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通览中国服饰文化演变
中国服饰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原始社会、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夏金元、明清，到近现代，都以鲜明特色为世界所瞩目。原始社会服饰（公元前21世纪之前）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1.9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距今约1万年，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纺织技术发明，服装材料从此有了人工织造的布帛，服装形式发生变化，功能也得到改善。贯头衣和披单服等披风式服装已成为典型的衣着，饰物也日趋繁复，并对服饰制度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祖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年）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提花几何纹锦、绮和绞织机的罗纱。衣料用色厚重。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王室公卿为表示尊贵威严，在不同礼仪场合，顶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形式、颜色和图案。最著名的为《尚书·益稷》所载十二章服：“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十二章纹遂成为历代帝王上衣下裳的服章制度，一直延用到清帝逊位、袁世凯复辟称帝。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221年）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河南襄邑的花锦，山东齐鲁的冰纨、绮、缟、文绣，风行全国。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剑，是当时的新兵器，贵族为示勇武兼用自卫，又必佩带一把镶金嵌玉的宝剑。腰间革带还流行各种带钩，彼此争巧。男女的帽，更引人注目，精致的用薄如蝉翼的轻纱，贵重的用黄金珠玉；形状有的如覆杯上耸。鞋，多用小鹿皮制作，或用丝缕、细草编成；冬天皮衣极重白狐裘，价值千金。女子爱用毛皮镶在袖口衣缘作出锋，还有半截式露指的薄质锦绣手套，无不异常美观。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把以前各自独立的上衣、下裳合二为一，却又保持一分为二的界线，上下不通缝、不通幅。最智巧的设计，是在两腋下腰缝与袖缝交界处各嵌入一片矩形面料，其作用能使平面剪裁立体化，可以完美地表现人的体形，两袖也获得更大的展转运肘功能。据记载，深衣有4种不同名称：深衣、长衣、麻衣、中衣。从出土文物看，春秋战国时衣裳连属的服装较多，用处也广，有些可以看作深衣的变式。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采的社会生活相关。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年）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 ”。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中国服饰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①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②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魏晋南北朝服饰（公元220～589年）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等。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 ”。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哑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足穿笏头履、高齿履（一种漆画木屐），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隋唐服饰（公元581～907年）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彩锦，是五色俱备织成种种花纹的丝绸，常用作半臂和衣领边缘服饰。特种宫锦，花纹有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章彩华丽。刺绣，有五色彩绣和金银线绣等。印染花纹，分多色套染和单色染。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辽夏金元服饰（公元947～1368年）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乌纱帽，名直脚幞头，君臣通服，成为定制。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方心曲领”也是朝服的特征，即朝服项间套上圆下方的饰物。