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中了林彪“引蛇出洞”的计谋。
东总立即决定，集中兵力，歼灭其左路军，以六纵坚决扼守沈阳西北公主屯阵地，以一纵、十纵打援，四纵在沈阳以南钳制敌人，二纵、三纵、七纵兼程南下，三纵从敌左、中路之间楔入敌阵，与七纵配合切断新五军退路。
1月5日，各纵队密切协同，将敌新五军合围于公主屯以南地域，并迅速发起猛烈攻击。
十二师三十四团政委张黎天亲自操重机枪射击，壮烈牺牲在阵地上。
到1月7日上午，各纵在强大炮兵火力支援下，密切协同，勇猛冲杀，全歼敌新五军2万余人于公主屯地区，俘敌军长陈林达。
陈林达被围时，陈诚已没有初到东北的独断专行的猖狂气焰，急忙召开幕僚会议研究对策。
赵家骧拟了一个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集中兵力守辽河以南沈阳据点，以攻势防御击破解放军攻击的计划。
陈诚看到连称很好很好。
但是陈诚时而想让陈林达守，时而又想让陈林达退，举棋不定，优柔寡断，不下命令执行。
一直到6日晚上陈林达已被解放军四面包围，才决心令陈林达向沈阳撤退，但为时已晚。
新编第五军一夜间被消灭殆尽。
陈诚被打得懵头转向，手足无措，病倒在床上，连夜向蒋介石告急。
蒋介石又于10日再次飞抵沈阳，随行的有范汉杰、刘斐、俞济时等人。
陈诚因病未到机场迎接。
蒋介石来之前命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到沈商议。
傅和别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不一样，他不穿呢料将军服，不带大沿帽，而是穿一个鼓鼓囊囊的棉军服，头戴个皮帽子，挂着上将领章。
傅作义和东北“剿总”副司令罗卓英、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一同去机场迎接蒋介石。
到了励志社，蒋介石照例先看地图，问战况，研究行动方案。
东北一些军政要员听说蒋来了，都到一楼等待接见。
当时沈阳市长金镇装腔作势地说：“我就是不愿见大官！”但一会还是把名片交给蒋的侍卫官。
侍卫官进去后出来说：“委员长正在研究军事部署，没有时间，非常抱歉，就不见了。”后来侍卫官私下说，实际上蒋看了金的名片，很反感地说：“这个家伙不见！”午后，蒋介石到东北“剿总”召集军政要员开会，听取公主屯战役经过报告。
据说，当时陈诚将新编第五军被消灭的责任完全归咎将领不服从命令，请求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新编第六军军长李涛。
蒋介石在师长以上军官会议上，痛骂廖耀湘、李涛不服从命令，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积极去解新编第五军之围。
廖、李都不服气，挺身出来说并未奉到援救陈林达的命令。
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形成是非功过无法辨明的僵局。
蒋、陈想借端惩办廖、李二人以维持陈诚“面子”的诡计不能得逞，尴尬异常。
争吵到最后，陈诚无可奈何，只得站起来说：“新编第五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介石说：“仗正在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蒋介石勉励各将领要服从陈诚的命令，好好地完成东北“戡乱”任务。
蒋介石离席后，陈诚对各将领说：“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军攻到沈阳的话，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
然而，陈诚看到解放军冬季攻势未停。
再不想与沈阳共存亡，急忙叫他的老婆谭曼意去南京请宋美龄求蒋介石将他调回南京。
蒋介石集团内办事，只要走夫人路线，十有八九能成功。
蒋介石决定将陈诚调回南京。
林彪击败了杜聿明、陈诚。
蒋介石不得不三易东北主帅。
派谁去统领几十万大军，主政东北呢？蒋介石想起了卫立煌。
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卫立煌是有名的“虎将”，战绩卓著。
论资历、声望和人事关系，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这些人或者是卫立煌在远征军中指挥过的，或者是他过去的老部下，卫都能驾驭得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卫立煌率领远征军入缅打了胜仗，在美国军界获得好评，最近他又到美国考察，和美国军界来往关系不错。
蒋介石决定请卫立煌出山。
卫立煌，字俊如，二级陆军上将。
他从孙中山先生的一个卫兵，发迹为国民党“五虎将”之一，曾任第二战区司令和中国远征军司令等职。
他被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称为“支那虎将”。
在蒋介石军事集团中被视为“嫡系中的杂牌”，几次被蒋罢官又起用。
卫立煌是安徽合肥卫杨村人，少年家贫，随兄学习文化、军事，颇有侠肝义胆。
曾一拳打倒“地头蛇”为家乡除害。
后到广州，被人推荐到孙中山的卫队当警卫排长，跟随孙中山左右。
后卫立煌调到许崇智部下当排长。
在一次夜战中，部队被冲散，他收拢百余人乘乱直捣敌指挥部，反败为胜，被晋升为连长。
22岁时升为营长，为装老成蓄起一撮小胡子。
后来官职逐步擢升。
1936年12月初，卫升为陆军上将衔。
“西安事变”中，卫立煌随着众人一道被扣。
周恩来把卫当成重点团结对象，对他做了很多工作。
卫深感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
“卢沟桥事变”时，卫立煌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他发电给蒋介石，请缨北上，率部进入太行山东面的狼牙山、百花山、史家营附近。
准备南北夹击板垣师团，乘北平空虚击日军在华北最高司令部。
这个部署被汉奸泄漏给敌人，日军香月清司司令官急忙变更部署。
增调兵力，打算包抄卫部后路。
卫立煌即令各部利用山形地势，从日军间隙中穿行，向南转移，打打走走，全部冲出包围圈到达指定的会合地点遂城镇。
