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出使北上，是奉政府之命总揽华北政务，其职位在何应钦和黄绍竑之上。但是除了北平政整会委员长这一个空头衔外，他几乎一无所有，能依赖的，只有政治运作上的技巧和能力。
首先要知彼。
当时中国外交界，甚至包括整个政界的实际情形是“重西洋，轻东洋”。所谓“军事学东洋，政治学西洋”，要在外交部混，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这些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了解，就像普通国人一样，基本都浮于表面。
顾维钧和颜惠庆虽号称中国外交界的双子星座，然而他们俩也只擅长与西方国家打交道，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作风却与西方人多有不同。
到了“九一八”之后，但凡能跟日本人沾点边的，都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以致造成对日外交人才更加稀缺，在朝没有，在野也少有。
华北之敌主要就是日本，不知彼，如何过招？
为了知彼，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搜罗人才，哪怕是到“旁门左道”中去扒拉。
在黄郛的政整会中，“日本通”占了一半。这些人以殷同、李择一、殷汝耕为代表，他们以前或怀才不遇，或为名士所不屑，但毋庸置疑的是，此辈在刺探日本情报以及对日交涉方面的能力又确实都很强，有的甚至还是超强。
王安石批评孟尝君，说他的三千门客大多为鸡鸣狗盗之徒，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事实是，若无“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恐怕连秦国都逃不出去，哪里还能再装什么高雅。
世间万物，但尽其用而已。“鸡鸣”也罢，“狗盗”也好，只要你牢牢控制在手上，不让他们出轨，则事无不成。
换句话说，假如黄郛只能或只会用跟他一样的人，那他根本就出不了莫干山，20年政坛生涯也算是白白经营了。
政整会的另一半，却不是人才，岂止不是人才，有的还是蠢材、废材、垃圾。
这却是出于知己的考虑，不得不如此。
黄郛对国内情形的认识十分清醒：在华北，失意的军阀政客到处都是，对外他们犹如一盘散沙，只能退不能进，对内则尽扯后腿，胸脯拍得震天响，谣言造得满天飞。
这些人最易被日本人利用，在旁边跟你捣乱，黄郛的办法是拉住那些跟他们有联系有交情的“皮条客”，实行以彼制彼。此类人物以王克敏为代表。
过去黄郛做官，在选人用人上向来不肯苟且，更不容许冗员的存在，如今也只好尽量往政整会里塞人，哪怕是把这个临时机构塞得满满当当。
1933年5月15日，黄郛坐火车北上，前去天津。
两天后，火车抵达天津站，车尚未停稳，就遭到了袭击。
一颗炸弹被扔在车里，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冲着黄郛来的。幸亏他早年也指挥打仗，动作尚算敏捷，没有伤着分毫，但是他的卫兵和几个无辜的旅客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出手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些民间过激团体，后者甚至公开声称，谁要是敢与日本人接触，谁就是卖国贼，那是一定要修理的。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下马威。
喊一声阿弥陀佛吧，如果就这样被当成“汉奸”挂了，那可实在太冤枉了。
来接站的是时任河北省主席的于学忠。他现在坐困愁城，天天都指盼着有高人指点，能帮他走出困境。
黄郛到天津，对于他来说真有如久旱逢甘雨，连客套都顾不上，就急着问黄郛有什么脱困之法，同时再三表示，只要对方能拿出解决华北问题的方案，他一定坚决服从。
因为不久前关东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滦东之战，东北军再次溃退，兵败如山倒，日军即将兵临天津城下。
黄郛到了北平一看，那里还要紧急，已经三面被围了。
在华北军事会议上，出席的大部分将领都对战局失去了信心，表示部队实在守不住了，维持防线已经不能够以天算，只能以小时计。
徐庭瑶从南天门撤出，三个主力师伤的伤，残的残，连防守北平城都很勉强。
29军刚到喜峰口那会儿，还“进时如虎”，自丢失喜峰口后，便“退时如狗”，等到第二次滦东之败，士气已一蹶不振，到了“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的程度。
倒是因丢失冷口而颇受非议的商震，在会上答应再守一天，成为全场最能负责的人！
原先的“双巨头”何应钦和黄绍竑束手无策，连军队都指挥不动，大家眼巴巴地都在等黄郛拿出“脱困之法”。
黄郛的策略，就是联系日本外务省中的“稳健派”，展开停战谈判，以期获得喘息之机。
事情其实已进展得大体有些眉目，不料外交部突然取得的一个“胜利”，却打乱了黄郛的全部步骤。
外交部在向国联告状无效的情况下，争取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宋子文联合发表了一份公报，上面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对于国内舆论来说，这无疑是打了一针强心剂，大家又兴奋起来，认为无须对日本采取缓和态度。
但实际上这种隔着大洋的吆喝只能起到反作用而已。
日本外务省和军部中的“强硬派”重占上风，他们说你看你看，怎么样，中国人明着说要跟我们面对面谈，背地里还不是去找了老美，可见他们毫无诚意。
谈判大门突然被关，黄郛对此始料不及，前期的所有努力也全部付诸东流。
打仗打不过，谈判谈不了，麻烦事却一大堆。
日本华北“驻屯军”也上来插一脚，公然要求中国平津方面给他们准备车辆，声称要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派日本兵到北平来护侨。
这还不算最棘手的，最棘手的是没钱。
聚集在平津周边的各式部队，虽然能打的几乎没有，但人却不老少，他们可一个个都是张着嘴要吃饭的，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粮来维持，华北形势只会雪上加霜，更加纷乱不堪。
原先在上海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曾亲口答应黄郛，可筹措600万资金至华北，但等黄郛到了北平，这笔钱却打了水漂，财政部根本拿不出钱来。
原因在于财政部的钱，很大一部分是要靠借的，否则无法用于周转。可是华北战端一开，天津危险了，作为政府还款担保之一的天津海关税收自然就危险了，金融界担心政府还不了钱，便不肯再购买政府债券。债券卖不出去，钱就借不到，如此一来，别说给黄郛拨钱了，就是其他部队的粮饷和大部分公务员的工资也成了问题。
既无钱又无兵的黄郛，到北平后的日子，难过得简直令外人无法想象，但就在这种困境下，他仍然天天召集“门客们”开会，苦思良策，乃至到了“日夜筹谋，席不暇暖”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