宋代官员公服、制服之外的日常便服，主要是小袖圆领衫和帽带下垂的软翅幞头，依然唐式，脚下却改着更便于平时起居的便鞋。宋代遗老的代表性服饰为合领（交领）大袖的宽身袍衫、东坡巾。袍用深色材料缘边，以存古风。东坡巾为方筒状高巾子，相传为大文学家苏东坡创制，实为古代幅巾的复兴，明代的老年士绅还常戴用。宋代民间首服也有种种流行。男子流行幞头、幅巾，女子则流行花冠和盖头。妇女发式和花冠，是当时对美追求的重点，最能表现宋代装束的变化。唐及五代的女子花冠已日趋危巧，宋代花冠再加发展变化，通常以花鸟状簪钗梳篦插于发髻之上，无奇不有。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于延钓元年（公元1314年）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 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圆领紧袖袍，宽下摆、折褶、有辫线围腰），戴笠子帽。元代纺织物有纳石矢金锦、浑金搭子、金段子、兜罗锦、三棱罗、大绫、小绫、南绢、北绢、木锦布、番锦布……种种名目。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
明清服饰（公元1368～1911年）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补子是一块约40～50厘米见方的绸料，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文官的补子用鸟，武官用走兽，各分九等。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长大者为尊。明代官员的主要首服沿袭宋元幞头而稍有不同。皇帝戴乌纱折上巾，帽翅自后部向上竖起。官员朝服戴展翅漆纱幞头，常服戴乌纱帽。受到诰封的官员妻、母，也有以纹、饰区别等级的红色大袖礼服和各式霞披。此外，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后者留传下来，俗称瓜皮帽，系用黑色绒、缎等制成。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擞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清代官帽与前朝绝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 ，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
近现代服饰（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①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②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前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 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
服饰是社会进步的产物。远古时期，人们穴居森林，茹毛饮血，男女老幼均赤身裸体；后来为了护体和御寒，人们在夏天始用树叶草葛遮身防晒，冬天以禽兽羽皮裹体保暖。《礼记·王制》中对远古人们的衣饰作了形象描绘。我国西南山区的苦聪人，几十年前，仍有用芭蕉叶做围裙的习俗，这就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遗俗。
据考古资料，我国先民大约在一二万年前，已掌握用骨针缝制衣服的技术。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约18000年前）遗址中，出土了一些骨针。据分析，他们已懂得用骨针穿孔，用有韧性的植物纤维简单缝缀兽皮。母系社会后期，针和纺轮已大量出现，原始的纺织已经产生。据了解，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纺轮，是河北武安遗址出土的陶纺轮，距今约8000年左右。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麻布一类织物残片，可见当时的人们已开始使用植物纤维来纺线织布了。但这个时期的纤维布，布幅很窄，纱与纱之间的距离很疏朗，有的经纬线每平方厘米仅各有10根左右。当时，流行的织物有“披”、“套”等式样。“披”又称“单披服”，是一种遮背式或搭肩式的斗篷。“套”——又叫“贯头服”，是在整块织物上开个洞口，套在头上的一种衣服。同时也出现了腰带和腰裙。这些式样的织物虽具创造性，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衣服。四五千年前，黄河、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被父系氏族社会所取代，农业生产和纺织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距今1700年前的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麻布织品和丝织品。麻布的每根线的直径不到半毫米，每平方厘米的织物经纬线已各有24根。开始养蚕和丝织物的出现是这个时期的突出成就，考古发现了许多这个时期的绢片、丝带、丝线，这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丝织实物，表明我们的祖先在穿着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