日军新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集中主力分兵三路渡黄河，占领郑州。
郑州一失，中原难保。
卫立煌调集主力实施全面反攻，一举收复郑州。
1942年1月，洛阳形势暂时稳定，蒋介石革去卫二级上将军衔，免去其河南省主席职务，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借此削除卫的兵权。
卫立煌乘车离开洛阳长官司令部前往火车站，途经市区，沿街许多群众自发设置香案给他送行。
卫十分感动，连忙下车步行，一直走到车站。
据说在洛阳市，只有七十年前，前清一位道台离任时有过这样动人的场面。
卫一进车站，军乐齐鸣，各集团军司令和长官部的同事，纷纷与他握手话别。
列车开动后，卫立煌立于窗口，热泪盈眶。
后来卫立煌再掌兵权，在山西与日寇作战。
有一次他率部转移时，假道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主席迎到门口，与卫亲切握手寒喧。
卫立煌表示非常钦佩毛主席，毛主席也赞扬卫立煌抗日坚决，以及和八路军的友好关系。
在延安逗留期间，卫立煌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赞扬边区的工作堪称全国模范。
卫立煌驱车二十里慰问正在养伤的林彪。
行至半路，他要大家凑钱，国民党军队素有犒赏和送礼的风气，大家荷包搜遍才到600元。
他觉得实在拿不出手，只好作罢。
在去西安的路上一再提起：“没给林彪送点礼，太不像样了。”到西安的第二日，卫立煌就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身份，批准拨给十八集团军步枪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和牛肉罐头180箱。
在延安卫立煌观看了战地服务团演出的团结抗日节目，当即表示也要成立这样一个团体。
不久，集中了几十名北平流亡学生和陕北公学的毕业生，并从八路军中引进了一批人才。
组成了“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
进攻山西的日军集结了约14万兵力，猛攻忻口。
阎锡山急电蒋介石，要求派卫立煌部队驰援山西。
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统辖晋北全部中央军和晋绥军，在忻口阻住日军进攻，激战二十天，日军始终未能突破卫部防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卫立煌带着他第十四集团军的两个军长来到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给朱德总司令拜年。
八路军总部召开盛大欢迎会。
朱总司令致欢迎词说：“我们今天热烈欢迎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卫立煌司令”。
卫立煌也致答词说：“这次抗战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存亡，以前我们国内自己人打自已人，费了不少物资。
伤亡了不少人，那些消耗和伤亡都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的民族，流血牺牲才是有价值的。
同时，在抗战中可以把旧的、坏的东西消耗掉，创造新的，好的，把旧中国建造成新中国”。
1943年冬，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失利，卫立煌被再度起用，恢复了他上将军衔，接替陈诚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他率远征军作战取得了显著战绩。
国民政府在云南昆明成立了陆军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卫立煌为副总司令。
卫对此职不满，称病就医。
1946年11月，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带着两名秘书出国到日、美、英、法、西德等国考察军事。
1947年10月初，卫立煌结束了他的十国旅行之后飞抵上海。
蒋介石随即召见他面谈，问卫对东北局势有什么看法，接着又要国防部作战厅主任向卫介绍东北的情况。
不久，蒋又通知卫出席军事会议，告诉卫准备成立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剿总”，想特任卫为东北“剿总”总司令。
卫立刻回答：“辞修（陈诚）已在东北，驾轻就熟，现在换人恐怕不好。”蒋却说：“他要是能胜任，我就不借重你。”卫回到家，正想找一些旧部商量推却办法，老朋友总参谋长顾祝同和蒋介石首席智囊张群接踵而至，力劝卫就任新职。
最后，陈诚的老婆谭曼意也来到卫家装作一副可怜的样子说：“辞修病得没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
卫先生一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韩权华在旁听了，心想：“救了你们一家，不是坑了我们一家？有权有利的事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了，就把烂摊子交给别人，叫别人当你的替死鬼，这叫什么心理？”卫立煌的老部下们闻听此事，没有一个赞成他去东北。
曾任远征军中将高参的陶振武向卫进言：“这是陈诚的金蝉脱壳之计。
你对东北的形势是怎么估计的？你有什么把握？你和总统的关系，比以前去东北的三个人怎么样？他们三个人都没有搞出好结果，你去更不好办。
按照我的意见，最好是婉言谢绝。”卫立煌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这个时候，不能考虑得那么周到。”陶振武默然而退，心想卫老总不甘寂寞，贪迷做官到了这个程度，一定没有好结果。
卫立煌打电报给旧东北军的军官、现任第八兵团五十三军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叫他来南京谈谈。
