访她：“您在生活中最喜欢什么？”她说：“这很容易回答，爱。”
60多岁的杜拉斯，在这时，遇见了她人生中最后一个情人。
这个年轻的男人，叫杨，和杜拉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还是个中学生。他去参加她的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杨拿出一本她的书请她签名，还说要给她写信。
杜拉斯在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地址。
杨开始给杜拉斯写信，一封，又一封，但是杜拉斯有太多给她写信的读者了，她没有给他回信。
然后突然有一天，杜拉斯给杨写信了，她说：
“生活下去是如此困难。”
她告诉杨，自己经常害怕一个人在家里待着，就在下大雨的时候，跑到大街上的屋檐下站着。她还说自己因为喝酒太多，住进了医院。
这时的杨，已经大学毕业了，他给她打电话，告诉她，他要放弃工作，要离开家，去找她。
于是有一天：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的你是年轻的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那时是1980年，杜拉斯66岁，而杨·安德烈亚，只有27岁。
“爱情是永存的，哪怕是没有情人。重要的是，要有这种对爱情的癖好。”
在杜拉斯眼里，爱情与他者无关，它是一种癖好。杨对她，是真挚的。他就一直在杜拉斯的身边，照顾和陪伴她，尽管他是一个同性恋，和杜拉斯的年龄也相差了近40岁。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他甘心做她的情人、奴隶、司机、出气筒为她整理稿件、购物，帮她接电话，护理她的衣食住行但她还是怀疑他的感情，问他：“要是我一本书都没有写过，你还会爱我吗？”她还警告他：“不知道你在我这里干什么？是不是为了钱？我先告诉你，我什么都不会给你！我了解那些骗子，你别想骗我。”
她还会当着众人辱骂他，说刺激他的话。在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始终选择沉默。实在受不了，就逃跑，彻夜不归，去车站的长椅上过一夜天亮了，他又回去找她。
晚年的杜拉斯酗酒越来越厉害，最终被送进医院，杨一直守在她的身边。她已经走不动路，连一个汤勺都拿不住了，口水不停地流淌，弄得到处都是，杨依然细心地照顾她。
她对杨说：“如果我就这样昏迷过去，你不知道我会不会继续活着，你还会要我吗？”他对她说：“会，我会的。”病危之际，杜拉斯已经说不出话时，她递给他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杨，永别了，我走了。拥抱你。我爱你。请原谅我的一切。”
1996年3月3日，杨守候了她一夜之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准备睡一会儿。杜拉斯孤独、安静地死去了。她被安葬在巴黎的蒙帕那斯公墓。一块石头上刻着她的名字“玛格丽特·杜
拉斯”，以及她的生卒年月日，就是这样。
玛格丽特·杜拉斯
法国著名的女小说家、剧作家。1914年出生在越南嘉定，童年的苦难和母亲的悲惨命运影响了她的一生。她从1943年开始写作，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把她当成作家，她的作品常常只印几百册。但是她从未中断写作，直到40年后的1984年，《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她从而闻名世界。
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
跟大家一起得不到任何东西，一个人才能有所收获。
我更喜欢与很不爱我的人在一起，而不喜欢与太爱我的人在一起。
对付男人的方法是必须非常非常爱他们，否则他们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我可以一次有50个男人。
爱情并不存在，男女之间有的只是激情，在爱情中寻找安逸是绝对不合适的，甚至是可怜的，但她又认为，如果活着没有爱，心中没有的位置，没有期待的位置，那是无法想象的。
如果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同一个男人做爱，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做爱。但发生一次爱情故事比上床四十五次更加重要、更有意义。
我长得太矮了，太平庸了，大街上永远也没有人回头看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