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汪清涵最后一次做咨询。她的状态明显已经好了很多，人也渐渐开朗起来，我问她还有没有坚持觉得脑里长瘤，她不好意思的笑了。今天我并没有过多的从咨询的角度去与她交流，更象是朋友间的聊天，尽量地让她放松，让她自己去感受一种积极的健康的心态给她带来的快乐与欢愉。我很为她的变化高兴，但也有些隐藏的担忧，我不知道曾经的危险还会不会再次找上她。她提到了遗书的事，她一直想不明白，在她心里遗书的事可能会成为一个阴影。我笑着给她解释，人有时候意志和相对的薄弱，可能会有一些恍惚的情况做下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这样的情况我也会有。所以不要对这件事太在意，更不应该让它成为她的心结，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人应该往前看的。她点点头，说会努力让自己快乐，她告诉我经过这些日子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应该太执着，淡然一点，洒脱一点，快乐才会多一点。
临走的时候她问我：“朱老师，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我点点头说：“当然，你不是有我电话吗？经常联络吧。”
看看时间，马上五点了，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这时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喂，哪位？”我问道。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有点熟悉：“朱毅吗？”我说是的。她说：“我是戴香芝，昨天我们没说完的话题你还有兴趣听吗？”我说：“当然了。”她说：“那六点半我在凯乐伯等你，就吃点简餐吧，有问题吗？”我说没问题，一会见。我感受到了她的强势，她其实在心里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我所能够决定的只是去或是不去，别的她都已经决定好了。而且她是一个睿智的女人，她知道我是一定会去的，很多迷团还得从她的身上解开。
我打了个电话问邓琨，有没有接到戴香芝的电话，他说没有。我把事情告诉了他，他嘿嘿地笑了，说既然这样我一个人去吧，说不定单独的谈话她能够放得开，能够从她那里得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挂了他的电话，我就离开了办公室。从中心到红边门距离并不是很远，我慢慢地走着过去，一路上欣赏着夏日独有的风景。
到“凯乐伯”的时候距离六点还差五分钟，我提前了半个多小时，进去后找了一个比较清静的位子坐下，服务生过来招呼，我说在等人，先来杯柠檬水吧。我一边喝着柠檬水，一边欣赏着钢琴师优美的琴音，钢琴师是一个年轻的女孩，一身粉红色的连衣裙，身材很好，可惜离得太远，看不清楚她长什么样。这个时候咖啡厅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但并不喧闹，因此依旧显得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