王理寰在远征军时一次作战失利，险些被枪毙，卫立煌救了他一命。
王借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名义，来到南京。
卫把王接来家中，密谈竟日。
卫立煌问王：“他叫我到东北去跳火坑，我不想去，他一再派人来跟我谈，你看我能去吗？”“东北已经不行了，你去不得。”王理寰说，“你最好去华北，不要去东北。”卫立煌说：“东北丢了，华北也保不住。
华北军队我不熟悉，指挥不灵，不像在东北的军队，大多数都是远征军的人，比较熟悉，使用方便。”王理寰说：“你真要去的话，一定要向总统要四十万人，不然这个仗没法打。”接着王理寰就把他所了解的东北情形讲了几个小时。
卫立煌听了后说：“国民党军队表面上好看，其实不经打。
我在山西知道共产党的军队意志坚定，吃苦耐劳，上下一心。
陈诚想到东北来露一手，真是太不自量。”蒋介石再度找卫立煌谈话，首先是给卫戴高帽子。
蒋说：“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安危须仗出群才’，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
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现在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我看只有你能担任这个艰巨重任，才让你去东北，相信你一定能够挽回不利形势。”卫立煌只是听着。
蒋介石知道要卫立煌去东北，不能不给卫主政东北的大权。
说：“现在把东北党政军各方面的全部职权都交给你负责，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提出来，我们优先解决。”蒋介石见卫立煌不吭声，估计卫立煌是怕负有东北失利之责，又向卫立煌申明：“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够把这个事办好。
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卫立煌听了此话，像是有些感动，踌躇地说；“没有军队不能打仗，现在在东北的军队都被围困了，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蒋介石急忙说：“这个好办，我先给你增援五个军好不好？在后勤方面，优先补给东北。”卫立煌不再说什么了，答应说：“那末，我先去看看再说吧。”蒋介石见卫立惶答应去东北，非常高兴。
立即提出他的作战计划。
蒋介石说：“北宁铁路联系华北和东北两个战区，极其重要。
你到东北，最紧急的任务是打通北宁路，先从沈阳打到锦州。
你只要把这条铁路打通，别的事情都好办了。”1948年1月17日，南京政府明令发表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为副总司令。
卫夫人韩权华却和卫立煌吵了一架：“你为什么这样乱来，戴上这顶乌纱帽？东北快要完了，你的部下都不赞成你去，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也能看到没有希望了，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给陈诚当替死鬼？”卫立煌于1月21日由南京飞北平，与李宗仁、傅作义商谈，次日由北平抵沈阳。
陈诚在东北被解放军吓跑，成为国民党在东北的军政高级人员笑谈的中心资料。
有的说：“陈诚初来东北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原来是一个草包，到了紧要关头他就逃了。”有的说：“陈诚人小鬼大，他说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那是想骗各将领自杀，他才不自杀呢！简直是骗子，有谁相信这个骗子呢！”杜聿明到南京时还专门到陈诚公馆去看陈是真病还是假病，见陈满面红光，不像个病人。
这时蒋政权内部，对陈诚一片抱怨和指责。
陈诚成了众矢之的。
李宗仁说他：“专横跋扈”，白崇禧骂他“刚愎自用，指挥无能”。
何应钦说：“哼，靠土木系能救中国吗？”特别是东北人士，对陈诚攻击得十分厉害。
陈诚最初想压住这些人，以后见反对之声日盛，又改变手段接见东北人士加以拉拢。
这更遭东北人士的痛骂。
陈诚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就溜到上海准备出国，赴美治病，以避舆论指斥。
没想到4月间国民大会开会，白崇禧作军事报告，全体代表不约而同地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往美国！”“到上海把陈诚扣留起来解京法办！”东北代表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
中央戡乱采取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白崇禧听到骂陈诚高兴得笑了。
陈诚在上海听到这些有失他“体面”的消息，既无面目出国，又怕真有人到上海来“捣乱”，于是以治十二指肠溃疡为名，躲进联勤总部上海陆军总医院。
熊式辉、杜聿明终于看到了陈诚的笑话。
认清形势，投向光明1948年2月，王家善与3团团长戴逢源连续两天密谈。
密谈的中心内容是：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不可救药，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起义是唯一的出路。
以及部队起义后的前途命运；同时商量了谈判人员的选派，谈判的内容、条件、步骤、方法等。
王、戴密谈以后，王家善亲自又和其他团长和参谋处长个别谈话，没想到他们均都支持起义，愿跟随师长行动。
过了几天，石迪回信对王家善提出的问题作了肯定答复，并约定派代表在老边会谈。
王家善认真分析了58师上下情况，认为起义条件已经具备，便选王文祥、刘凤卓2人为谈判代表，同共产党进行谈判。
1948年2月22日下午，刘凤卓来到师长公馆，王家善说：“今天请你来研究一下咱们师的去向问题，蒋介石卖国独裁。
国民党政治黑暗，民心丧尽，失败已成定局。”王家善接着说：“凿开辽河只是绝了58师的退路。