从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看，此时人们已有“上衣下裳”的习俗。遮上体者为衣，蔽下体者为裳。裳意为裙子。甘肃出土的彩陶文化的陶绘中，就有“上衣下裳”习俗的喻示。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迷信和崇拜自然现象，反映在服饰上，多力求贴近自然。《易经·系辞下》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服装刚一定型，古人们便从对天地的信仰中找到了色彩方面的依托。“乾”为天，“坤”为地。天在未明时为玄色，故上衣模仿天，服色用玄；地是黄色，故下裳服色用黄。据古人说法，黄帝、尧、舜等圣人，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主要是取法天地的缘故。天尊地卑、天上地下、天玄地黄，由此，上衣下裳的服饰也模仿之。但天地间不只是天玄地黄，还有五光十色的万物，因而与人们关系密切的物色也在服饰中有所表现。玄衣黄裳和模仿日月山川、鸟兽鱼虫之状的服饰也在文明社会形成之前渐成习俗了。自夏以后，随着新起文明国家的日趋强化，上衣下裳形制基本形成。衣冠服饰进而发展成为“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
民族与服饰
民族服饰是民族特性的生动体现。不同的民族由于所处文化环境和地理环境不同，审美心理定势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导致服饰风俗相差甚远。属于平原文化的北方各民族的服装比较统一，装饰物以金银、珠玉、绿松石为主。满族服装庄重华丽，对中国服装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众所周知的旗袍，便是由满族旗袍演绎发展而来，深受东西方女士们的青睐。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生活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自然环境和生活习俗对其服饰和民族个性形成有巨大影响。蒙古族服装宽袍阔带，色彩明亮浓郁，显示出该民族热情、剽悍、豪放的性格。特色鲜明的蒙古族服饰对中国西北部和东北部民族服饰有很大影响。藏族居住在四川、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地区。各地区藏族服饰的共同特点是宽袍长袖，头饰十分讲究。藏族头饰种类极为丰富，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之特点。青海省和四川省藏族的头饰最为奇丽。常见的藏族服装，上身穿绸布长袖短褂，外着宽大斜襟右衽长袍。男子系腰带，妇女系色彩瑰丽的围裙。男女均着氆氇靴或牛皮靴。藏袍可分为长袖袍、无袖袍、绸缎袍、皮板袍、氆氇袍、布袍等。这些结构宽松的袍子适合于高原气候昼夜温差变化大的特点，既能防寒，又能散热。
如果说属于平原文化的北方各民族的服装在丰富中趋于统一，那么属于山地文化的南方各民族的服装样式则是多样化的。过去中国南方各兄弟民族绝大部分居住于西南和中南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山地自然阻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支系之间的交流，由此服饰也纷呈多变，风格迥异。苗族有100多个支系，其服装也便有100多种。苗装以刺绣多、银饰多而著名。头戴巍峨羽冠、肩披华贵坎肩是苗族青年男子最迷人、最风光的服饰。贵州瑶族的狍尾衫也很奇特，其前襟长至膝下，两端精心缝制犹若狗尾，穿着时两襟在胸前交叉，系结于腰后，“狗尾”自然下垂。这种服式与瑶族崇拜“盘瓠”（犬）有关，史称盘瓠“其毛五彩、狗头人身”，南蛮及其后裔均模仿盘瓠的色彩及形状制作衣服。服饰最简练的是独龙族。传统的独龙族服装是一块独龙毯，披挂于身即为衣。高山族也曾有类似的着衣方式。服饰最飘逸的是朝鲜族。我国的朝鲜族虽然生活于北方，但却是稻作农业民族，生活习俗与南方民族相似。朝鲜族素有“白衣民族”之称。无论男女皆喜欢白色服饰。女子的短衣长裙，用丝绸或软面料做成，走路时长裙飘飘，颇为迷人。服饰最秀丽的是傣族。西双版纳傣族姑娘上穿紧身窄袖短衣，下着长及脚面的彩色花筒裙。挽髻于脑后，插鲜花和木梳于上。修长的衣裙和西双版纳女子的天生丽质，使人目睹后无不赞叹傣族少女的秀颀。中国民族众多，文化历史悠久，各民族在长期共存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民族的服饰文化。
性别与服饰
人类服饰的产生之初，男女之别并不明显，仅是满足保暖、防晒、遮羞的需要。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审美观念的变化，服饰材料来源多了，制作形式也日趋丰富。人类社会史上，随着男女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变迁，服饰的性别差异也日趋明显。在中国古代社会，妇女的地位不高，这在服饰上也有所体现。古礼俗认为：男为天，属阳；女为地，属阴。根据男女阳阴之别，周代王室的服饰制度为：天子之服九种，祭服六、常服三；王后之服六种，祭服三、常服三。王后没有祭天地、山川、社稷三种祭服。王后常服也有与王不同的。王后着“黄色玄衣”，表示亲躬养蚕，妃子着“白色展衣”，为王后陪王宴请宾客时的服饰；“黑色玄衣”则是王后深居闲处时的便服。后来，卿、士的夫人，都是这种着法。历代服饰的发展，既依据男女礼仪之别，又依据分工之别。早先，古代男女都上着衣，下着裳，后来由于分工不同，男主外、女主内，男子便逐渐淘汰了裳，改着裤，便于户外生产、狩猎、骑马作战。女子则保持穿裳，后来发展为裙。自古以来，中国各族妇女大都喜欢束腰，这符合女性生理特点。另外，古代妇女也有一些独特的人体装饰，如女子戴金、银指环，表示有无身孕；涂擦胭脂，标志经期与否。
