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蓝的天空彩云游/微微的花香随风飘/宽阔的田野绿油油/潺潺的溪水田里流/远方的朋友你可知……
秦榕死了，留下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一首长诗，或者叫顺口溜，记载了她苦闷的心情。虽然她出生在中国的大城市，这个顺口溜体现的却是一个农妇的思维和习惯。她为什么不用更直接的话语写下她的心情？她写了，她的日记本上断断续续地记载了她经历的事，她也许写烦了，想试着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于是，一个不会写诗的人，在她生命结束之前的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前（我们不得而知），写了那首诗，可以想象，她就是念叨着这些混乱的诗句走在公路上，结束了她的一生。
2001年年初，清晨，在日本岐阜县某村的山坡上，一位女性早早地来到公路上，徘徊着，衣着整洁，目光在找寻着什么。突然间，她飞身扑向急驰而来的汽车，结束了她疲惫的生命，死时只有三十五岁。
我来到村子，看着她的尸体，由于遭到撞击，她的面容惨不忍睹。
我很想知道她生前是什么样子，可是没有她近几年的照片，只有结婚时的照片，穿着白底绣花的和服，脸上、嘴唇上夸张地抹着红色；圆脸上是一双较深陷的大眼睛，不算很漂亮；身体在宽大的和服下也显得纤弱。然而喜悦的神情却让人感觉到她神采飞扬。
看着她的尸体和冬天的衰景，想到她的诗，我的大脑里想起的却总是另外一首诗句：“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如果她的灵魂不死，此时她一定想见她在国内的家人，但他们还没有来，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来得了。
她到日本的起点和终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通过对她的朋友，以及她的丈夫石井大介的采访，加上她的日记，我写下了这样的故事——
秦榕出生在湖南长沙，后来到了深圳，在一家幼儿园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穿着白色的、蓝色的、红色的、五颜六色的裙子，与孩子们跳舞。下了班，喜欢逛商场，试穿各种新衣。只是因手上拮据，难得买上一件。当然，她有娇小的体形，所以可以不去买减肥茶。夜晚，她也会为电视里的离别伤感偷偷落泪，并期待着爱情的降临。总之，她与其他年轻女人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由于打工的紧张、辛苦，她需要为自己找一个好的归宿。嫁到外国去，也是一种好的选择，为此她努力了。
1989年下半年，通过国际婚姻介绍所，她认识了比她大十几岁的日本厨师石井大介。他们通过书信和电话开始了交流，虽然语言文字不通，凭借着他人的翻译，却也懂得主要意思。对方始终话不多、字不多，更没有什么甜言蜜语，也没有告诉她他有房屋成行、良田三千。虽然有些遗憾，但她感觉到对方是一个老实人，这就够了，找的男人可靠也是条件之一，否则什么都是枉然的。她很快决定结束这种遥远的期待，与对方结婚。
1990年，石井来到了中国，到了她家。他一身西装，打扮起来还像一些样子，看上去也不老，与照片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不过，似乎老实得有些过分，他见人就一个劲地鞠深躬，脸上的肌肉也总是皱着，嘴半张着，一付很小心、腼腆、不敢见人的样子。
不过，她爹妈给亲友们介绍时，都会说：“他不懂中文，就更不爱说话，日本人就是这个样子。”她一家人之前没有与日本人打过一次交道，还真认为日本人就是这个样子。
那是3月，是初春的季节，长沙的四季如春。他们租借了婚礼车队，在长沙的街道上整整开了两小时，才在布置宾馆里的新房里结婚。
秦榕随后以“日本人配偶者”的身份去了日本。石井大介带着她回到了他的老家，一个边远的小乡村，一个真正贫穷的家庭——让人怀疑世界经济第二的日本也有这样的贫苦家庭，好在他们并不生活在这里。来这里，只是石井大介家要为他们补办一个日式婚礼，同时她也有了新的名字，叫石井美惠。
他们重新回到了城里。石井大介就如中国乡下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他是厨师，这一行当在日本是低收入职业，月收入还不到二十五万日元。
石井在城里租住的房子不宽，不过，每天她都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做好饭菜等丈夫石井大介工作回来，石井大介对她也不挑剔什么。