郑明新、李安心里很清楚，他们防守西部，我们胜利，他们可以进；我们败，他们可以跑，现在我不能不为全师官兵的命运着想了。
我觉得毛泽东先生的论点是对的，国共交战到了蒋介石走向失败、共产党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了。
石迪给我来信了，派你们去谈判怎么样？”刘凤卓故意推辞说：“共产党不一定能相信我，最好派文祥去，我愿同往。”王家善问：“安全可靠吗？”刘凤卓回答：“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乔遇春你放走了，廉荣春的老婆你放走了，共产党怎么能杀你的来使呢？”王家善派人把王文祥找来，交代了任务。
王文祥愿意从命。
于是，王家善向刘凤卓、王文祥讲述了起义的8个条件：（1）保证部队编入解放军序列；（2）保证部队的原建制；（3）保证部队和解放军享受同样待遇；（4）保证部队官兵及家属生命财产安全；（5）保证对全体官兵既往不咎；（6）部队人员、武器调动时必须经王家善同意；（7）师长以下的军官最低要保持原级原职；（8）部队起义后希望尽快参加解放战争。
2月23日凌晨3点，刘凤卓、王文样等5人，在王文祥家集合，化装后同乘一辆大车出发，到杨家壕时，被我田庄台武工队拦住。
刘凤卓、王文祥被田庄台武工队押解到老墙头（现床旗口乡），遇到了辽南军区独立师3团苏克之团长，说明了任务和身份。
苏团长说：“军区首长知道你们出营口后去向不明，已下令前线部队出动寻找。”说完就招待刘凤卓等人吃了饭，然后派1个加强班、两台大车，由1名参谋陪同护送刘等向大石桥急行。
石迪、张海涛闻讯后立即在大石桥镇口迎接，把他们送到住处。
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起义谈判抓得很紧，事前专门发了3封电报，内容是：第一，决定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为我方全权代表；第二，提高警惕，防止王家善缓兵待援；第三，起义时间越快越好，夜长梦多，即使是王家善本人诚心起义，也难免第3交警总队不发生意外。
这样对起义不利，对王家善本人也不利，争取谈判后3天起义。
根据电报精神，当暂编第58师的代表到了大石桥的当夜，双方即开始了正式会谈。
我方参加人员有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参谋长金振中、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代表马明伦、辽南军区政治部联络处石迪。
暂编第58师参加人员有师作战科长王文祥、3团团副刘凤卓。
吴端林司令员首先发言：第一，根据我党我军对国民党军起义官兵的一贯政策。
同意58师原建制，不扩大、不缩小、不编散、不缴械，保证改编为民主同盟军一个独立师，按照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政治上一律平等，待遇上一视同仁。
第二，对起义官兵一律既往不咎，个人及家属的财产不没收，归个人所有。
在解放区家属同样按照军属优待，与农民一样分得同等土地。
起义官兵愿回家者一律欢送，开据证明，发足路费，地方政府负责安排生产和生活，不歧视，不咎既往。
第三，至于起义时间，因我军战役计划早已确定，营口在必攻之列，至迟不能超过25日夜，也就是3天为限。
还有一点请王师长放心，贵部在长春的家属，我军有能力、有办法采取措施，保证他们的安全。
最后，吴司令员强调，王家善将军率部反蒋起义，是革命的爱国的行动，对人民解放事业是一大功劳，对蒋介石是个沉重打击。
同时也指出了起义是国民党部队官兵唯一光明的出路，因此，必将受到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会后，石迪、张海涛用汽车把刘凤卓、王文祥送到老边，然后介绍给前线部队，一直护送到营口防区外才握手告别，并约定24日晚还在此地方来迎接58师谈判代表。
王家善、戴逢源、李殿儒在王公馆等了一夜，静候会谈结果。
刘凤卓与王文祥报告谈判经过、结果和印象时，谈到有争议的是起义的时间和消灭第3交警总队而再成立1个师的问题。
戴逢源立即说：“哎呀，你们怎能提出这样条件呢？起义决心一下，行动越快越好，不要再拖延时间了。”王家善问：“你们俩看怎样？”刘凤卓和王文祥都表示同意起义，王文祥说：“请师长快下决心吧，由我们消灭交警不太现实，容易出问题，还是由解放军负责，我们配合为宜，时间问题，夜长梦多，越快越有利。”王家善听完王文祥、刘凤卓汇报，立即通知梁启章秘密起草起义行动计划，并商定当晚派梁启章为58师全权代表，同刘凤卓一起再次出城谈判。
24日上午，班笠夫来到营口，带来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复电的抄件，递交王家善。
电文内容主要有4点：（1）凡属58师注册人员，起义后一律既往不咎；（2）不遣散，不改编，保持原建制编入解放军序列；（3）不没收官兵的私有财产；（4）家属享受解放军家属待遇。
王家善等经过研究，认为复电的4项内容，基本概括了他们提出的8项起义条件，表示满意。
24日晚，梁启章、刘凤卓带师部情报队3名传令兵作向导，再次出城到老边谈判。
我方参加人员有：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全权代表），辽南军区参谋长金振中（代表），辽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张秀川（代表）。
辽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石迪（代表）。
53师方面人员有：参谋处长梁启章（全权代表），3团团副刘凤卓（代表）。
梁启章首先发言：“根据昨天会谈结果，王师长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奋斗。”吴瑞林司令员说：“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来电，对我们昨天会谈结果表示同意。
对王家善将军率部起义表示热烈欢迎。”在和谐的气氛下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并对起义做了详细的部署。