总之，女性有一种阴柔之美，其婀娜多姿的身材，往往乐意借助于外在华丽服饰、风情万种的佩饰来装点，以增强女性形体之美。阴柔之美与美艳服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男性之美则为一种粗犷、豪放的阳刚之美，依靠内在力量，不求助于外在的衬托。男性服饰大都较为简单，讲究实用，质料以结实为上乘，款式变化小，色彩单调。因此，相当多的中国民族服饰，女性服饰色彩斑斓，饰物丰富；男子服饰则相对简单朴实。
年龄与服饰
人的一生有不同阶段，年龄的差别和增长带来了生理上的差别。因此，服饰也形成儿童、少年、青年、中年与老年等各种类型。幼儿期，穿开裆裤是普遍风俗，稍大一些，服装样式和色彩渐渐不同了。云南哈尼族姑娘，10岁左右，头上开始佩戴银泡小帽，闪闪发亮，腰间结着两头绣有五彩花纹的箭头形蓝布带，带的箭头花纹露在臀部，表示少女的天真无邪。十七八岁时，银泡帽沿边出现流苏，腰间带上新置一种名叫“批甲”的装饰物遮盖臀部，这象征姑娘已长大成人。达斡尔族姑娘小时，均留齐耳短发，成年后后梳，40岁盘发髻，越盘越高，50岁盘髻于顶，罩上黑纱网，以簪卡住。乌孜别克族青年妇女多穿连衣裙，色彩艳丽，头戴花巾；老年妇女多穿黑色、深绿色或咖啡色短装，扎白头巾。布依族少女习惯戴铜质手镯，成年后佩各类银饰。
中国许多民族中，婚前和婚后服饰差别显著。云南德宏州的傣家妇女，婚前多穿浅绯色大襟短衫，下着长裤，束一小围腰，婚后则改对襟短衫，黑统裙。新疆哈萨克族未婚女子头戴马皮制成的圆形小帽，帽顶平行，上插猫头鹰羽毛，胸佩串珠；婚后改蒙白头巾，头巾大而宽，一般要遮住头、肩、腰部，直达臀部以下。白族已婚妇女的发式由盘辫改为挽髻，用丝网罩住，不戴花头巾，绾以簪子或缠黑色包头帕。土族妇女婚否的标志，为裤子的膝部所套包筒（又称“贴弯”）的色彩，少女的“贴弯”为红色；婚后的“贴弯”是黑色或蓝色。
男子服饰随着年龄的长大，差异也相当明显。哈尼族男孩长到15岁时，要摘掉少年时戴的名为“吴厚”的圆帽，改扎名叫“吴普”的包头巾，表示已成人，未婚成年男子包色彩鲜艳的红色包头巾，婚后则改为黑色包头巾。广西瑶族，男子未订婚前须剃短发，将要结婚时才蓄发，结婚以后，男子用白布将梳好的长发包绞盘于头上。裕固族青年男子穿褐子或氆氇制的长袍，系红、蓝色腰带，戴圆筒平顶锦缎镶边的白毡帽、狐皮帽或礼帽，穿长统皮靴；老年时改穿矮领白褐子镶黑边的长袍，衣襟下开小衩，外套马蹄的袖的短褂，左耳戴大耳环，腰带上系腰刀、火镰、火石、小佛像、酒壶、鼻烟壶和旱烟袋等，并留长辫。独龙族男子服饰奇特，过去的相当一个时期里，未成年男子通常只在胯间系一条麻布，也有全身裸露的；成年后则用自制麻布遮身，且一年四季如此，有的则用藤索系于小腹，藤索上挂麻布条于胯间。
要言之，不同年龄的服饰变化，适应了不同年龄段人们社会角色和心理角色的需要。也是出于此种原因，服饰的设计、款式、颜色、衣料品种、质地的选用，都围绕这样的变化而确定。古今中外皆如此，中华民族服饰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职业与服饰
服饰的职业特点，是服饰的社会习俗之一。不同的职业分工，对服饰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人们的穿着一般适应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活动。如渔家有渔家的穿戴，牧人有牧人的打扮，工匠有工匠的装束等等。
在很早的时候，我国就形成了文官与武官的分工，也相应地出现了文人服饰与武人服饰。文人服饰可追溯到原始社会。考古发现，巫师、卜人等为了标明其职业特点或象征某种权威，其服饰式样以宽博为尚。春秋战国，文人多着儒服。汉时，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儒生一般都以穿儒服为雅。儒服的特点：方领，“被体深邃”，文质彬彬。凡穿上此种服饰，举手投足都要严格地依“礼”行事。东汉末年，文服则崇尚“羽扇纶巾”，如诸葛亮的服装。“纶巾”的盛行，源于对冕冠制度的厌弃。以巾束首的风气，一直延续到魏晋时代。唐宋时，文人多戴“进贤冠”。武人服饰主要适应战争的需要。古人的战袍，一般是夹的。天冷可以充棉絮，变成棉袍，白天穿在身上，扎营而宿时，则可成被子。从秦陵兵马俑来看，古代的战袍大约长至膝部，便于行军作战。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敌人兵器伤害，武职人员经常身披“盔甲”。秦陵兵马俑的战袍外即有套甲。由于东汉末年的战乱，出现了保护人体各部位的掩膊、胸甲、护腋、腿裙、颈铠和兜鍪的全身铠甲。从秦汉至明末，朝廷内的武职人员以“貂蝉冠”作为自己身分标志。此种冠，原是战国时，北方少数民族武将的帽饰，由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使它流传到中原地区，秦汉时，朝廷把它定为皇帝侍从卫士的冠帽。传到宋代，又称“笼巾”。“貂蝉冠”的特点是“附蝉为文，貂尾为饰”，另加黄金玉当、银饰、玉鼻。插貂尾可显出一种外柔内刚的风采。这就是历代帝王近卫武将的职业冠帽。
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宋代的工匠、商人、医师、屠户、厨师等各行各业的衣着服饰，各不相同，大都已形成其特殊的标记或式样。特别是僧、道服饰，因受宗教职业的影响，形成了一整套别具一格的服饰规范。佛教僧侣的服饰，根据佛教的制度，其衣分为：用5条布缝制的安陀会（内衣），7条布缝制的郁多罗（外衣），9—25条布缝制的僧伽黎（大衣）。另有方袍与袈裟。方袍式样与一般人所着相似，惟其作方形、博袖。袈裟又名覆膊、掩衣等，是一种覆左膊而掩右腋的服式。它是由许多块碎布补缀而成，因而又称“衲衣”，“衲衣”又是僧侣服饰的通称。藏传佛教僧侣的服饰又有自己的特色。道家着衣为头戴冠巾，身着道袍，然后在道袍之外束环裙，即下裳。再把鹤氅、罡衣等罩在外面，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印象。道士平时穿履，做法事时穿舄、均为赤色。戴冠、穿衣裳、着朱舄的道家服饰显然是一种保留先秦衣冠制度的服式。僧道服饰严格地受教规制约，因而千百年来几无变化。