她也很快认识了几个中国人，大抵也是嫁到日本去的，抽个空，逛逛街，买一些食品，却也经常能见见面，说说闲话，说说自己的忧虑。不过，生活不就是这样？遗憾之中也有一些满足，随后就要说说人生，再练习一下日语，却也不太孤独、寂寞了。
这样的日子也不能长久，她到日本后不久，丈夫石井大介工作的那家日本料理店便倒闭关门了。石井大介苦恼了几天，就想带着她回老家。秦榕一直生活在中国热闹的城市，贫苦的农村怎么待得下来？其实就是富裕的农村，日本年轻人也难有愿意住的。
她还没有学会多少日语，凑合着对石井大介说：“你另外找份工吧？”
“没有人介绍。”
“你原来不是也在城里干？”
“那是有人介绍的。”
秦榕这下才真正感觉到，石井大介是一棍子打不出三个屁来的农民。在日本，脑子不灵、守旧，同样不好过。于是，秦榕只好打电话给她的中国朋友。可是，她们又能认识几个人？
他们又住了一个星期，手上的钱一天天减少，石井大介急了，老实人总是能算计着花钱，他会算到十天后、三个月后的日子。秦榕又能说什么？只有希望以后石井大介经人介绍后，在城里重新找到工作了。她只能与他一起，把大包小包的东西装上了车。再没有用的东西，他也不想扔。他们就这样回到了乡下。
回到石井大介家，也许她真要居住在这里了，才仔细观察了这里。这里四周除了一幢低矮、陈旧的农舍，就是田地和青山，不看这些农舍和零乱的院落，这里的风景还是不错的——秦榕诗中写到的花香、青松、田野、溪水、彩云都有。然而也与那些富裕人家一样，每家都相隔得很远，不同的是周围的田地并不是石井大介家的，他家只有寥寥几块在山上的田地，也没有什么机械化农具。连接这些邻居的是一些田埂和弯曲的山路，很远才有一条通向外界的柏油路，与中国边远、贫穷的农家相比，唯一不同的是，房子里勉强有一个简易的卫生间。
石井大介是长男，弟妹或是搬进城里去了，或是嫁出去了，家里就是一个老母，她与石井大介一样，也是一位没见过世面、甚至有些怕见陌生人的人。
秦榕开始了农村生活，她主要是忙家务，也时不时干一些农活。她慢慢地学会了挤奶、撒油菜籽，甚至能在城里人到乡村收农作物时，与别人比划几下，讨价还价。不过，石井大介还算心疼她，不让她干重活。但是石井家的土地不够种，还经常受人雇用去做一些零星的农活，他也把她带上了。
她偶尔对石井大介有些怨言也是善意的，比如她对石井大介这样说：“你为什么不多养一些奶牛，如小野家一样，买一辆小货车给城里人送奶，这样就会好过一些了。”
石井大介会抬起手，指指远处的邻居咕哝：“养牛的人家很多，出那么多奶卖给谁？我有一次还看到小野家往地里倒奶。”
秦榕也指了指远处的奶加工厂说：“多余的奶可以买给加工厂，虽然便宜了一些，也不会浪费。就算小野家偶尔倒一次奶，他家的日子不是也比我们好多了？”
石井大介不说什么了。其实，让他干这些事也是太勉强他了。
秦榕还能说什么？说多了也累，她在日本城市里待的时间很短，在这样的乡村，与人沟通的机会很少，与丈夫的对话，也仅仅是简单的生活用语，加上手势和情绪。与这样一位丈夫说话，似乎也不需要更复杂的语句，她不必用日语表达“人生”、“理想”——事实上，慢慢地，她对用汉语表达这些意思也失去了兴趣，她对她的中国朋友说到的事只有埋怨，和一点点期待。
然而她的忍耐力已经让记者不解了。秦榕当初敢于从长沙到深圳打工，敢于嫁到日本，自然不是安于现状的人。她就不想离开这里到城市去，或者回国？或者离开他？
事后我问石井大介：“秦榕经常埋怨你，并且与你经常吵架吗？”
石井大介看着我没有说话，他似乎已经不记得秦榕是谁了。当我纠正这一“错误”，改称石井美惠后，他才说：“没有说什么。”
于是，我与秦榕的一位朋友聊天时说到这件事，我们是在秦榕的葬礼上认识的。
“哪里不会有怨言呢？没有入籍啊，只有将就过了吧。”她嫁到日本已经有十多年，也才刚刚入籍。
“没有入籍就不能离开？我说的是，”我对她的回答感觉很意外，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意思，“那她入了籍，就准备离开这乡村，离开石井大介了？况且她至少有长期驻留的。”
“她也说了一些话，但她好像不是那种敢做的人，她似乎更像甘心与石井大介过一辈子的人。”
“那她……”
她笑了笑，似乎也有与我一样的不解，说：“她到深圳、到日本不也是别人介绍的？其实，她是一个独立能力很差的人。”
“那她可以回国的吧。”
她叹了一口气，才说了下面的事——
她到日本的第三年，怀孕了，挺着肚子，还与石井大介回了一次国，给家里人买了许多东西，串门，与同学们、朋友们喜笑颜开见面。然而暗地里却与家人诉说了她的苦闷。
“在日本受穷，还不如回中国来受穷，况且我还可以打工，日子会一天天改变的。”是的，如果她曾经没有机会离开石井大介，那她此时不是最好的机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