在双方拟定起义作战计划后，吴瑞林司令员代表中国共产党、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预祝王家善师长率部起义成功，预祝王家善师长起义行动之前逮捕国民党营口市军、政首脑成功，为人民立功。
武装起义，获得新生1948年2月25日拂晓，天刚刚放亮，梁启章、刘凤卓即赶回营口向王家善汇报了谈判结果和协议的具体内容。
王家善立即布置了逮捕营口市国民党军、政首脑的任务，叫他们分头准备。
与此同时解放军开始佯攻，造成戒严理由。
早饭后，王家善命东部防区从牛家屯经东卡门绕路至太和庄一线前沿阵地加固工事，再架设一道电网、一道铁丝网，摆下固守决战的迷魂阵，并宣布紧急戒严，封锁消息。
接着，王家善要求52军副军长郑明新到辽河沿线视察阵地。
9时，二人在约定地点见了面。
王家善对郑明新说：连日来共军频频攻城，据空军侦察机通报，在大石桥一带有共军部队活动，看来大战将临。
10时，辽南军区独立师向营口东西线阵地继续加紧佯攻，枪炮声阵阵，打得很是激烈。
王家善向郑明新建议，召开紧急城防会议，请各机关首脑共同研究守城方案，也处理一下万一守不住营口如何撤退的问题。
郑明新觉得有理，就同意了王家善的意见，并商议会议地点在58师司令部召开，时间定于下午2点，第三交警总队总队长李安由郑明新通知，其他机关首脑由王家善通知。
11时，王家善回到师部，召集连以上军官紧急会议，介绍整个东北战场形势。
王说：“现在北宁路已被切断，辽阳、鞍山已经陷落。
营口已完全孤立，万分危急了。”然后，王家善着重指出，“摆在面前的只有三条路：第一条是固守待援，但援军无望，固守必被全歼；第二条是突围，这根本不可能；第三条是起义，这是唯一出路。”开始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最后王家善提议表决，结果90％以上的的军官同意起义。
于是，王当场宣布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复电全文，以及举行起义的行动命令。
命令发布以后，没有人再提反对意见，全体军官一致拥护起义，并表示坚决执行命令。
随后，参谋处长梁启章对起义行动计划的细节加以说明。
部署完毕，各级军官回本部分头准备，王家善把担任逮捕国民党营口市军、政首脑任务的指挥官韩光、李殿儒找来，听取汇报，并检查了会场（师部后楼西侧）的布置。
接着又把情报科长张作宪找来，命令他清查市内暗藏的敌特电台，在下午2点召开城防会议的同时，全部收缴和摧毁，并控制电话局和内外交通，切断对外联络。
下午2点，愚蠢的国民党各军政首脑准时来58师司令部出席城防会议。
由于王家善的巧妙安排和辽南军区独立师佯攻配合，这次紧急城防会议的召开顺理成章，毫无破绽。
不但郑明新深信不疑，就连老谋深算的市长袁鸿逵，狡猾奸诈的交警总队队长李安也未识破机关。
城防会议进行当中，各军政首脑随带的警卫人员20多人，由赵玉珊和几名卫士陪同，在另一房间里开怀畅饮。
正热闹时，警卫排长孟照山传话：“快点往上拿菜。”这是行动暗号，事先布置好的58师警卫连士兵，立即冲进屋内，很快把各军、政首脑的警卫人员全部缴械，关进师部后院地下指挥所里。
下午3点，国民党第52军前进指挥所和第3交警总队市政府各机关，纷纷来电活询问城防会议的情况。
交警总队毕竟是特务部队，猜测情况有变，派一个武装加强班共17人慢行通过58师警戒线，要接李安回去。
李殿儒带警卫部队设伏，将他们一举歼灭。
同时，正在开城防会议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也被俘获。
晚7点整，3颗照明弹从58师司令部大楼凌空而起。
顿时，枪声、喊杀声叫起。
全城笼罩在战火硝烟之中。
我辽南军区独立师从阳武门至德胜门一线对敌第3交警总队和52军前进指挥所实行包抄。
第3交警总队困兽犹斗，垂死挣扎，但由于军无主帅，各行其是，号称国民党嫡系王牌的第3交警总队节节败退，撤到西部闹市区瑞昌城、兴亚银行一带，同52军前进指挥所警卫连一个排会合，龟缩在几栋坚固的楼房里，负隅顽抗。
辽南独立师攻城部队以58师3团赵百禄连为向导步步逼进，将敌据点分割包围，展开巷战，持续到夜里10点多钟仍相持不下。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我攻城部队把郑明新、李安一同押到阵前喊话劝降。
郑、李2人怕死，非常顺从，按照规定的内容对部队喊话。
听到长官喊话，敌52军前进指挥所警卫部队长官都投降了，立即交出了武器。
交警总队有一部分人也陆续缴枪投降，另一部分放弃据点，向河北逃窜。
因河冰已凿开，只留3道冰桥，58师在渡口对面又有火力点严密封锁，加上辽南独立师攻城部队从后面紧迫不舍，前后夹击，迫使交警总队残部走投无路，有的缴械投降，有的逃到河里葬身鱼腹。
到零时左右，交警总队大部被歼，一小部分从河口向锦州方向逃跑。
全城战斗基本结束。
再说起义部队，在起义信号发出后，58师1团按原计划在东卡门集结后向大石桥方向前进；师直部队、家属、车辆和司令部人员7时半左右继1团之后也向大石桥方向前进。
2团按原计划、向团管区司令部、宪兵队、重追击炮连、山野炮连、盐警队、警察局、水上警察局等反动武装发动攻击，大部进展顺利，没遇到有力的抵抗，唯有东北行辕直属的约120人装备精锐的宪兵队，紧闭铁门，据守四角炮台，一时未能攻克。
王家善立即命令调战防炮轰击，并派李殿儒带警卫连助战。
李殿儒下令用火箭筒轰击大铁门，宪兵队见势不妙，竖起白旗，乖乖缴械投降。
至此，2团的任务已全部完成，除留一个连看押俘虏和弹药库外，其余官兵在晚9时左右撤离营口，向大石桥进发。
3团把消灭第3交警总队残敌和52军前进指挥所警卫部队的任务交给我攻城部队后，奉命陆续出城，于大石桥夏家屯集结。
为迷惑敌人，晚9点王家善仍令师部电台给东北行辕长官部继续发电联系，电文内容是：共军攻城，入夜以后更加猛烈，现在铁路两侧已击退敌人两次冲锋，营盖公路两侧也击退敌人一次冲锋。
我守军士气旺盛，坚守阵地，但伤亡惨重，望速……。
电文发至“速”字时而故意中断。
25日晚10点，石迪等陪同王家善离开营口去老边，受到我方人员的热情款待。
26日凌晨2点，58师参谋长张翮来到老边，向王家善报告，营口市已无战斗，3团已于1时开始向大石桥行动，俘虏和各仓库都已交给解放军接管，营口市的秩序还好，没发生什么意外事情。
26日5时许，王家善到大石桥东铁山静候各团消息。
中午，张翮、梁启章报告：除有个别士兵开小差外，各团全部到达指定地区。
3团行进途中遇国民党飞机空袭，幸无伤亡。
王家善推断国民党东北行辕长官部已发觉58师起义行动，命令各部队白天隐蔽，夜间行军，注意防空，各团和师直属队选择可靠连队组织纠察队，维持军纪，注意军民关系。