地位与服饰
服饰常成为人们的社会地位与所属的阶层、阶级的标记。服饰初生，并无此功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化，服饰便逐渐地被寓入体现穿者身份、贵贱和地位高低的内容。事实上，在原始社会，部落酋长和氏族成员之间的服饰就已有了区分。进入阶级社会后，区分更加鲜明。因而人的社会地位常能从衣料、色彩、饰纹、佩饰之中体现出来。
中国传统服饰中，帽子及帽饰是一种身分和地位的象征。周代贵族男子一般戴冕、弁、冠，而平民百姓则只能戴巾帻，以幞头为例，唐代皇帝的幞头脚向上微曲，而臣子的幞头向下略垂。宋时朝臣则多戴展脚幞头。在明代，皇帝戴折脚向上的乌纱帽，大臣为平施两脚的乌纱帽。清代顶戴花翎是“功名”与“前程”的象征。“花翎”实际是孔雀翎，戴帽时，将花翎插在用翠绿玻璃制成的圆形翎眼内，系于顶上。清廷曾规定，皇亲宗室一律不得戴花翎，贝子以下允许戴三眼花翎，国公戴双眼花翎，五品以上戴单眼，六品以下只能戴无眼的蓝翎。
古代对服饰的衣料也有严格规定。周代时，狐裘是王公贵族的专用品，而下层人士穿羊羔皮。汉高祖曾下诏禁止商人穿锦绣等丝织品，平民百姓只能穿本色的麻布衣，不准百姓穿其他彩色的服饰。似此穿着的等级差别，历代不绝。服饰中的色彩，也由天子统一拟定。如黄色，隋文帝登位，举国同庆，皇帝黄袍加身，而天下同乐的仕宦百姓，无一敢以黄色服饰着身，否则将犯滔天大罪，遭夷灭九族的惨祸。唐代官员所着服饰颜色代表了森严的级别。如紫色为三品，深绯色为四品，浅绯色为五品，深绿色为六七品，青色为八品或九品。此外，服饰的图案及饰纹也是官员品级的标志。明朝官服，文官饰禽，武官饰兽。文武诸官服，又有具体饰物，狮子用于武官一二品，虎豹用于武官三四品，五品为熊，六七品为彪，八九品为犀牛、海马。官服中佩饰物也有等级之别。玉饰是官服中较早的饰物，统治者以玉的质地优劣来体现佩戴者身分。有所谓“天子佩白玉，公候佩山玄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王需玫”之分。秦汉官吏有佩印绶制度。人们可根据绶的长短、颜色、织工的精细程度，对佩带者的身份一目了然。琥印有玉、金、银、铜之别，绶有青、紫、墨、黄之分。印和绶的颁发，通常是组合在一起的，两者中级别越高者的组合，标志职位也越高。汉初丞相佩“金印紫绶”，以下是“银印青绶”、“铜印墨绶”等，由此可知，佩“金印紫绶”是地位最高的官员。
古代官员与儒生、主人与奴仆服饰差异也很大。《儒林外史》中，未及第的范进，头戴破毡帽，身穿麻布直裰；而张举人则头戴乌纱帽，身着葵花色圆领袍服，金带、皂靴。《红楼梦》中王熙凤的服饰：穿着桃红洒花袄，身披石青刻丝灰鼠披风，下着洋绉银鼠皮裙。而身为奴仆的鸳鸯穿着则是：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坎肩，下面露着玉色绸袜和大红绣鞋。两种身分，两种服饰，泾渭分明。但同为奴仆，其地位不同，穿着也不同。袭人是宝玉的大丫环，能穿裙子，而鸳鸯则不能。
古代官服上的十二章纹
12章纹，是指中国古代帝王及高级官员礼服上绘绣的12种纹饰，大约在周代已经形成，后延用到明清。
12章纹就是12种图案，它们是：“日”即太阳，太阳当中常绘有乌鸦。“月”即月亮，月亮当中常绘有蟾蜍或白兔。“星”即天上的星宿。“山”即群山，其图案为群山形。“龙”为龙形。“华虫”即是鸟类。“宗彝”即宗庙彝器，作尊形。“藻”即水藻，为水草形。“火”即火焰，为火焰形。“粉米”即白米，为米粒形。“黼”是黑白相次的斧形，刃白身黑。这十二种图案，各有其象征意义。日月星辰，“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龙，“取其能变化”；华虫，“取其文理”（即取其五彩外貌）；宗彝，取其忠孝；藻，取其洁净；火，取其光明；粉米，取其“养人”；黼，取其“割断”（做事果断之意）；黻，取其“背恶向善”。
12章纹之制自东汉确立后，各朝各代都把它作为封建的舆服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前后绵延近2000年，文献记载得很多，但流传下来的实物却很少。了解12章纹，对于我们阅读古籍、考察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有所帮助。
朝服、公服、祭服
中国的礼法，对服饰有具体的规定，不同的场合应穿不同的服饰。古代京官，除了家常穿用的衣服以外，至少还要备三种服饰：朝服、公服、祭服。《红楼梦》十六回写到贾政生辰时，夏太监宣旨，召贾政进宫见驾。贾政慌忙更衣入朝。贾政过生日，穿着豪华富丽，但仍为常服，去觐见皇帝，必须换上朝服。历代朝服，形制和颜色都不一样，一代有一代的规定，古代皇帝和官员一般都以冕服为朝服。他们头戴垂旒的冕，身穿绘有章纹的衣裳，下穿舄。君臣、官品之别，主要在于垂旒、章纹的多少和舄的质地的区别上。中古以后臣下不得戴冕。“朝服而服”，历来如此。除非皇帝恩准，否则穿错了就有“不敬”之罪。汉武帝时的江充，皇帝准备召见他，他提出穿常服见皇上，武帝点头应允。武安侯田分，没有皇帝的恩准，着直裾长单衣的常服进宫，被汉武帝以“不敬”之罪免爵。皇帝受百官朝见，也要换上朝服，随便不得。魏明帝召见杨阜时，头戴“绣帽”，穿一件“缥绫半袖”的常服。杨阜不满，说：“这从礼上来说，算什么朝服？”明帝从此不穿朝服不见杨阜。当然也有的皇帝在服饰礼节上比较宽容。南朝宋文帝着常服，在宫中读书，诸王与文帝相见，免了君臣大礼，颇有人情味。但大臣们出了斋阁进入太极殿，一定要在四厢换朝服。
所谓公服，即百官处理日常公务时所穿之服，又叫官服。地方官在衙门里坐公堂，也要穿公服。公服是官员执行公务时的“制服”，再热也必须穿。南朝宋时有个叫刘袭的郧州刺史。在州衙门办事时，因为太热，公服也不穿了。此事被史家载入史册，评之为“庸鄙”。同样，冬天也不能因为冷，在公服外面罩加别的衣服，而只能在里面多穿些。朝服与公服的区别，主要在于繁简不同。朝服要戴冠，一般是文官戴进贤冠，武官戴貂蝉冠，法官戴獬豸冠。其中进贤冠就有7个等级。
祭服是古代又一种有特色的服装，穿着于祭祀活动之时。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祭祀活动十分频繁。天子每年都要祭天地、山川、四方、五祀，诸侯则在地方举行类似活动，也包括祭山川、祭五祀等。此外，大夫也要祭五祀。为示隆重，祭祀时要穿特定的祭服。从史料看，秦汉以来的祭服，在形制上变化不太大，大体都为冕服。至于穿什么样的冕服，根据具体祭祀内容、穿着对象而定。关于皇帝的祭服，《东京梦华录》中有所记载，如宋徽宗郊祀时所穿祭服为“平天冠，二十四旒，青衮龙服、中单、朱舄，纯玉佩”。宋时祭服有以下几等：亲王、中书门下等祭服为九旒冕，王公祭服为冕无额花，九卿奉祀服七旒冕，四五品祭服为五旒冕，六品以下无剑、佩、绶等。总之，朝服、公服、祭服制度是一种与古代官职制度紧密相联的着装制度，是封建制度的集中反映。历代的朝服、公服、祭服渗透着浓烈的尊卑等级观念。
龙袍奥秘
中国帝王服装绣织龙的图案，迄今为止已有近三千年历史。早在周代，就出现了龙头朝上的“升龙”和龙头朝下的“降龙”衣服，不过这时是绣在衣上，因而这种衣服不叫龙袍，而称“龙衣”。秦汉以后，帝王平日虽穿的是上下相连的袍衫，可上面并无龙纹，仅用黄色作为标识。直到元明时期，才出现了龙纹。
将“龙袍”作为一种专用名称正式确定下来，并列入冠服制度，是清代的事情。清代龙袍的颜色以明黄为主，袍上绣有金龙和彩云，龙云之间，还分布着“十二章”图纹。按清代礼仪，皇帝的龙袍属于一种“吉服”，只能在一般的庆典活动时穿。遇有重大朝会，皇帝不是穿龙袍，而是比龙袍更高一等的朝服。
据史籍记载，当时的龙袍皆绣有9条龙，然实物及图像上往往只能见到8条龙，即胸前、背后各一，前后膝盖处各二，左右两肩各一。看来似缺一条。有人说，这条龙就是皇帝自己。其实，这条龙是被绣在一般不易被看见的里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皇帝是“九五之尊”，必须绣9条龙，但9又是一个奇数，在服装上很难做到均衡对称，所以将一条龙绣在里襟。这样，每件龙袍的龙纹仍为9条，而在正面或背面看时，所见又都是5条（两肩之龙前后都能看到）与“九五”之数正相符合。
凤冠
古代士族男子年满20岁行冠礼，女子15而行笄礼。女子戴冠则始于汉代。
汉代规定女子要戴冠，但一般也只定在祭祀时，为表明其高贵的身分和地位才戴。汉代的太皇太后、皇太后去宗庙时，戴的冠上装饰着许多首饰，最名贵的是凤凰，所以女冠就通称凤冠。它的本名则是“步摇”。凤冠一直用到清代，式样一变再变，已不像以前一步一摇的样子，所以步摇之名也渐渐被人淡忘了。
起初只有皇族女子戴冠，后来才轮到贵族和命妇，以及后宫宫女等，到宋仁宗皇礻右元年（1049），一般妇人也戴起冠来了。历史上的女子戴皇帝的“通天冠”的，只有武则天一个人。
凤冠的种类很多，汉代的凤冠上配的首饰还比较简单，晋代以后的凤冠上的首饰越来越多，越复杂。到清代，更是琳琅满目，多得难以计数，因而戴起来很费事，上重下轻，戴在头上会晃动。必须用簪和笄把凤冠与头发别在一起。
下面是见于古书记载的一些古代凤冠：九星灵芝夜光冠，传说是女仙上元夫人所戴。太真晨婴冠，传说西王母所戴。凤冠，汉代皇族妇女所戴。凤凰冠，晋代皇族妇女所戴。金莲花冠，前蜀的后宫妇女所戴。莲花冠，五代时，后宫妇女所戴。轻金冠，唐敬宗宝历二年，浙江进贡的舞女所戴。九龙花钗冠，宋仁宗明道元年，礼官规定皇太后入宗庙祭祀时所戴。妇人冠，宋代妇女所戴。垂肩冠，宋仁宗时代最流行的冠，后被下令禁止。犀冠，金代皇后平时所戴。龙凤冠，明代皇后所戴。珠翠庆云冠，明代皇妃、星嫔所戴。冬朝冠。夏朝冠，清代皇后冬、夏上朝时所戴。
冠冕
帽子，古代总称为“冠”。《楚辞·渔父》篇，就有“新沐者必弹冠”的记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说：“古以尺布头为巾：后世以纱、罗、布、葛缝合，方者为巾，圆者为帽，加以漆制曰冠。”和舆服一样，要以人物地位高低分等。官的大小，冠上的顶子就有红、蓝、白的区分：大总统帽上的明珠，慈禧太后凤冠上的宝石，价值连城，别人不得越礼。冠有冕、幞、巾帻、弁之分；冕适用于帝王、诸侯、卿大夫；幞头，据《朱子语录》云：“唐人幞头初止以纱为之，后以软遂斫木作山子，起于鱼朝恩。”北周武帝用漆纱制之；至唐又有纱帽制之。“巾”，《后汉书》说：“单衣幅巾”。是扎在头上的织物帻巾。《晋书》“舆服制”载：“文武官皆免冠著帻。”“弁”是皮革制成的帽子。《周礼司服》云：“凡甸冠弁服，谓冠而如弁也。”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谓立冠而加弁，故称冠弁，即孟子说的“皮冠”。还有古代妇女戴的“冠子”。
帽子与世俗礼仪有密切的关系。《论语》说，“羔裘云冠，不以吊”，这是规矩。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帽子为人增添了不少威严；成语有“衣冠楚楚，仪表堂堂”；“冠冕堂皇”，如果你衣冠不整，就要为人所不齿。做官的戴帽，美其名曰“升冠”，音同升官，讨个吉利的口彩。在中国古代，贵族子弟二十而冠，表示成年，要举行隆重的冠礼。帽子戴在人的头上，是人尊严的表率。《史记》说：“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予首；履虽新，必关于足。”公元前480年，子路与人斗，冠坠，曰匪礼也，取冠，乃为敌所醢。为了帽子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古人可有点“傻”？《汉书·郦食其传》说：“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这是对读书人的蔑视和恶作剧。但现代人，亲友路途邂逅，互相脱帽鞠躬，则是表示虔诚的敬意。帽子也象征和代表职位，辞职不干，称“挂冠”而去，即现今所谓“扌贯纱帽”也。