至此，58师全体官兵8000余人在王家善率领下，胜利完成投向人民怀抱的光荣起义。
起义后立即驰电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彪、副政委罗荣桓，报告起义经过。
1948年5月16日58师正式被命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5师。
师长五家善、副师长唐仕林、参谋长张翮以下各团、营长仍任原职。
师长、政委率领与会代表兴高采烈地接受命令，誓师就职，并通电全国，痛斥蒋介石的种种罪行，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蒋介石反动集团奋战到底。
至此。
辽沈大地已有一支国民党师一级部队举起义旗，投入人民怀抱。
东北军政，林罗各具匠心1948年是中国风云变幻的一年。
战争是力量的较量。
力量强者胜于力量弱者，这是战争中千古不变的法则。
然而，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对立面转化。
强者可以变弱，弱者可以变强。
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
经过近一千个日日夜夜的强弱转化，国共之间力量对比出现了换位性的变化。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
持续3个月的冬季攻势，于1948年3月15日结束。
东北人民解放军在10个月内，向国民党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攻势，共歼敌军3088万人，缴获大量美式装备，收复城市77座，解放人口1860万，扩大解放军区307万平方公里。
解放区人口已占东北总人口的86％，解放区面积已占东北总面积的97％。
东北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已发展为12个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17个独立师，共为53个师，70余万人；加地方军，共为105万人。
到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东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已被消灭57万人。
虽然尚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加地方武装55万人，但已被分割、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块互不联系的据点和地区之内。
当时东北国民党军的态势卫立煌率2个兵团、8个军、24个师3个旅，约30万人，防守沈阳及卫星城市铁岭、抚顺、本溪、辽阳和新民。
副总司令兼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领2个军、6个师又3个旅，约10万人防守长春。
另一个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冀热辽边区司令范汉杰，率领4个兵团、4个军、14个师约15万人，防守锦州，并维持着锦州、山海关间时断时通的铁路交通。
从全国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豫东地区、襄樊地区、晋中地区、平津保地区，以及胶济路、津浦路上，连续大胜。
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发展到280万人，装备日益改善，作战经验更加丰富。
解放区面积扩大，生产发展，军民斗志高昂。
到1948年秋，国民党军已被消灭264万人，加逃亡等其他原因，损失达309万人，虽然补充了240万人，但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
除去维持后方，能够用于前方作战的，不过174万人。
作战方针，也不得不由“全面防御”、“分区防御”，改为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五大战略据点为支柱的所谓“重点防御”。
战争已由解放区推进到国民党统治区，并直接威胁其统治中心。
国民党陷入了严重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失败主义情绪在蔓延。
反蒋统一战线也在扩大。
蒋介石由于战略上放弃东北不甘心，增援东北又抽不出兵，对东北是撤是守，决心不定，骑虎难下。
据说1948年8月南京军事检讨会议上，曾议论过东北问题：有的提出干脆撤出东北，集中军力可作他图，并且具体设想第一步撤到锦州，视时局变化进可以“恢复东北”，退也可以安全撤出。
卫立煌反对这个提议，力陈东北还有希望之路，主张集中兵力守沈阳，以待时局发展。
蒋介石一方面对美国出兵和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幻想，另一方面也怕动摇军心，乱了阵脚，所以没有作出决定。
东北国民党军长时间处于举棋不定的犹豫状态。
毛泽东却已清醒地看到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与蒋介石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毛泽东胸怀全局，运筹帷幄，指出：东北、华北一盘棋，但东北形势有利，先解决东北，后解决华北。
毛泽东的决心已定：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为了准备决战，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冬季攻势后，进行了出关以来第一次近半年大练兵，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以“大兵团、攻坚战、正规化”为指导方针的军事大练兵，提高了使用技术装备的能力，提高了使用炮兵、工程兵和坦克兵协同作战的能力；攻城、爆破、巷战、射击等项目训练，也都取得了良好成绩。