在人类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借帽子来抒发感情。宋朝岳飞的《满江红》词中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显示了武穆公对国事坎坷的悲愤，吐露了胸怀壮烈，凛然正气的爱国热情。鲁迅先生在赠柳亚子的《自嘲》诗中的“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描绘了在反动派残酷的迫害下，先生处境险恶，还是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战斗姿态。苏洵《管仲论》中说的“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而相庆矣！”小人得意忘形的神态，跃然纸上。
帽子也成为现代生活中某种事物借假的名称，如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在股票上涨时乘机买空卖空，称为“抢帽子”。对人批评无限上纲，称为“乱扣帽子”。帮会切口，流氓在电车窗口抢乘客帽子，称为“抛顶宫”……冠在人们最高处，故竞赛第一名也称“冠军”。如《汉书》中说“高祖开基，肖曹为冠”；“楚宋义伐秦，号称冠军”；霍去病破匈奴，封“冠军侯”；南北朝有冠军将军；唐置冠军大将军等等。
吉服和凶服
趋吉避凶是人类的普遍心理。过节、生辰、结婚是吉事。灾荒、兵败、死亡为凶事。我国人民十分讲究吉事穿吉服，凶事穿凶服。服饰文化不仅与物质生活有关，也与精神生活有密切关系。
穿吉服的情况很多，大致有以下三种。一是节日穿吉服。中国人过传统节日，在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都尽量穿得好些。如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一般都衣着鲜丽、华美，呈现出节日气氛；正月十五也是大节，着新衣的更多，就连贫民，也都穿上洁净的服装。二是生日穿吉衣。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小儿的周岁，青年的冠礼、笄礼，老人的逢十生辰。小儿满周岁，要为其洗澡、添制新衣；青年人冠礼、笄礼，要换一套成人新衣；老人大寿，更是穿着讲究了。《红楼梦》中贾母80大寿之日，衣着全新，迎接前来祝寿的亲朋好友、达官贵人，且按前来祝寿之人地位不同，着不同服饰迎接。其三为新婚着吉衣。新郎、新娘在服饰上都特别讲究。汉以前，新郎戴一顶黑中带红的礼冠，黑色上衣，镶黑边的大红色下裳；新娘则头戴假发编的首饰，上下身穿一袭镶着大红边的深青色丝织衣裳。明时，朝廷正式规定庶民可以用九品命服为结婚吉服，故此后新婚男子被称为“新郎官”，凤冠霞被则成为新娘的通服。在封建社会中，贫富等级不同，婚礼的吉服也有差距。富者嫁女，花冠价高者可达数十万钱，贫者则仅以铜钗为新婚首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吉服华丽鲜洁，凶服则用缟素，即白色的衣服。古代把大病疫、大饥荒、大灾害视为凶事，逢此，天子及大臣都要穿白色的衣服。最大的凶事为死亡。遇到丧事，有关的人按与死者关系的远近，服不同的丧服。丧服从重到轻，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等五种，合称五服。最重的丧服为斩衰，比如儿子和没有出嫁的女儿死了父亲或母亲，就要服斩衰。所谓斩衰，是用最粗的生麻布制成的丧服，断处外露，不缉边，着穿三年。最轻的丧服为缌麻，用最细的熟麻布做成。丧礼服制中，由粗生麻布到最细熟麻布的五个等级差别，标志着直系血缘关系与旁系因缘关系，亲与疏的差别。丧事期间，一定要服丧服，违反礼制，就要受到惩罚。五服之外，古代还有一种轻度的服丧方式，叫“袒免”，主要发生于朋友之间。友人亡故，如果亲自前去吊丧，在灵堂吊唁或殡葬时，也要披麻。若在异地，“袒免”便可，即袒露左臂，去掉冠。近代以来，丧服制度大有改变。现今在告别死者时，左胸别有小白花，臂围一黑纱，妇女则于发际间插一朵小白花等。这些象征性的志哀方式，较之古代丧服，大大简化了。
旗袍
旗袍最初本是我国满族旗人妇女的上著服装。后来，汉族的妇女也开始穿起来，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的女式服装。
据资料记载，最早穿旗袍的汉族妇女是上海的女学生。她们穿着宽敞的旗袍，引起了各界妇女羡慕，并纷纷仿效。同时，社会舆论对此也大加赞扬。于是，旗袍竟成了当时女子最时髦的服装。
清末满族旗女穿的旗袍是宽大、平直、衣长至足，所选用的衣料大都是绣花红缎，在旗袍的领、襟、袖的边缘部分都用宽边镶滚。
20年代初，旗袍开始普及，其式样与清末的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旗袍的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了。20年代末，因受欧美服式的影响，旗袍式样也有了较大的改变。此时的旗袍，衣长大大缩短，穿着比以前更称身合体，也更能衬托出女性的曲线美。
到了30年代，旗袍已很盛行，先是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但不久，又兴起低领来，领子越低越“摩登”，甚至有穿无领旗袍的。袖子的变化也是时而流行长的，长过手腕；时而流行短的，短至露肘。至于衣长，一个时期流行长的，长至下摆曳地；以后又流行短的，短过膝盖。
从40年代起，旗袍的式样趋于取消袖子，缩短衣长和减低领高，使旗袍更加轻便、适体。
新中国成立之初，妇女穿旗袍的还很普遍。以后由于各种原因，穿旗袍的就越来越少了。但旗袍作为我国的一种传统的民族服装，是具有一定特点的。它线条简练而优美，造型质朴而大方，比较适合妇女穿着，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影响。近年来，我国的服装设计者集思广益、推陈出新，将传统的旗袍式样与现代女装式样揉合起来，使旗袍以崭新的风姿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百衲衣
僧人常穿的法衣称为“袈裟”，这是根据梵文音译而来，缝制这种僧衣有严格的规定，一般都是用若干条长方形布片缝成，并且只准用类似黑色的布片。但是，我国又称僧衣为“百衲衣”，因为汉族地区有的僧人为了表示苦修，常拾取别人丢弃的陈旧杂碎的布片，洗涤干净后，加以密缝拼缀而成衣，通称为“衲衣”，也称功德衣、无畏衣等。一般僧人常自称“衲子”或“贫衲”，即由此而来。后来，根据这个百衲的意思，凡是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都以百衲称之。如百衲本、百衲琴、百衲碑等。
“黄马褂”
马褂是清朝官吏的一种制服，穿在袍外面，长到腰，便于骑马，袖到肘，便于射箭，所以叫马褂。皇帝的随从和护卫的“内大臣”和“侍卫”所穿的马褂是用明黄色的绸缎或纱做的，所以叫“黄马褂”。这是天子近侍的服装，这种服装十分名贵，一般官吏以得到黄马褂为荣耀。清统治者为了笼络臣下，又用黄马褂做赏赐品，所以当时有“赏穿黄马褂”的说法。
人类何时缝衣织布
1933年，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发掘出了众多的文化遗物，其中一枚用兽骨刮制成的骨针，很引人注目。这说明，在距今一万七八千年的山顶洞人，已用兽皮来缝制衣服。1973年在江苏吴县草鞋山发现三块碳化了的纺织物残片，经鉴定纤维原料可能是野生葛。这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纺织品实物，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它的发现，表明在距今7000多年左右，长江下游的远古先民已开始利用野生葛原料纺纱织布，以此保护身体。
草鞋山纺织品，线纱粗细均匀，质地坚密，编织花样井然有序，工艺较为复杂，已不是最原始的纺织品。它说明这一历史时期，我国的纺织手工业已发展到一定水平。考古发现最多的是纺纱工具——纺轮。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各地普遍有纺轮出土。它们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纺纱工具（西方最早的实物例证，是公元前1700年壁画上的纺轮）。纺轮是今天纺锭的鼻祖。它的出现，为原始居民解决穿衣问题带来了福音。由于它方便实用，至今仍有人在使用。它是我国纺纱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帽子
人们开始使用帽子并不是为了保暖与防护，而是作为一种装饰品。帽子在我国很早就发明了，成语“冠冕堂皇”的“冠”、“冕”，指的就是帽子。“冠”，并不像今天的帽子把头顶全部盖住，它只有狭窄的冠梁，遮住头顶的一部分，两旁用丝带在领下打结固定。古代的男子20岁开始戴冠，戴冠时，要举行“冠礼”，表示成年的开始。在汉朝，冠分10多种，供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冕”出现得比“冠”更早。这种，“冕”前低后高，表示恭敬，前面用丝线垂面，使目不斜视，两旁用丝线遮耳，表示不听谗言。这种“冕”是帝王专用的，皇子继承皇位，才能加“冕”。古代劳动人民则戴头巾。据载：“巾佩帽。本以拭物，后人着之于头。”可见，头巾本来是劳动时擦汗的布，后被当着帽子裹在头上。
我国各个民族的帽子、头巾，更是五彩缤纷，维吾尔族的小花帽、蒙古族的狐皮帽、土族的织绵毡帽、裕固族的喇叭型红缨帽、阿昌族的高筒式包头、瑶族的雉尾包头等等，都已成为识别这些民族的标志。
帽子还同一定的礼节相关，现在人们脱帽表示礼貌。但在我国古代，脱帽是无礼的举动。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张旭酒醉后竟脱帽露顶王公前，这在当时是失体统的。
顶戴、花翎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因此官服形制和历代不同。由于等级观念森严，对官员的服饰有严格的规定，依品质、数量、颜色的不同来区别官位大小，绝对不许滥用。所谓“顶戴”，就是官员戴的帽顶。从色泽上分，一、二品都是红色的，三、四品都是蓝色的，五、六品都是白色的，七品以下则为金色。在同色之中，各品的顶戴又有区别：一、二品有纯红和杂红之分；三、四品有亮蓝和暗蓝之分。进士、举人、贡生都戴金顶，生员、监生则戴银顶。具体戴的东西是：一品戴珊瑚；二品戴起花珊瑚；三品戴蓝宝石或蓝色明玻璃；四品戴青金色或蓝色涅玻璃；五品戴水晶或白色明玻璃；六品戴碎磲或白色涅玻璃；七品戴素金顶；八品戴起花金顶；九品戴镂花金顶。
“花翎”是皇帝特赐的插在帽上的装饰品，一般是赏给有军功的人或对朝廷有特殊贡献的人。翎分蓝翎和花翎二种。花翎是孔雀翎，它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六品以下的官员只赏给蓝翎，五品以上赏给单眼花翎，双眼花翎赏给大官，三眼花翎则是赏给亲王、贝勒等皇族和有特殊功勋的上臣。
乌纱帽
南朝宋、齐时，天子戴白纱帽，百姓戴杂色纱帽。隋唐时，天子百官士遮都戴乌纱帽。明代始把纱帽定为文武官员的礼帽。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官员上朝和办公的制服是戴乌纱帽，穿团领衫，束腰带。有功名但未授官的状元、进士和“致仕”的官员，也可戴乌纱帽，因而乌纱帽变成了专门的官帽。“丢掉乌纱帽”就意味着削职为民了。