政治大练兵，本着毛泽东主席以诉苦、三查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的指示精神，开展“五整一查”，提高阶级觉悟，加强团结，加强政策纪律，也收到了良好效果。
整个部队，阵营雄壮，士气高涨，求战心切。
随着东北根据地建设的发展，二线兵团建设，群众直接支援战争，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在军事训练上，林彪有很多创造。
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后来归纳为林彪的六大战术原则，在东北战场上广为流传。
林彪喜欢思考，爱动脑筋，善于用简明的语言概括他的复杂的思想结果。
作为军事家，他能够敏感地注意到军事技术和战争形态的变化，采用新的战术，克敌制胜。
林彪在延安时就曾提出，“我们部队作战时爱成群地涌来涌去，勇气很好，但是缺乏有智术的动作。
在近代的用火力的战争条件下，用集团的冲锋目标太大，如果被人家的大炮和机关枪射击的时候，损失就大了。
因此，现在我们要教育战斗员三五群的战斗，一个两个的去战斗。”到东北后，林彪也多次给军事干部讲战术。
他说：“在锦西打的几仗，敌人火力密集，咱们队形密集，伤亡大。
现在不同于抗战打日本，敌人是美械装备，火力猛，又是精锐，不能像过去那样一打一冲，人海战术。
战斗队形都是由于火力的进步而从密集到分散，在战略上要集中兵力，战役上一点两面，而在战术上，战术动作上却是分散兵力，稀疏兵力。
兵多不是一下子都冲上去，必须用三三制的队形。”林彪的新名词开始连毛泽东都弄不懂，致电问林彪：“你们所说一点两面的战法是什么意思。”林彪回复说：所谓一点，就是说要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的攻击点上，反对在各点上平分兵力的办法。
所谓两面，就是说必须采取包围办法，防止敌之突围逃走。
两面是指至少两面，兵力多时也可以是三面四面。
一点的精神在于保证一定打垮敌人，整个的精神在于使打垮的敌人不致跑掉。
大意就是如此。
是针对我们干部不肯彻底集中兵力和不敢进行勇敢迂回的毛病而规定的。
林彪要求部队要敢于刺刀见红，以刺刀、手榴弹向前冲去，以刺刀刺杀敌人，不敢以刺刀杀敌的不算是最勇敢的部队与战士，我军必须建立刺刀血战的威风和随手榴弹飞出爆炸而猛进的勇气。
在林彪文雅瘦弱的躯体里，经常喷涌出铁与血的原则。
这些原则在打仗时还真管用。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建设上，罗荣桓功勋卓著。
罗荣桓比林彪大几岁，在政委的位置上，与总司令林彪配合得很好，能够扬长补短，有兄长之风。
罗荣桓集中精力抓政治建军。
解放军之所以有战斗力，除了党的坚强领导、严格的纪律、紧密的团结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运用了政治建军的武器，进行以阶级教育为主的诉苦运动，从而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斗志。
东北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
加上物资供应不足，生活极其艰苦，在严酷的形势面前，广大指战员坚信党的领导，克服困难，勇敢战斗。
但少数同志却经不起考验，有的幻想和平，厌倦艰苦的战争生活，有的存在地域观念，不愿在东北坚持斗争。
在东北新入伍的人员中，有些人存在正统观念，少数人沾染有兵痞流氓习气，有的连队纪律涣散，甚至还出现逃亡离队现象。
在整军运动中，部队普遍展开阶级教育，提出了“谁养活谁”、“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等十几道讨论题，组织部队进行讨论。
三纵七师二十团三营机枪连一个副班长用他父亲给地主干了一辈子活，最后累得吐血，临死时想喝碗小米粥地主都不给的事实，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使在场的同志都受到了教育。
教导员抓住这个事例，向全营推广。
九连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本溪煤矿工人（其中部分是被日军俘虏的八路军人员和解放区群众，部分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组建的连队，大部分是新兵，成分复杂，连队思想混乱。
指导员用本连战士的苦难家史进行阶级教育，采取吐苦水、算苦账、挖苦根的方法教育启发战士的思想觉悟。
他用贫农房东老大娘的一件破棉袄给连队上课，讲明地主、资本家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揭示剥削阶级的本质。
他还组织连队参观地主家和穷人家的吃穿住情况，进行阶级对比教育。
该连有一名战士房天静诉苦说，他16岁就被国民党抓丁到东北，父在家被地主逼债身亡，母到东北来找他时，途中因生活所迫卖掉两个弟弟，好不容易找到本溪，母子俩隔着铁丝网没有能讲上几句话就被迫分离，母仇疾交加，不久也死去。
房天静一头哭倒在指导员怀里，一边哭一边检讨自己，决心为母亲报仇，坚决跟着共产党走。
当场又有三名战士主动上台倒苦水，检讨自己的忘本思想。
一个解放战士边哭边说：“我和房天静有一样的苦难家史，一定要牢记血泪深仇，不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死不瞑目！”诉苦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
房天静在热水河子战斗中，单人独枪冲入敌阵歼敌一个班，俘敌五人，成为全纵队第一个记特等功的战士，纵队赠给他“孤胆英雄”称号。
当纵队领导接见时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勇敢？”房天静回答：“首长，我擦亮了眼睛，认清了敌人，要为父母和穷人报仇啊！”诉苦教育的深入发展，对部队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是极大地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胜利信心，使一些老同志认清了土地改革的新形势，新入伍的同志树立了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坚持革命到底的决心。
二是加速了一些解放战士的改造过程，他们表示“过去当的是糊涂兵，打的是糊涂仗，经过诉苦，总算走上了光明之路。”许多解放战士成了战斗骨干，有的还入了党，当了干部。
部队阶级觉悟提高了，战斗力也必然大大增强了。
罗荣桓做政治工作，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灵活的艺术性。
召开荣誉军人代表大会就是一个范例。
“身上打个眼儿，比毛主席小不点儿！”有些伤员认为自己打仗有功，“老子天下第二”。
夏、秋、冬季攻势以来，仗打得越来越大，大量伤病员从前方下来，各地的后方医院都住满了。
有的伤病员居功骄傲，目无法纪，惹是生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解放战士”，旧军队的兵痞习气还没有完全改掉。
看戏看电影不买票，吃馆子不给钱，打骂群众，打骂医护人员，甚至包庇地主分子，干扰土改运动，还发生过企图抢劫银行和聚众闹事的事件。
罗荣桓觉得问题严重，必须尽快加以制止，便召集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和民政部门领导干部在一起开会，研究解放的办法。
有的认为闹事的大多数是轻伤员，突击治疗，使他们早日回前方；有的提出各医院加强警卫，多设岗哨，严禁伤病员离院上街；有的建议严厉处分带头闹事的人。
罗荣桓仔细听完各种意见，说道：“解决伤病员闹事这个问题，我看还是应该从积极方面入手。
除了对个别极恶劣的，尽量不要搞纪律处分，更不要随便抓人。
目前各地医院多数是新成立的，设备不大好，医院里又没有文化娱乐器材，生活比较单调、枯燥。
那些轻伤员想出来走走，你想捆住他们的手脚，硬是不让他们出门，恐怕要和哨兵打架。
我看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
能不能召开一次伤病人员代表大会？”大家认为罗政委的提议很好，当即成立筹备小组，由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任组长。
周桓积极筹备，准备8月份在哈尔滨召开，代表人数为500人。
“准备叫什么会呀？”罗荣桓问。
“就叫伤病员代表大会吧！”周桓答。
罗荣桓考虑一下说：“还是叫荣誉军人代表大会比较好。
不管是负伤的、病残的，都是为了革命，都是荣誉军人。”罗荣桓又问：“准备让些什么人来开会呢？”“当然要选一些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啦！”周桓按老规矩回答。
“积极分子要参加，但是不要超过三分之一，”罗荣桓说：“多找一些调皮捣蛋的和爱闹事的来开会。”罗荣桓进一步说：“会议想解决的主要是闹事问题，找先进人物来开会，代表不了闹事的伤兵，回去以后作用也不大。
找带头闹事的人当代表，首先肯定他们为革命负伤，是有功劳的。
对他们闹事，不直接批评，要通过正面教育，可以请一批残废的老红军、老八路来‘现身说法’，讲我军的光荣传统，讲身体残废思想不残废的好人好事。
这部分伤兵的思想转变了，回去就可以起很大作用。
不过找带头闹事的当代表，一定要注意这样三种成分：一种是从抗日根据地来的；一种是东北参军的；一种是解放战士。
在解放战士里多找一些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荣誉军人代表大会按期召开了。
各地医院派来的代表，不少是思想比较落后、带着一肚子气的，有的还准备了一大堆要求，不答应就要大闹一番。
他们到达哈尔滨火车站，月台上敲锣打鼓，到处贴着红绿标语，人群喊着欢迎口号，女学生给他们在胸前戴上大红花，把他们当成英雄。
到了招待所，接待人员热情地给他们端茶送洗脸水，医生护士细心地为他们换药治疗。
吃的是细粮，四菜一汤。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大会请只有一条腿的后勤司令员钟赤兵来“现身说法”，请在保卫井冈山战斗中打瘸了腿的何长工和抗日时期负伤致残的另几个同志来讲自己负伤不下火线的故事，讲当年缺医少药艰苦奋斗的生活，讲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荣传统，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情真意切，生动感人。
代表们白天听报告，晚上看电影。
分组开讨论会，开始大家对领导提出许多意见，慢慢地参加闹事的伤兵，也检查自己的错误行为，有的懊悔难过，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恨自己忘本，下决心回去以后，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早日上前线。
罗荣桓在全体大会上讲了话。
他的讲话开门见山，简短、朴实，道理看起来很平凡，但却句句说到要害上，说到代表们的心坎里。
代表们在大会期间受到了深刻教育，从那以后，伤兵闹事就少了。
罗荣桓对东北人民解放军几个攻势中执行政策纪律的情况作了调查，发现有些部队政策纪律观念很差，出现了许多不能容忍的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现象。
特别是一进城市，就暴露了农民军队的狭隘性。
如有这样一些说法：“打下城市就得破坏它一下子，反正我们也不要它。”“城市是地主资本家的窝子，打开后就该好好整他们一下子！”“你怕我抓，我怕你抓，若你抓去，不如我先抓！”打下赤峰的时候，有个干部领着战士到银行搬回大量的票子，回来一看，原来是日伪时期发行的彩票。
在热河某地，有的部队一把火烧光了天主教堂。
此外，烧毁火车车厢，打碎灯泡，拆掉机器上的皮带钉鞋掌、做马缰，砍电线杆子当柴烧等现象，都有发生。
罗荣桓认为必须对这种流寇主义作风严加整顿，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就无法完成新的作战任务。
罗荣桓以政治委员的身份，向各部队严厉地指出，一切工作都要从政策观点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